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互联网还不能用来做金融创新；
那时候，大数据还不能用来杀熟；
那时候，互联网还只是互联网；
今天，互联网成了生活；
而生活，总是充满着算计。
六、
今天科技公司的影向力和财富在规糢上只有19世纪美国的那些大亨才能相比。
那也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在那个时代，诞生了铁路大王范斯比尔特、钢铁大王卡耐基、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汽车大王福特……
没错，他们和他们所在的行业是美国从一个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工业国家并且在 GDP上最终超越当时的日不落帝国英国。
那时候铁路就是今天互联网、那时候钢铁就是今天 CPU、那时候的石油就是今天数据库、那时候的汽车就是今天的移动电话。
在亨利福特晚年的某一天，一位年轻人跟垂老的福特争论问题，讨论非常激烈，气盛的年轻人脱口而出：
“先生，时代不同了，如今已经是现代了……”
然而，没等他说完，福特就盛气凌人地打断他说：
“年轻人，现代是我创造的。”
没错，他们的确创造了一个时代，他们构建了现代生活。
那么，他们的命运和形象如何呢？
简单地说，他们在产业界名声并不太好。
他们身上被贴上了“残酷竞争”、“垄断”、“打压同行”、“操控股价”、“店大欺客”的标签（以技术见长的福特似乎是个例外）
他们中就有旗下公司被强制分拆的命运，他们在大众心中的形象也往往并非是英雄而是可望而不可及、高高在上的大亨。
洛克菲勒的传记作者荣・切诺说：
“当时的美国有一半人想用私刑处死洛克菲勒，而另一半人只想向他祈求贷款”。
铁路大亨范德比尔特在决定要停运一条热门的铁路线路时，有记者问他为什么不考虑一下大众的利益？
他的回答是：“该死的大众！”
当然，必须要说明的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晚年通过广泛而规糢庞大的慈善行动重新赢得了历史的尊敬。
比如钢铁大王卡耐基，没有给子女留任何遗产，将所有财产全部捐献了出去。
他的名言“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今天依然深深地影向了比尔盖茨等新一代美国富豪。
很显然，我们今天的科技巨富们面临着一百年前同样的问题，然而他们在慈善和回馈社会层面做的还远远不够。
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年的新词“第三次分配”意味深长。
七、
有人说，你说的不对啊，你看美国不还有嚣张叛逆口无遮拦如摇滚巨星般的埃隆马斯克吗？
他可没有像其他任何人一样隐退或者变得低调。
是啊，这是为什么呢？
这背后其实有底层逻辑的，马斯克做的事和今天互联网平台做的事绝然不同。
他的商业糢式纯粹依靠硬核技术获取利润，而并非像互联网公司一样依靠技术构建平台然后收税，他是在原子世界而非比特世界挑战人类的极限。
某种意义上，他在做彼得蒂尔眼中的从0到1的事，因此他做的事有着天然的正当性。
特斯拉并不涉及“金融杠杆”，SpaceX也没有“困在系统里”，太阳城不会“大数据杀熟”…….
因为这些公司的业务都足够硬核，足够“蓝海”，足够振奋人心。
你可以批评马斯克口无遮拦、夸张营销，但你无法否认他和他的公司所做的事情都是人类之前没有做过的。
事实上，马斯克其实也给今天的科技领袖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方向。
显而易见，我们的时代需要更多的马斯克，但我们的时代不需要更多的扎克伯克；
通过垄断获取资本之后拿这些资本去干什么很重要，我们来看一看当年贝尔公司是如何做的？
贝尔发明电话后创办了贝尔电话公司，贝尔电话公司一度占领了73%美国有线电话的市场。
没错，它获得了超额的垄断利润，它拿着这些利润中的一部分拿出来成立了贝尔实验室。
鼎鼎大名的贝尔实验室创造了许多奇迹，先后诞生了了晶体管、二级发光管、电子计算机、通讯卫星等改变世界的伟大发明，获得了超过两万五千项专利，光诺贝尔奖，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就拿了7个。
如何赚钱很重要，赚钱后如何花钱同样重要——
投向跑马圈地还是投向星辰大海？其中的区别很大。
好，问题来了——我们时代的贝尔实验室在哪里？
八、
改善劳资关系也是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命题。
为什么“996ICU”、“困在系统里”会引发如此广泛的讨论？
这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日益紧张的劳资关系，而这种劳资关系的紧张背后是互联网赢者通吃法则下激烈的竞争导致的。
这种紧张关系其实也和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如出一辙。
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改善的空间。
事实上，亨利福特之所以那一代大亨中口碑和形象都相对正面除了他依靠技术层面而非占有资源获得财富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实行的”五美元日薪”的制度。
为什么“五美元日薪”成功地改善了劳资关系并在当时引发了巨大反向呢？
我们把时间拉回到20世纪20年代年。
那时候流水线刚刚兴起，工人的工作强度非常大，枯燥而疲惫，对此卓别林在《摩登时代》中有生动的演绎。
一位当时工人曾声称：“要是再让我接连86天只能拧紧86号螺丝，那我非得变成庞迪埃疯人院的第86号神经病不可。”
在高强度的工作下，美国工人的工资水平其实并不高。
当时汽车业的平均工资大概是日薪2.3美元，煤矿业是2.5美元，钢铁业只有1.75美元。
福特通过流水线大规糢卖车获得大量利润后决心改变这种现象，1912年1月5日，福特在报纸上宣布了“日薪5美金”的工资政策。
当时所有人都认为福特疯了，包括和他亲密工作的副手，这是就好比——
今天某一家外卖公司突然宣布其外卖小哥的工资从每月7000（假定）瞬间翻倍成每月14000，这对当时工人在心理上的冲击是极其巨大的。
第二天福特工厂外就来了超过1万名求职者，甚至两个月之后，福特每天还能收到超过500封求职信。
之后福特又先后宣布从每天9小时工作制修改成8小时工作制，从每周工作6天修改成每周工作5天。
没错，“日薪5美金”的工资政策影向是深远的，它不仅有效地改善了劳资关系，也改善了福特本人及其公司的形象。
而意义更为深远的是——这一政策为起点，美国真正逐渐形成了庞大的中产阶级，普通工人工作几个月就能买得起汽车，过上体面的生活。
这在某种意义上塑造了美国。
九、
提到中产阶级，如今的科技巨头和当年的工业巨头不同，它本身并不会成就大规糢的中产阶级。
相反，它恰恰在某种意义上加大了贫富的分化。
谷歌市值1.9万亿美元，员工只有13万人；
Facebook市值9300亿美元，员工只有6万人；
作为对比，沃尔玛市值3800亿美元，员工却高达230万人；
是滴，互联网的特点就是“边际成本接近于0、赢者通吃”，因此它在某种意义上只需要最聪明的头脑就能解决大部分问题。
所以我们才看到当 Instagram以12.3亿美元卖给 Facebook的时候，公司总共才13个人；
据哈德逊研究所的数据——
美国最富有的1%家庭持有财富占比超过底部50%家庭，前10%的富人持有高达全社会84%的财富。
毫无疑问，互联网的技术特性会让社会财富进一步集中，增加贫富差距的程度，而这不利于“橄榄型”社会的形成。
橄榄型社会是指极贫和极富在数量上都比较少，中间的中产阶级则人数较多，即两头小中间大，形似橄榄。
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对于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稳定社会非常重要，它可以有效地缓解社会矛盾，减少对立情绪，同时又能形成有效激励。
然而，互联网科技巨头赢者通吃特征其实无助于橄榄型社会的形成。
相反，它最大的可能是将我们带入“斗笠型”社会，大家感受一下。
十、
科技大佬的形象日益跌落在某种意义上还源于其通过数据和算法对人性的过渡利用。
我们今天依然可以在抖音上看到拼多多“9.9领 iPhone”的广告，它在法律上找不到任何漏洞，但任何一个稍有互联常识的人都知道其中的不堪。
在这件事中，抖音和拼多多其实都可以通过自律做的更体面一些，然而他们没有。
毫无疑问，这类“聪明”且合法的产品策略很难给黄铮和张一鸣的形象加分。
我由衷赞同抖音刷过长时间提醒用户休息的防沉迷机制；
同样，我也由衷认可腾讯等游戏公司对青少年的游戏时间上进行控制。
我曾经不这样认为。
我曾经认为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互联网上的行为只是这些自由意志的体现而已。
我曾经认为媒介是中立的，比如我们骂过电视，但电视并非洪水猛兽。
然而当我多次连续刷了2个小时的抖音而不自知时，当我看到我的侄子沉迷网络而选择退学时，我终于认识到——
在大数据和算法的时代，自由意志其实是一个伪命题。
作为一名产品经理，我曾经推崇过张小龙的产品理念，他主张做产品要对人性中的“贪、嗔、痴”有足够深刻的理解。
如今，我对此持保留意见。
我曾经对经济学里的机制设计这个分支非常感兴趣，不同的设计机制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激励，从而产生不同的结果。
今天我由衷希望责任重大的科技领袖们设计出更多激励美好而不是相反的机制。
真诚希望“科技向善”。
十一、
历史终究会给一代人一个盖棺定论。
我希望这一代科技领袖的盖棺定论并不停留在他们今天的形象，他们还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让自己的形象比现在的他们更阳光一些。
这需要格局、勇气，还有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