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末，中共的财政部长公开称“要把钱花在刀刃上”，“过紧日子”，其原因有目共睹。中美贸易战引发外资撤离，教育培训、房地产、互联网等行业哀鸿遍野，疫情以及中共强制“清零”的粗暴极端应对方式导致大量企业倒闭，失业人口暴增，这些都将直接减少财政收入。中共的财政科学研究院发布的报告称2025年的财政收支缺口将达到10.7万亿元。中共前财长楼继伟在2020年说，“财政困难不只是近期、短期的事情，中期也会非常困难。”
中共出现财政困难，但是并不是说中共没有钱了。中共在篡政之前就通过投靠苏俄、绑票勒索和种植鸦片等等方式筹款，那么中共在掌控了政权的今天，怎么可能没有捞钱的手段呢？加税、发行国债、打土豪等等，已经在加速进行中了。当然这些举动将加速中共的灭亡，那是另一个话题。本文所关注的是中共特色之一的吃饭财政。
中共也不回避吃饭财政的问题，但是玩了一个李代桃僵的把戏。中共把吃饭财政归因于财政收入少，扣除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人员工资和一般性办公费用之后所剩无几，如果将来财政收入增加了，吃饭财政的情况就能改善。似乎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饭量”是固定的，而事实显然不是这样。所以中共的财政收入30年增长了54倍，但是吃饭财政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愈演愈烈。
财政支出首先保障国家机关的日常运转，这是合理的。但是有个必然的前提，就是国家机关应该精简高效。而中共恰恰相反，其机构之庞大可谓独步古今中外。除了中共党务系统和庞大的政府机构，中共还设立了五花八门的各种团体，如工会、青联、妇联、共青团、残联、侨联、科协、足协、作协、记协、律协等等。可以这样说，在中国大陆，除了民营企业之外的所有机构基本都是中共的附庸。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如果谁想注册设立一个非营利机构或者自发组建什么协会，根本得不到批准。所有这些机构都是财政供养的，当然少数机构有一定的收入来源，如行业协会、喉舌媒体等等，但是也是接受财政拨款的。很有意思的是，一位财政部的官员与笔者闲聊时说，中央电视台曾提出不再接受财政部的拨款，但是财政部说不行，必须给你拨款。其中的奥妙在于，财政部给中央电视台拨款就有权监督它的整个财务收支，不拨款就没有这个权力了。中共的各类机构大多数从中央一直到县一级，而党委政府人大则延伸至乡镇一级。一个县的各种机构超过一百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中共之所以设立如此多的机构，原因就是要对民众进行全方位的控制。中共就是把它的触角渗透到全社会的各个角落，掌控所有的社会资源，以此来达到控制民众的目的。也就是说，庞大的机构体系是中共的生存方式。
机构臃肿也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这与中共的腐败体制有直接关系。国家机关或事业单位的工作吃皇粮，稳定，清闲，还可以作威作福，中共各级官员纷纷把子女亲属和关系户塞进去。一位地方官员曾对笔者说，没有家庭背景的普通人报考中央一级的公务员或许还有一点希望，报考省级的公务员就很难说了，至于市县级的就不要考虑了，早就内定好了。中共有个词“编制”，各级政府都设有编制委员会，一般由政府一把手直接管理，可见其重要性。这个委员会有权核定其他部门的编制，比如正式工作人员多少人，其中什么级别的领导职数多少个等等，然后财政部门根据这个编制核定财政预算。本来这个编制有一定的限制机构臃肿的作用，但是现在只是一种待遇，而不能阻止机构的臃肿了，因为没有编制可以当临时工，财政照样拨款。当然这个临时工不是谁都能当的，而且其能量不容小视。1998年《南方周末》报道湖北省黄石市河口镇书记董阳在任职11个月期间清退了48名临时工，该镇18名干部联名上书要求将其调走，结果董阳被平调闲职。
还有比这更离谱的。笔者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时，退休人员名单上有一个十分特殊的人。她（从名字来看应该是女性）的工作关系调进来之后，第二天就办理退休手续，享受公务员退休待遇。就是说她从来没有在这个部委工作过，全单位只有两个人见过她，一个是为她办理手续的人事司的一个处长，另一个是车队的司机，司机把单位逢年过节发的东西给她送去，也把医疗费单据拿回来报销。类似情况在地方政府就更加普遍。笔者出差抽时间探望在某省某厅的机关服务（后勤）部门工作的同学，当时距下班还有半个小时，有八九张办公桌的偌大办公室内只剩下两个人了。这位同学说，那些人都是领导夫人，有的只是在发东西的时候才来办公室，有的一周来两三天，有的上午来坐一会就走，真正干活的就三个人。省级政府部门就已经如此，市县级政府部门更是肆无忌惮，2013年曝光的河南叶县水利局一个所长的初中在读的儿子就有了编制每月领工资了，2014年曝光的陕西省大荔县副县长也是给正在上学的儿子办理了工作关系开始领工资，笔者相信这种情况绝非个别现象。
中共机构的庞大和臃肿到了什么程度呢？1998年中共财政部部长助理刘长琨透露，汉朝八千人养一个官员，唐朝是三千人，清朝是一千人，而中国大陆则是四十人养一个官员。这个数字恐怕又要减少了，因为这二十多年来中共的机构一直在膨胀。在上个世纪，中共还偶尔提出精简机构的口号，1997年朱镕基就任总理时搞过一次国务院机构精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取得了一点点成效，但是好景只维持了两三年，政府机构就加速膨胀回去了。后来中共绝口不提精简机构，因为不仅做不到，而且随着中共危机的加深，需要急速新设和扩张各类机构，特别是政法和宣传系统，因为暴力和谎言是中共的生存之本。
中共的吃饭财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奢侈浪费。许多年前有学者估计中共的公车、公款旅游、公款吃喝的消费高达9000亿元。其实真实数字是多少，中共自己也不清楚，因为这个数字是统计不上来的，这方面的消费可以在招待费、差旅费、会议费、加班费、调研费以及其他根本不相干的科目列支，随意性很大。普通民众对公款消费没有什么概念，笔者在国家机关工作时略有体会。每次出差地方对口单位都是热情接待，食宿超标，必去旅游景点，返程时还有土特产相赠；单位召开会议，喝的都是五粮液。网络曾经曝光上海市政法委发函给茅台酒厂，采购大量茅台酒供会议之用。这种情况在中共官僚体制内是惯例和常态。年底突击花钱也是中共体制内的一道奇观。如果预算有剩余，那么一定要花掉，否则不仅“浪费”，而且明年的预算可能被核减。于是每个人有个额度，拿发票来报销。年底各大商场和超市开发票的柜台都排长队，多数是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的人。至于中共高级官员的开销，笔者也没有什么概念。有媒体披露2014年中共高层退休官员开支高达675亿元，那么在职的高官消费又是多少呢？熟悉中共体制的人都应该清楚，高官的衣食住行都是特供，不计成本，当然没有预算限制的。在极度困难时期，全国各地斥巨资为毛泽东建行宫，飞机空运活鱼等等。如今的中共高官肯定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共就如同一只附着在民众身上的大寄生虫，而中共各级官员就是附着在中共体制上的小寄生虫。吃饭财政是中共体制与生俱来的顽疾，既是中共生存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共各级官员的切身利益，那么中共自身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说白了，中共就是靠钱来收买马仔为其卖命。那些迫害好人、打压访民的基层警察，其实也都心知肚明，只不过是在金钱面前昧良心而已。如果没有钱，数万朝阳群众立刻做鸟兽散。在吃饭财政这个问题上，中共也是骑虎难下。中共财长所说“要把钱花在刀刃上”，指的就是要保障对中共生死攸关的维稳方面的开支，而“过紧日子”，指的就是教育医疗等民生方面的开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