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此事太突然了，小胡头天都在上班，大家都觉得小胡这孩子挺老实可爱的，还是共青团员，又没有打架，惹事，怎么第二天就成流氓坏分子了？而五十年代的机关大院宿舍，不象今天政府官员们住的豪华型电梯公寓，隔音性能极佳，防盗铁门一关风都进不去。那时的房子是所谓“墙有缝，壁有耳”，声音大一点，左邻右舍便能听着一些。所以不久，张书记吃“童子鸡”的绯闻便不胫而走。也必然传进专员李鹏的耳中。李鹏本来就是个直性子“大喉咙”，平时就看着刘张俩口子不顺眼，一听这事气不打一处来，便破口骂道“你俩口子不要把共产党员的德都丧完了。”并到处帮她作“义务宣传”。
那天李鹏又当着几个人在那里不点名的泠嘲热讽。这事已是公开的秘密，大家心里都明白，只是不敢去接话茬。在场有位张品仲先生，为人正直，又很有知识，工作认真负责。只因为出身所谓“剥削阶级家庭”，一向小心谨慎，更不敢答话，只是笑了一下。谁知李鹏身边随时都有张西挺安排的耳目跟踪，事后便去向张书记汇报李鹏当天的“反动言论”，张西挺问有哪些人在场？“耳目”一一奉告后又加了一句“当时张品仲还在笑”。张西挺便立刻把这位张先生的名字也记了下来。
不过此时由于小胡事件，闹得满城风雨，张西挺觉得暂时需要韬光隐晦，而李鹏不仅资格老，在工作和生活上都比刘张夫妻清白过硬得多。他经常身穿布衣，头戴草帽，足蹬草鞋便步行下乡镇，到县里去了解情况，布置工作，一时深受群众和一般干部的好评，称李为“草鞋专员”。所以刘，张虽对李鹏极为不满，也拿他无可奈何。
可是到了1957年“反右”运动一来，情况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刘，张抓住李鹏平日在党内过“组织生活”和其他会议上，对刘结挺和张西挺提出的一些批评意见，再加上截头去尾，断章取义后，这些话就变成了“反党”的言论。因为“反右”的逻辑就是，一个单位党的领导人就代表共产党的领导，你给刘、张提意见，你就是对党不满，你就是向党进攻，就是反党。——全中国的“右派分子”，都是按这个公式定下来的，你李专员当然也不能例外。在刘、张“夫妻店”的一手遮天下，宜宾地区“反右”是搞得最左的地区之一。张西挺甚至可以不经任何会议讨论和组织的决定，她私人一个便条便把人送去了劳改农场，其骇人听闻竟至于此！所以李鹏就这样被刘、张轻而易举地打入了“右”册。
李鹏被打成“右派”后，不仅专员被撤职，遭到开除党藉，更于1959年将李鹏下放到宜宾五粮液酒厂粮仓库当保管，并交所谓“群众管制”，监督劳动。紧接着“大跃进”带来的三年大饥饿也降临了。这时李鹏已是年过花甲之人，而且多年军旅生活，一身伤病，身体状况极差。刘结挺，张西挺趁势更对李下毒手，部分控制和切断了李鹏应享有的医疗费用，宜宾哪家医院敢不听刘、张的指示？致使李鹏有病得不到医治，再加年老体衰，当时全中国的老百姓都在挨饿，作为一个被管制的“右派分子”李鹏自然更无法幸免。但他作为一个五粮液酒厂粮食仓库的保管，应是一个躲避饥饿的有利条件。当时民间的顺口溜都说“炊事员，保管员，饿死了都还有三百斤”，意即这种职业不会挨饿。但李鹏生性耿直，虽然文化不高，却有一定的道德操守，因此宁肯挨饿，守着粮仓也不去干鼠窃狗盗之事。因而终于在政治迫害、疾病、饥饿的多重压迫下，于1961年4月死于五粮液酒厂。
张西挺在取得对李鹏斗争的“伟大胜利”后，得意之余忽然想起了，当年还曾“笑过一下”的张先生，于是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她不经任何会议讨论通过，任何组织决定，一张便条盖个章于1958年，以“漏网右派”的罪名，便把张先生送去了雷马屏劳改农场。这个比王熙凤还手毒心狠的张西挺一旦得势真可谓睚眦必报，笑一下也饶不了你！
文革中的刘、张夫妻店更是红得发紫，在中共“九大”上，刘、张二人分别跻身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与中央委员。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郭林川被称为“毛XX的好干部”。江青还公开说“四川有个造反女将张西挺，很好！”直到老毛死亡，四人帮垮后，在新一轮的阶级斗争中，刘、张终于成了阶下囚。
这时张先生来请求落实右派改正的有关政策。可是落实政策办公室（简称“落办”）的人一查，当年根本就没有定张先生为右派的材料。这一下麻烦大了，张成了冒牌的“假右派”了。好在这是全市的首脑机关，当年知情的人大半都还在职。但“落办”的人说“事情虽是真实的，但总得有个文字根据呀，不然这个右派岂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于是“落办”有个很“聪明”的官员便对张先生说“你先来打个申请，我批准，定你为右派，然后马上再出个文件予以改正，这就落实政策了嘛。”张先生一听，差一点晕了过去，他说“我当了一回右派，还要申请当二回右派，我是吃多了，还是脑子进了水？”引得办公室的人哄堂大笑。
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好办法，先由办公室出个文件定张先生为右派，鲜红大印的印油还未干，打字机又立即启动，改正张同志的右派问题，予以落实政策。前后最多一个小时。所以有人开玩笑说“老张只当了一个小时的右派，没吃到什么苦。”实际上人家挨整了二十多年……这堪称世界顶尖水平的黑色幽默吧！
象李鹏、张先生这样为人正直，洁身自爱，无论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少有而难得的。但在一个缺乏民主、人权和法制的社会里，官场中往往又盛行的是逆向淘汰，刘张等人的飞扬跋扈，飞黄腾达，是最典型的事例。而不与之同流合污者反被视力异端，被孤立，被排挤，最后反而劣胜而优汰。“反右”是这样，“文革”是如此，改革开放以来又好了多少？李昌平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也是大家知道的，他作为一个乡镇领导干部，被农村的穷困所震惊，直接上书朱镕基说“农民真穷，农村真苦，农业真危险”，这就是“三农”问题的最先由来。这样一位有良知的优秀干部，却为官场所不容，最后自己被迫辞去职务，只身南下打工。而李鹏那个年代，就更加残酷，他连打工，自谋生路也不可得，只有在饥饿和疾病折磨下倒毙在粮仓旁边而成为饿殍。
李鹏的死，再次证明了“反右”运动和阶级斗争理论的极端荒谬与残酷。再次证明了，没有人权，就会挨饿，甚至被饿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