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X不出面，找了一个叫顾XX的摘帽右派当打手。
5月份搞“双抢”——抢收、抢播，通宵达旦地干。一天晚上12点，我还有一块麦子没割完，准备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再割，结果一坐下去就睡着了。苏X、顾XX借机惩罚我，把我一个人放到猪儿岛，三顿饭划船送来。那两个月我每天和泥巴、荒草、星星、月亮作伴，我的孤独性格就是在猪儿岛形成的，从那一年起到现在，我都特别能忍受孤独。
他们还强迫我干重活，不干完不准吃饭，1961年，每一口饭都是救命的粮。我发现他们是要置我于死命，便悄悄跑回剧院，要求领导调我到别的地方去劳教，长寿湖太黑暗了。
在剧院发现，1957年我讽刺过的一个秘书已经当了副院长，此人最善于吹牛拍马，媚上压下，我的请求自然不会有结果。
回到长寿湖，苏X说我逃跑。这次动手打，他不动手，顾XX也不动手，顾找了一些孤儿来打我。我又跑回剧院，强烈要求换地方。剧院答复：忍一忍，明年调我回剧院。
长寿湖认为我第二次逃跑，惩罚更重，这一次不打，而是把劳动量加大，大得我根本完不成，完不成就不准吃饭。每天晚上，田里只剩我一个人在干活。苏X、顾XX要把我逼死的意图旁人都看得一清二楚。
我决定真地逃亡，等不到明年了，我很恐惧，第一次感到死的恐惧。
我把我的决定告诉了范国瑞、宋军涛，他们也明白，我不逃只有死路一条。但他们担心我跑不脱，范国瑞给了我几斤粮票，说：“你要是被抓回来，肯定吊起来打，你活得出来？”
在猪儿岛对面一个叫黄桷村的地方，住有几家农民，我同他们关系很好，我决定先到农民家躲几天，等追捕的人收兵了再逃。
农民很好，收容了我，不怕受牵连，我在一个姓刘的农民家躲了三天三夜。
1961年9月，一个没有月亮的黑夜，我偷偷摸摸溜出门，开始了长达半年，纵横十余个省的逃亡之路。
姓刘的农民怕我迷路，也怕我被抓，他半夜起身陪我上路，还给我烙了几个饼子，我泪水流出来。那个时候，回龙乡靠近垫江一带，一个村一个村的人饿死光，几个饼子比现在的几两金子还贵重！
我们不敢走大路，摸黑走小路。一路上月黑星稀，没有狗叫，更没有鸡鸣，四下一片死寂。横扫中国的大饥荒已经到了第三个年头，借用毛泽东的诗，叫作“万户萧疏鬼唱歌”。从狮子滩到邻封镇短短七八里，就在我走的这条小路上，就看见三具尸体。尸体都倒卧在黄桷树下。川东地区，路口、垭口总有一棵黄桷树供行人歇凉休息，这几个人走到这里，坐下来休息，倒下去就断了气。我在黑夜中看见那几张枯干凹陷的脸，尤其是那白森森的牙齿，背脊阵阵发麻。我才22岁，已经感受到四周的世界像一个阴森森的大地狱。
平反后我把那天晚上的经历和感受写成一篇小说，本来要发表，批判白桦又撤下来，我拿给范国瑞等人看，他们看哭了。
在邻封，我同小刘分手，他叮嘱了我一番，一直目送我消失在黑夜中。
我走到长寿县城天才亮，我不敢直往重庆走，往反方向，坐船下涪陵。到了涪陵，一看也是满目萧条，我在江边一个烂棚棚里蹲了整整一天，然后从涪陵坐船到重庆。
在重庆我没有钱，又没有家，只得回邻水。我渡过嘉陵江，到江陵厂找到我一个朋友。他也没钱，给我几个馒头，我靠这几个馒头，走了两天才回到邻水。
老家只有一个哥哥，他因病没得到医治，瘫痪了，家中娃儿多，生活十分困难。我吃了一个月，实在不忍心再吃下去。我听人说，北大荒日子好过，不缺粮吃，于是我决定跑北大荒。
哥哥把祖传的一个照相机交给我，作为送别，那个年头一分别，还见不见得到，鬼都不晓得。
我到重庆后，把留在剧团的最后几件衣服拿到大阳沟卖了，买了张到北京的火车票。
在北京永定门下车后，身上钱光了。北京查得严，不好混车，北大荒还远，怎么办？
我在永定门转来转去，走投无路，没法，只得去找民政局。我老老实实说，重庆来的，要去北大荒。民政局把我当盲流收留，强制送我回重庆，我同一群盲流一起被送上火车。
到丰台时，我溜下车，钻出车站。在车站外我蹲在地上一筹莫展，逼迫痛下决心：卖相机！
我转来转去找买主，几个公安人员突然出现在面前，不由分说把我抓进派出所。
“相机从哪儿偷的？说！”照相机在当时属于贵重物品。
“是祖传的，我父亲开照相馆”。
“祖传的？你是什么人？”
我老老实实交待，我是右派，活不下去了，想到北大荒。
他们一听说我是右派，不多问了，立马把我抓进看守所。
这一关就关了20多天。
放我出来时，派出所的人说，他们同剧团联系了，证实了我的身份，是右派，要押送我回重庆。
“相机呢？”我问。
“相机？你还想要相机？”
我不敢多说，怕又被关，相机就这样被他们吞了。
快到石家庄时，押送我的那个人下了车，他一走，我赶紧溜下车。打死我，我也不回重庆，不回长寿湖。
在石家庄车站，我遇到两个河北熟卢县的农民，他们是父子俩，倒腾点小生意。听说我的身世后，他们劝我不要到北大荒，跟他们去内蒙古，那边有粮食吃，人手缺，管得又不严，肯定能呆下来。我身上还有最后几块钱，他们叫我拿来买点杂货，比如大蒜，沿途倒卖，挣口饭吃。车票就不用买了，跟着他们，混。
我一无所有，不怕被骗，而且那个时候骗子少，人心不像现在这么坏。
我决定跟他们走。
从石家庄出发，经阳泉、榆次、太原、忻州、朔州、大同，一截一截的混车。这父子俩是混车老手，各个车站地形熟，我跟着他们翻围墙，钻栅栏，爬车厢，进进出出上上下下，如入无人之境，居然没被逮住一次。
到了内蒙，每过一个村子，他们都前前后后找人问：有个小伙子，愿意留下来干活，要不要？
每次答复都是：要是早来两个月，没问题，但现在中央刚刚下了文件，传达了，不准收留任何陌生人，尤其是没有证明的陌生人。
我们整整走了三个县，没有一个地方敢收留我。这个政府威力大得很，内蒙这个偏远的地方都管得严严实实。
父子俩陪我走了一村又一村，没法了，他们要回家，问我怎么办？跟不跟他们回去？
人到了这个地步，心有些横了，血液里生出了些野性。我说，不回去，我再往草原深处走。
同父子俩分手，我有些感伤，素昧平生，他们尽了力帮我。
天，冷了，越来越冷，我穿得单薄，衣服早卖得精光。茫茫大草原，“风吹草低见牛羊”，我很有些冲动。可惜，又冷又饿，骨子里那种绘画的艺术浪漫升华不起来。
我又混上火车——我已经很有“技术”——又到了北京。北京也冷，我坚持去看天安门，天安门在我心中很神圣。
那个天冷得很，寒风呼呼吹，我站在宽广气派的广场，哆哆嗦嗦。毛泽东的巨像挂在正中。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我突然觉得这一切都与我无关，我卑微得很，在这个地方没有立锥之地。
我也突然想到，我这种状况，不该往北大荒走，要流浪，也要往温暖的南方。
我主动找到收容所，这次我没说实话，更没说自己是右派，我告诉他们，我是湖南来的盲流。
在收容所住了几天，我同一大群盲流一起被送上南下的火车。整整一节罐罐车厢装满盲流，里面各色各样的人，还有大学生。我同他们交谈，个个都有一段惊心动魄的经历，让我大开眼界。
到了武汉，从车站转收容所，我又溜了——我想去看武汉长江大桥。大桥是“新中国”的骄傲，富强发达的象征，报纸、广播都这么说。来都来了，不看可惜。
我在武汉游荡了一天，饿着肚皮看大桥，那一天我只吃了一点糠饼，在大桥上，饿得口水直流。
当天晚上我在江边一个码头上过了一夜，第二天扒火车混到了长沙。
我已经变“油”了，脸面、自尊顾不上了，在长沙我游荡了两天，实在讨不到东西吃，就又往收容所跑。车上的盲流曾经对我说过，云南比湖南好，不冷，容易找到吃的，所以，在长沙收容所我就说我是云南那边的人。长沙收容所没让我白吃饭，扎扎实实让我劳动了三天。然后，从长沙到衡阳，衡阳转桂林，桂林转柳州、柳州转贵阳，从收容所到收容所，免费“旅游”。记得在桂林时我特别动情，收容所在漓江边上，江水清得很，唤起我的美感，我很想去游漓江，那里是画画的好地方，可惜我腰无半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