真正参与到记者的工作当中，经受社会运动的洗礼应该是乌坎事件。我从台湾一回到中国大陆就发生了这个事件。又是一个选举，我就觉得特别兴奋，我要去。我当时作为一个大学生进入那个环境说实话是很危险的。现在想起来就是所谓的“初生牛犊不怕虎”。乌坎事件也让我第一次开始接触复杂的、大专题的政治报道。幸运的是，我在那里遇到了张洁平小姐。她长得特别显小，我还问她是不是也是实习生，几天以后我才知道原来她是《阳光时务周刊》的采访主任。她带着我到处采访。我们共同写的封面专题获得了2012年香港人权新闻奖——我的第一个人权新闻奖。当时我才22岁。我刚开始的媒体经验其实是很多人的支持、关爱和社会环境结合起来的吧。
乌坎可能是开始，但709家属的报道可能是结束。709家属是我报道过的抗争群体里我最欣赏的一群。她们有非常纯粹的理念，成长得非常快，从一开始只是为了自己丈夫的释放去声援或者去抗争，到后来变成一群非常核心的人权捍卫者，参与到各种各样的抗争里面、支持各种各样的政治犯和他们的家人。从妻子成长到人权活动家。她们有很多创意型的行动，会把社会生活、个人感情、家庭和对社会、国家所谓的责任感都结合在一起。她们的视角和行动力特别让我赞叹，但是她们的境况也特别让人难过。她们的丈夫也是好几年才能被释放，和她们重聚。但是即使是那么优秀，那么有行动力和抗争力的抗争者，在那个系统里的角色也几乎是被碾压的情况。她们勉强保障了自己的安全，却没有办法真正地改变这个结构，或者推进自己的议题。
我会觉得我所了解到的社会运动本身可能已经到了一个瓶颈。709家属其实对我来说也是成长过程的一个节点。做完那个报道，我觉得我可能见过最美丽的一群人，我现在要去了解一些别的东西，才可以在我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2018我年到美国乔治城大学的外交学院留学，专业是全球政治与安全。我目前在乔治城大学的法学院工作，是亚洲法中心的中国法研究员。
从一开始懵懵懂懂的，到乌坎的时候觉得很不忿——为什么这群人合法要求自己的权利要被打压？到后来的很多报道：包括薄熙来事件、对NGO的打压、最后是709，我会觉得这是一个系统性的东西。我意识到这个国家机器它本身，它的目的就是要控制和压制社会的活力和抗争力。你可以看到，它是方方面面全面地压制一个社会的活力跟它民主精神、民主尝试和抗争意向，以及它是如何非常精妙的，或者是非常有策略的在设计如何压制和控制这个社会以维持政权的安全。
很多人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同的领导人上台，习近平也好，胡锦涛也好就变一变。其实中国共产党非常有逻辑一致性，他们在各个时期选择对维持自己的政权有利的政策和表现，在国际上的表现也好，对人民的表现也好。在整个报道的过程当中，我对这个政权的了解一步一步地清晰化了。
我写书、做记者，看起来比较多人知道，但其实在经济收入方面是入不敷出的，要自己想很多办法去维持自己的生活。但我觉得人是可以选择这样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一种不那么被社会认可，但是自己更相信的，更符合自己的认知、自己的良心、责任感的这样一种生活。比如说我是读金融工程的，我可以不进银行，我可以不去华尔街，我可以不赚很多很多的钱，但我选择一种更符合我自己价值观的一种生活和工作。
因为种种原因，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办法回中国和家人团聚。但是我已经是非常幸运地处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所以我比其他人有理由在一些必须的时候承担责任，做一些该做的事情。我觉得我个人的担忧和抱怨其实都是特别微不足道的。很多人在中国，哪怕在更加危险的环境当中，也在做着他们应该做的事情。我只能每走一步去看下一步怎么走，去选择最符合我内心渴望和相信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