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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胡适日记中的“一二·九”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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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胡适与友人在一起

1932年以后,在民族救亡的激情一天比一天高涨的情况下,连北大的学生也和他(胡适,编者注)越来越疏离了。青年学生愈是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便愈应冷静,也愈应把握时机追求知识,“把自己铸造成器”,以为将来救国的凭借,这是他一生所持的坚强信念。早在康乃尔大学读书时期,他已坚决地宣传这样的主张,并因此招来一片毒恶的咒骂(见《留学日记》卷九,二四“《致留学界公函》”及三三“《致留学界公函》发表后之反响”两条)。在抗战前几年的北平,他仍然用同样的话告诫青年。这一主张的是非,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这里不必涉及。我想指出的是,他此时此地重弹旧调,确是本诸他自己的信念,并不是因为他是北大文学院长,必须维持“秩序”的缘故。这里让我略引他在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的日记来说明他和青年的关系。

【1935年12月9日:上午十点上课。班上人还是满的。外间各学校学生今天有请愿之举,北大学生都没有加入。

十二点下课时,何淬廉来谈,始知因清华、燕大学生要进城请愿,西直门也关了。

一点聚餐,大家都谈学生请愿事。我们费了二十多日的力量,只是要青年人安心求学。今天学生此举,虽出于爱国热心的居多,但已有几张传单出现,其中语言多是有作用的,容易被人利用作口实。】

“一二·九”是刘少奇主持中共北方局的一大杰作。当时中共为了解脱在陕北的困境,决定发动全国舆论以促成中日战争的及早爆发,学生们沸腾的爱国热忱,自然首先成为这一新策略的突破点。因此潜伏在清华、燕大和北大的地下党员及其组织便在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发动了“一二·九”运动。关于这一点,当年的参与者已公开站出来,作了极其坦率的交代,可看高文华《1935年前后北方局的情况》,收入《中共党史资料》(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页184-188)、陆璀《晨星集》(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页7、19)。《胡适日记》所说传单中“语言多是有作用的”,大概不外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类的话。这一有组织的暗中运作不是胡适等少数人“安心求学”的口头劝告所能抵抗得住的,他的《为学生运动进一言》(《独立评论》第182期,1935年12月)和《再论学生运动》(同上,第183期)两篇文字,尽管苦口婆心,都是完全白写的。萧公权先生回忆当时清华的情况,恰可与北大相印证。他说:“赤色阴谋家”事先已指使党徒和同路人渗入清华。教职员和学生当中究竟有多少人有心或无意地参与阴谋,为外人无从知道。我想为数不会很多,用有组织的少数去控制无组织的多数,只需要屈指可数的几个“活动分子”便行了(萧公权《问学谏往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页107)。萧先生虽不知内情,推理则十分精确。所以12月9日以后,北大的学生终于被卷入了运动之中。同一天的《日记》接着记下午三点以后的情形,说:

【从长安(饭店)出来,过王府井大街,见有学生一队,似是游行到此。车过东安门大街,见最后一部分打着北京大学旗子,约有三四十人。他们见我的车子,都纷纷私语。

我赶到第二院,见着郑秘书长(天挺),始知游行队到第一院门口站了十五分钟,高喊“欢迎北大同学参加”的口号。

有几十个学生忍不住了,出去加入游行。我回到家中,得郑秘书长电话,知游行队已散了。晚上居仁堂打电话来,邀各校校长开会商议学生游行事。(中略)秦德纯市长报告,今天高桥武官去市府抗议,说今天学生游行,是有背景,主谋人是蒋梦麟与胡适。】

读此记,可知北大学生头一天还能保持安静,只有几十个人忍不住参加了游行。胡适等人“费了二十多日的力量”,所得不过如此。最可笑的是日本军方,反而疑心学生游行的主谋人是蒋梦麟和胡适,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严密可见一斑。但紧接着北大的学生也动了起来。

【12月10日:今天到学校,知道学生要罢课,真是幼稚之至。我与梦麟、枚荪(按:法学院长周炳琳)忙了一天,不知能挽救否。】

但这一天有一个北大学生给他写了下面这封信:

【适之先生:

《塘沽协定》签字以后,你曾替它辩护过!现在丧心病狂的军人又把整个的华北出卖了,你还替它辩护吗?……唉!我的胡适之老师!!

在这样危急的环境之下,凡属热血的青年学生,谁心中不比丧了父母还难过!激于爱国的热情放出一声惨痛的呼喊,以求鼓起同学们的猛醒,这你能说是不正当的吗?!这你能说是轨外行动吗?倘若你以为这是不当,那你真是丧心病狂了!该杀的教育界的蠢贼!

今天一院的通告,你亲自撕下去了!在你撕的时候,你的耳朵还红了一红!我们看见你那样的心情,真哭笑不得!胡先生我们深切的明白了你的人格!你的人格连一个无知的工友都不如!只有用粗野的手段对付你才合适!你妈的!难道华北卖给日本以后,你还能当北大的文学院长吗?你把我这热心的青年学生残杀几个,陷害几个,你心还很通(按:“痛”字之误)快吗?即使你阻止住了我们爱国心的沸腾,于你有什么好处?!于你的良心也过意得去吗?

现在警告你:向后你若再撕毁关于爱国的通告,准打断了(按:“了”字当删)你的腿,叫你成个拐狗!勿谓言之不豫也!

将来杀你的人启十二月十日】

这确是一个热血沸腾的爱国学生所写的抗议信,他满腔激愤,所以句句都加上惊叹号和问号。这应该是一位全无背景的青年,但他的正义怒火已被挑拨得熊熊燃烧起来了。胡适再雄辩,他的每个字此时都变成火上加油。这封信的史料价值很高,使我们真切而具体地领会到当时青年学生的一般心理状态。

此后北大学生便从酝酿到实行罢课,《日记》中天天都有记载。胡适虽试着上堂讲课,效果也微弱得可怜。试看12月13日(星期五)《日记》:

我上下午的两班都有学生来,上午约有三十人,下午约有十五人。我告诉他们,他们的独立精神是可爱的。

再看12月20日(星期五):

下午重到大学,只有周祖谟一人来上课!谈到四点。

这样的课当然讲不下去了。但长远地看,胡适服膺的易卜生主义——“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毕竟也自有其颠扑不破的真理在。周祖谟后来在南北朝音韵学与史学方面都有极高的造诣,学术上的贡献很大。至于那些“将来杀你的人”,恐怕大多数是被自己义愤的火焰吞没了。这真是20世纪中国最大的悲剧。胡适在12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

【孟真说我近日脾气不好!其实我这几天的失望比前二十天更大。青年人没有知识,没有领袖,单靠捏造谣言来维持一种浮动的局面,是可痛心的。

今天城内各校传说日本兵到清华,打伤了几个学生,死了一个。城外各校则传说师大前天死了一个女生,并说死在协和医院!城里造城外的谣言,城外造城里的谣言!可怜!】

城里城外互造谣言以“维持一种浮动的局面”,因《胡适日记》而保存了下来,但胡适的理解则完全错误。他限于五四学生运动的经验,以为学运的领袖都是公开站出来领导,如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罗隆基等皆是明证。“一二·九”没有五四型的学生领袖,是因为它的“领袖”是“真人不露相”的地下组织。“一二·九”在北大的最后高潮发生在12月31日下午蒋梦麟校长所召开的全体学生大会。据胡适贴存的剪报,这次到会的学生有六百人,空气十分紧张。下面是《胡适日记》关于这次大会的简单记述:

【十点梦麟电话邀去谈话。各校长都到。昨天北大学生代表会议决二事:①南下请愿,②反对提前放假。我们今天议决,由北大校长下午召开学生会,看结果如何,再定政策。(中略)

三点赶到北大三院,刚开会。梦麟先生先报告,次请我说话。我刚起立,即有几个学生江之源等大声“嘘”我,我从容把大衣脱下,上台说话。说了半点钟,我提议请校长测验公意,以二事付表决:①一月四日提前放假,②如不放假,一月四日复课。江之源等又大呼噪,说这是谈话会,不是学生会。我告诉他们:这是最大的全体学生会,我们要问问全体学生的意见。如果多数学生不赞成昨天的代表会决议,代表应该反省,应该复议他们的决议。如果少数人把持不许同学多数有个表示的机会,这种把持是不会持久的,将来必要被打倒的。我请梦麟把问题写在黑板上,先表决:

①四日提前放假,无人举手。

②不赞成提前(放)假,约有七八十人举手。次表决四日复课:举手者,一〇一人。次反表决不复课:举手者七八人。有人喊,“不要表决!”那几只手又放下了。结果是零。

次有学生王毓铨演说,又有一人演说。次由周枚荪演说,梦麟即宣告散会。】

这是北大校史上相当重要的一页,当时报纸虽有报道,但从胡适个人的观点记述,并且把“嘘”之类的细节也如实写出,毕竟生动有趣得多。《日记》中关于“一二·九”运动记载,从第一天只有二三十人参加游行,到最后开全体学生大会,完全是实录。怎么可以如此断定呢?五十多年后,胡适的一位中文系女学生回忆老师,特别有一节专记这一段经过,其中大端以至细节无不若合符节,不过由于年代过远,不免有些模糊而已(见曹美英:《回忆胡适老师》,收在李又宁主编《回忆胡适之先生文集》,第二集;纽约:天外出版社,1997年版,页119-121)。

从“一二·九”运动看,北大学生的表现究竟和清华、燕京还是有些不同,他们最初不肯盲从游行的群众,正是因为“北大一向标榜个人自由,当时连学生会都没有”(同上,页119)。这不能不说与胡适的影响有一定程度的联系。上面我引了一封“将来杀你的人”的信,但是我也要报告,北大学生中也不乏同情和支持胡适的人。在12月31日开大会的当晚,一个学生写了下面的短信:

【胡先生尊鉴:今天在北河沿本校三院大礼堂恭聆先生的高明的言论,我万分钦佩,并恳切地请求先生鼎力使年假后复课的事实现。此外我要乞求先生原谅那些所谓代表们的无耻的(听说他们家里破了产,所以受某方津贴,甘心为其利用,其实也很可怜的)卤莽的可笑的举动。

敬爱你的一个学生谨上】

二十四年岁末这个“敬爱你的一个学生”和“将来杀你的人”真是相映成趣。另外一封信署名“学生友仁”,自称是“学数理的青年”。他因为那次大会中“所受刺激太深,晚上回来总睡不好”,所以在一星期之后(1936年1月7日)写了一封长信给胡适。原信太长,这里只能摘引最有关的一段。他是这样说的:“近因时局转变,我们有第一次的议决案——罢课三天表示点真正民意——我当然极端赞成。第二次的无限期罢课议案发表出来,我们有几位同学负责向学生会建议,告诉他们对于这样大的难题,应当召开全体大会,让大家有充分讨论的机会,然后举行全体总投票(因大会总有不到者)。不料我们所得着的答复:‘不识时务,胆大妄为。’闷了二十多天……那天召开谈话会,我当然是赞成复课的一员。不过看到少数藏在群众中……用极卑鄙的手段威吓别人,而有些同学也就被吓唬住了,不敢举手。正在气愤时,刚好听到胡先生的‘懦夫’二字,使我猛然想起在中学里的一段故事:有一次我们的英文先生(她是一位英国传教师)要一个学生念一段文章,等了五六分钟之久,她亲自下去问他的结果。‘我念不好,怕别人冷笑。’她于是上去写了一个大字‘coward’。以后每次上堂头一句要大家一起念‘I am not a coward’。那时我在班中最小(约十三岁),没有想到这几个字是做人一个根本原则。现在北平各大学的情形,关键全在这些coward的身上。我不懂受了十年以上(小学六年中学六年)的教育的青年,对于‘应做什么?’‘能做什么?’这两句话还不能肯定答复自己。”在全信的结尾,他虔敬地说:“胡先生,你的几十年来的特立独行的精神,我很愿意尽力取得!”(《日记》1936年1月7日条之后)这是一个奉胡适为楷模的学生。也和胡适一样,他爱国而不陷于激情,愤慨而仍能大致保持清醒和平静。根据这些第一手的证词,我们现在可以心安理得地说:即使在1930年代中国民族激情最高昂之际,胡适对于青年学生的影响力也没有完全丧失。然而这一点点个人的力量最后终于敌不过那些有组织、有计划的暗中活动。关于这一段经历,胡适在晚年追忆起来犹有余痛。1960年12月11日他在复张佛泉的信中说:

【谢谢你十二月九日的信。你记得“一二·九”的学潮吗?……那年(1935)傅孟真兄与我从十一月十九日起努力鼓励宋哲元诸人抗拒日本和汉奸的华北自治运动。我们作了整二十天的努力,还是为了想避免青年学生的牺牲。

“一二·九”以后,我们的努力大受打击,加上在君(按:丁文江)病危也还是十二月九日!一切电报——长沙、南京、上海——都打到我家。(回想那几天的情形,真不好过。)(引见《年谱长编》,第九册,页3397)】

最后,我还要引一段他的话,说明他对青年人的态度的概括。1936年1月7日周作人有信给他,安慰他在“一二·九”学潮中所受的打击,他第二天回信说:

【你说:“我们平常以为青年是在我们这一边。”我要抗议:我从来不作此想。我在这十年中,明白承认青年人多数不站在我这一边,因为我不肯学时髦,不能说假话,又不能供给他们“低级趣味”,当然不能抓住他们。但我始终不肯放弃他们,我仍然要对他们说我的话,听不听由他们,我终不忍不说。(附在《日记》1936年1月8日条后)】

(摘自《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余英时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标题为编者所加,摘引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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