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收容所，我“表演”得很好，我受过专业训练，又演过话剧，一路上跟盲流学几句当地土话毫不困难，收容所根本没看出破绽。我的表演才能在一个个收容所里派上了用场。
在贵阳我遇到了一个人——河北寄县的农民郭道纯，这个名字刻骨铭心，至死不忘！
郭道纯家里饿死了人，他活不下去，打算跑到云南宣威修公路。他对我说，宣威修公路不要证明，吃饭没问题，还有工钱。
我一听来了精神，这个大中国只要哪里能收留我，给口饭吃，我就去！干活，再苦再累没问题。
我又从盲流队伍中偷跑出来，跟他混上去云南的火车。当时，铁路只修到安顺，再往前只有走路。
我们俩从安顺出发，跋山涉水，一路上全是大山，那些地方偏僻落后，人烟稀少，时值隆冬，山高坡陡，更是显得凄冷荒凉。不过，山上的农民还是有吃的，他们受“大跃进”的折腾小一些，没有遭到像李井泉（四川省委书记）那样的整，日子比四川农民好过些。我们一路上向他们讨吃的，他们至少丢几个干包谷，我们在火上噼噼啪啪烤起吃。
这个时候，我身体垮了，发烧、流冷汗，不再感到饿，不想吃饭，连水都不想喝。我叫郭道纯走，别管我，他不干，扶着我歪歪倒倒走到水城。
我身上早就没钱了，他还有几块钱，去给我找来个中医。中医说，我是身体弱，气血亏，气候不适。
我不走了，郭道纯坚持要我走，他说：“宣威不远了，我扶你走。”
一出水城，哎哟，那个山大呀，又是爬坡！我的身体在长寿湖就磨损了，流浪四个月，没吃几顿饱饭，加上病，实在拖不起。郭道纯20来岁，劳动汉子，身体好，他又扶又拖，一天只能走20多里。
几天后，我们来到一个山溪边。这儿海拔2000多米，空气稀薄，我躺在地上，死鱼一样张着嘴。我已经三四天没有大小便，汗也不出了，一滴都没有。郭道纯跑到山民家，为我熬包谷粥。我对他说，不费心了，我活不过去，我写封信，告诉家里我死在这儿了，你今后寄给我哥哥，我只有他一个亲人。
郭道纯说，“我晓得你这个病，有救。这条路我熟，前面有人家，坚持几天，我找人给你医。”
他几乎是背着我走，云贵高原，一望无际，冬风吹得呜呜响，那个声音像是哭丧。
我坚决不走了！我把信掏出来递给他。他不接，说：“除非你死了，我才会一个人走。”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他的表情，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张忠厚的脸！
又走了一天多，我除了神智还清楚，全身像个死人。
四周的山，大呀，大得很，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觉得随时都有可能断气。但我不怕，不悔，不逃出来也要死，长寿湖死得更快；出来还见了天安门、大草原，游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哩。
天，近黄昏了，我断定我活不过当夜。正在这时，我们看见前面靠山顶的地方，有个苗寨。
郭道纯高兴得叫起来：“好了，好了，你有救了！”
寨子里有个70多岁的孤老头，是个瞎子，同一个七八岁的小孙孙生活。郭对他说有个病人，你看一下。他摸了摸我的头和脉，问郭道纯：“你还有好多钱？”
郭说：“只有两块。”
老人说：“够了，你到对面宣威去买一块腊肉回来，要快！”
老人这个苗寨，正处在云南和贵州交界的边界上，中间有一条小河，对面是云南宣威。“对面”说起近，但山大，一上一下得两三个小时。
然后，老人又把孙儿叫来，给他说了三个地方，让他去采三种药。
我已经站不起来，倒在火塘边，老人把火塘烧得暖暖的。“你是中了大山上的瘴气，寒气出不来，要死人的。”老人说。
孙儿采药回来，老人逐根摸，他点头认可后，孙儿才把它们切了丢进一个大沙罐。郭道纯回来时，天早已黑尽了。黑腻腻的一块腊肉，也不洗，胡乱宰成几砣，丢进罐子里一起熬。
半夜时分，老人说：“行了，喝。”
一碗黑糊糊的汤端到面前。
我不喝，那些天我吃啥子都像是吃泥巴，吞不下。
老人说，就是刀子你也得吞。
我不相信他那个“药”，我认为自己必死。
他们强迫我喝了三次。
第二天早上，我开始出汗。那种汗，像浆糊，浸出来黏乎乎的，接着往外吐痰，整个呼吸道都在往外吐，痰浓得很，像稀泥巴。
我在老人的火塘边睡了两天三夜，身子轻松了。
第三天，几个背枪的民兵闯进来，气势汹汹盘问“干啥子的”？
我们都没有证明，那个年代也没得身份证，民兵断定我们不是好人，抓起来就往水城押送。
这次用枪押在背后！
我们沿着郭道纯扶我千辛万苦走过的路往回走。郭道纯忍不住一次次回头往宣威那边眺望。
那边意味着工作、意味着吃饭。我心里很内疚，是我拖累了他，他已经走到宣威边上了，实际上买腊肉时他已经踏上了宣威。
到了水城，他对我说，不要紧，我们找机会跑出来再走。
哪晓得这次看管得严，盘问得也严，我们只好如实招认，于是他被送回河北，我被送回四川。水城，成了我们分手的地方，这一分手，至今音讯渺茫，彼此连地址都不知道。
几十年了，我忘不了这个人，一个河北的普通农民，生死之交呀！你要写，就照实写，但愿你能发表，他能够看到，一旦有他的消息，再大的年岁我都要去找他。
1962年1月，我被押送到毕节看守所，在看守所关了20多天。
从苗寨出发，我就一直吐痰，天天吐那种又浓又稠，像泥土一样的痰，一直吐了一个月。在看守所，我身体还没完全恢复，但得劳动，不能白吃饭，幸亏劳动不重，比长寿湖轻得多，饭也比长寿湖吃得饱。
在毕节过了春节，我被送到四川沪州。这个时候我已经没有自由，看管得紧，而且每到一地，必须劳动，沪州、重庆都如此。不过，我也不想再逃了。广阔天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往哪里逃？听天由命算了。
毕节看守所曾经同剧团联系过，核实了我的身份，但是剧团不要我，让我回长寿湖。所以到重庆之后，我只有呆在收容所。重庆收容所把我转到长寿县收容所，长寿县又把我送到长寿湖。
我转一大圈，历时半年，九死一生，又回到起点。
我踏上狮子滩熟悉的土地，又望见湖水时，眼睛里的光阴冷得很：要打要杀随便，生死已经无所谓。
（作者1939年生，1957年为重庆市歌剧院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