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我是听着这首歌、唱着这首歌长大的一代人，把毛当成红太阳，当成神。
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要写这么一本书，一本关于毛时代人相食的书。单是写下“人相食”这三个字，就已让我毛骨耸然、心肺生疼。
小时候看阅《西游记》，为众妖魔鬼怪千方百计要吃唐僧肉而捏一把汗，大人们说那是神话，是假的。后来看《三国演义》，为孙二娘开人肉包子铺而感到害怕惊惧，老师说那是小说，小说是编的，不是真的。这么多年，就是偶然想到鲁迅先生《狂人日记》里的“吃人”也认为是形容词、比喻句，不相信人会吃人。
直到2008年看到杨继绳先生所著《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这本书中有这么一段话：“死人的尸体，外来的饥民，甚至自己的亲人，都成了充饥的食品，那时‘人相食‘不是个别现象，古籍记载‘易子食‘，而在大饥荒年代，吃亲生儿女的事情有多起。在信阳的一些县里、在甘肃通渭、在四川，我都听到当事人讲述的骇人听闻的吃人故事，我还见到过吃人肉的人听他讲述过人肉的味道。”
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悲剧，在气候正常的年景，没有战争、没有瘟疫，却有几千万人死于饥饿，却有大范围的人相食。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异数。
因为杨先生这本书的触动和指导，我开始走访大饥荒幸存者，才开始听闻、了解、慢慢相信，在我们中国这块有着所谓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土地上，在1958年～1962年的大饥荒期间，真的发生过人相食，并且是全国性的、大规模的、数以万计的人相食事件发生。吃尸体、吃自己的孩子、杀活人吃，悲惨程度令人发指，不堪听闻。
近年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等地人吃人官方绝密文件曝光，令我十分震惊和不安。当年官方记录承认的案例都这么多，这么触目惊心，人吃人的实际惨状、数字、情况又会是什么样子？文件是冰冷冷的两三页纸，只有干巴巴的数据，好像不疼不痒地统计猪马牛羊等牲畜的死亡，缺乏细节、过程和情感。我想知道，这些人为什么吃人？怎么吃的？吃的哪个部分？怎么被村里人发现的？吃人的人活下来了吗？……
我并非只是出于一个写作者的好奇心，而是要给大饥荒的历史留下真实的、细致的、具有说服力的见证。我更知道，再不抓紧就晚了，历史真相将伴随着老人们的纷纷谢世，而被埋葬。虽然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我没有任何亲戚、朋友、老关系，我还是在啤特果花开满山的五月去了一趟那里——当年饿殍遍野人相食的地方。
来到临夏州——中国仅有的两个回族自治州之一，好像来到异国，街道上男人们头戴白帽，女人们围着头巾，甚至有妇女戴着面纱。从县城到乡下的车资只要两元钱，坐车的回族女孩画着浓浓的妆，穿着高跟鞋，叽叽喳喳的。我不敢直说我是搞大饥荒调研的，免得节外生枝，就说是做农业历史研究。司机也是回族人，姓马，很热情，说：“我给你找几个老人问问。”
车子七拐八拐的进了村子。素不相识，第一次见面，回族老大爷、老奶奶、小孩子非常热情，把我带到他们的家，热情地请我上炕坐下，端上冰糖枸杞茶，端上自己烤出来的馍馍，刚炸出锅的油香，还有自己种的土豆炸出的辣子土豆片。喝着甜丝丝的茶，听七、八十岁的老汉，说着一口难懂的方言的老奶奶讲述他们所经历的大饥荒，所经历的人相食。他们没有上过学，不认识字，对我没有任何戒备心。一提起过过的苦日子，就黄河水决了口，滔滔不绝。
“最饿的时候，你们这里有人吃人的事情吗？”谈到一定“火候”的时候，我非常小心翼翼的问。
“唉呀！有哩！多！我的娘家在三十里铺马家河大队，后弯生产队。”这位七十八岁的回族老阿娘马法土麦说：“我们村里这个阿娘吃了自己家里五个人，两个儿子饿死了吃儿子，男人饿死了吃男人。后来她饿的没有办法，就撵自己的小女儿，女儿跑，她撵着剁，女儿饿着跑不动，她自己也跑不动，最后还是把自己的女儿也剁死吃上了。我们进去看的时候，炕上是血、地上是血、还有一堆骨头，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我们村子的那时候，人饿了，啥吃的都没有嘛。把人就饿疯了。”
“那这个吃了人肉的阿娘活下来了吗？”
“没有，她以后到食堂打饭，人家食堂的干部就不给，就骂她；‘你滚，你吃过人肉的碗，脏死了。拿远些！’她哭她求，人家就是不给她吃，结果这个阿娘还是被饿死了，这个阿娘吃了自己家五口人，最后还是饿死了。”
“这个阿娘叫什么名字？你记得不？”我想记录下食人者和被食者的名字。
“哎唷，这么多年了，不记得了。她吃了的女儿叫尕依努，她的头发还挂在墙上。”
坐在老阿娘的炕上，我好久没有说话，唏嘘不已。人常言：虎毒不食子，老虎、狼这些饿兽都不吃自己的幼儿。这个母亲被饿到什么程度了？完全没有了人性，而杀吃自己的女儿？但是，我又觉得，她是世界上最可怜的女人，最可怜的母亲。
在乡村小卖部门口，坐在小板凳上，有些文化，当过多年大队会计的回族老人马希武热情地给我讲述了一个多小时，他说：“那时候粮食催得紧，我们这里是山高地凉，大燕麦不黄。六月麦子还在地里长着哩，人家就要粮哩，打下来，在炕上、锅里烤干，用马车拉走，粮食全部都交了，还完不成人家的任务。我们这个村子本来有四百多人，饿死了两百多人，比一半还多，有些家全家都饿死了。人死了，白天埋掉了，晚上就有人挖出来吃。谁吃的，叫个啥我都知道。这个村子吃了人的人叫马应海，马胡塞尼。那个马应海把人肉剁碎放在缸里。”
“他放在缸里，是不是藏起来不让人发现？”
“也不是，是那时候穷，没有地方放。他怀里揣的娃娃胳膊掉下来，被村里人发现好好打了一顿，也就算了。”
“他为什么吃人呢？”
“那是饿着没有办法，不吃人他就要饿死了。”
“你们回族，有没有吃人肉的传统，比如为了治病呀，补身体呀，迷信呀。”我尽量委婉地问，一点都不想伤害向我说出实话的人。
“没有，那没有。那时候就是饿，饿得实在是没法活，把人饿疯了。也不是人肉好吃他才吃。你把粮食给他，看他还吃不吃？”
在临夏，村村都发生过人相食，不是什么稀奇事。但是由于当时严酷的政治环境，人相食在官方的文件里被说成是特殊案件、破坏尸体、阶级报复等。更多的人相食事件并没有报案、记录。我所调查、记录的大部分是吃饿死的人，也有杀了活人吃肉的案件。但是他们吃人的唯一原因：饥饿难耐，人肉成了他们能多活几天唯一能找到的食物。
离开临夏后，我摇摇晃晃坐了一天公共汽车，来到定西地区的通渭县。同车坐着穿戴阔气的年轻人，我问：“你知道你们那里曾经饿死过人吗？”他们回答：“不知道，那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听我父母说过一点点，不清楚。”想必，他们都是这场饥荒幸存者的后代，但他们一路上都谈着项目、投资、房价等。大饥荒期间，通渭县发生了与河南的信阳事件同样惨烈的事件。虽然通渭饿死人数比信阳少，但通渭饿死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一，远远高于信阳八分之一的比例。这个事件称之为通渭问题。
在通渭县任何一个村子，如果我遇到一个老人，他都会见证这个村子发生过人相食的事情。县城广场上晒太阳的老人、村头下不了地的老人、田间挖野菜中药的老人、生病躺在炕上的老人，它们就像记忆的录音机，只要我一张嘴问：“五八年、六零年，你们这里的生活怎么样？”他们就会生动的、细致的、毫无顾忌的讲述当年的饿死人，他们所看见、经历的人相食。他们多数不认识字，没有文化，更不懂得旧社会、新社会，不懂什么叫政治、什么叫历史。他们所讲述的都是人相食的事实。
去年5月，是我第四次来到通渭调研。在越来越繁华、热闹的县城中心广场最显眼的地方，有一处矮墙，黑底白字刻印着一首1935年红军长征到通渭，毛泽东在榜罗乡写下的一首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那天，我和农妇雷英花坐在伟大领袖诗词墙的台阶上聊天，她今年73岁了，老家在通渭县北城乡，家里饿死了几个人。她对我说：“年成多了，我的妹妹的名字我不记得了。饿死了，我背出去扔掉了，我的妹妹才七、八岁。吃人的人，我们村里就有两家，有一个男娃娃天天就在山沟里找死娃娃，找到了就背回去，给他一家子人吃。有一天，我看见他背了个死娃娃上山，我就撵着去打。用石头打，那个娃娃扔下死娃娃就跑了。”
“你为啥打他？”我问她。
“因为他背过我的妹妹，我的妹妹让他一家子吃上了，我看见的，所以我恨他，我就打着不让他背其他娃娃。那一家子人就是靠吃人肉活下来的，这个男娃娃小名叫个成路子，大名叫个李成路。我过过的生活，戏上都没有，苦情得很。”这个妇女说这些话的时候，没有看我，眼睛望着前方，继续说：“挨饿过去了，我再也不想回家了。”
一个年幼的孩子背着另外一个孩子的尸体，就像背着柴火野菜一样，他承担着给一家人寻找食物的重责。我不知道，这个成路子还活着没有？更不知道，他的一生是怎么度过的？心理上遭受着什么样的折磨？
在通渭县鸡川乡苟堡，八十岁老人谢振翼说大饥荒中他家饿死了两个儿子，他看见六个死人在他家庄子边上。我问人相食的事情，老人说：“我看见过人肉。”我大吃一惊，赶紧询问他细节，他说：“那个时候，人都饿疯了，把沟里的死人拉回来，剁成块块子煮上吃。被上面来的公社干部温受致发现了，就生气的倒到沟里去了。谁知道，到了晚上，同村饥饿的饲养员牛宗代到沟里又把肉捡回来，饱食一顿后撑死。这位没有撑死的叫牛宗祥，因为吃了人肉，浑身发烧，就把自己泡在水缸里降温，后来吃了几副中药后才好了。”这位谢家老人还说：“我跟上这个公社干部去，我看见人肉和猪肉一样，皮上的毛孔都看得见，看见害怕得恨。还有些人，割来人肉煮熟了卖，挣两个钱，给家里人买粮食，混口。”几个老人见证，人肉成了能够买卖的商品。
在秦安县王堡乡罗店大队店下弯村，我遇到农妇王碎狗，她今年68岁。大饥荒的时候只有十二三岁，她家饿死了八口人，小女孩也是饿得成天在地里挖草根吃。她说：“把人饿得什么都不晓得了，我还啃过人骨头呢，我在地里挖野菜，挖出来一条人腿就啃，上面都没有肉了，只有干皮，也没有红颜色了。”她的妹妹就喊叫：“你把高高大都吃上了。”这个被吃的是他们同村的一个老人。但是，令我惊讶的是说自己吃过人肉的时候，她没有任何隐晦、不安、歉疚，或者说控诉、愤慨。就是当笑话一样讲出来的。我无意指责她，但是，人肉是不是吃了就吃了，就过去了？又是谁逼迫一个小女孩吃死人肉呢？……老人们叹着气说：“那个阶段是人吃人，狗吃狗，饿得老鼠啃砖头。”
记得很清楚，离开通渭那天，我坐在汽车上，夹杂在说说笑笑的农民之间。汽车穿过我叫不上名字的村子，一个多月来相片又照了几百张，录音又采集了几十个小时，那种“颇有收获，满载而归”的感觉瞬间消失，我面对窗户泪水涌泄。心里一个劲说：“对不起，对不起，这山里、这村里，还有多少人吃人没有人问没有人记，将永远跟随着故去的老人们埋葬。我所能记录的只是其中的很少一部分。”
人相食在大饥荒年代并不是一个省、一个地区发生的个别现象，几本尚不能在国内出版的专著中均有不少纪录：
在英国《南华早报》驻京著名记者贝克先生所著的《饿鬼》一书中写到：“在各地采访时，当地农民能立刻追述起他们亲眼目睹的人吃人事实。一位安徽省的地方干部对本书作者说：‘没什么稀罕的。‘在四川，一位前生产队长认为，‘我们这里几乎每个县，大多数村子都有过吃人的事情。’……农民不仅吃死尸，而且出售，不论是自己的孩子还是别人的孩子，都有被杀着吃。”
香港大学历史学家冯客在他的《毛泽东的大饥荒》一书中写到：“被杀后吃掉，死后被吃掉，以及挖出来吃掉……真正把人杀了吃掉的食人魔其实没有多少。许多是度荒者，为了生存，不得不走到吃尸体的地步。他们怎么会想到吃人肉，原因各个不同。然而，他们挣扎在生死线上……人性在这场有国家发动的暴力中沦丧了。”
三、四年，我所采访的250多人中，有上百人见证了人吃人现象，这是怎样的比例？和中国历史上所记载的人相食不同，这是在没有战乱和天灾的和平年代发生的大规模的人吃人现象。饥饿使人性沦丧，饥饿使人变成野兽，求生成了唯一的本能。我常常想，如果我不幸地生活在那个年代，或许就是一个吃人的人，或许就是一个被人吃掉的人。此时，我能听见那些被人吃掉的人在同类食道里、肠胃里呻吟着、呜鸣着。在问：是谁吃了我？为什么吃我？
五十多年了，中国没有一个纪念馆、一个纪念碑。倒是毛的那首诗成了饿死十万人通渭县的骄傲，不甘落后地矗立起了毛的高大铜像，发展起来了红色旅游，财源滚滚而来了。出过毛伟人的韶山更是人头涌动，香火旺盛。
发生过的历史，是我们无法回避的，无法假装不知道的。人之所以称之为人，是因为人有情感、有记忆、有判断、有良知。我是一个人，在历史的一个极端黑暗时期，我的同类曾被当食物一样被人吃掉，他们的肉被煮熟咀嚼，咽进了人的肠胃。我的同类曾经因为极端的饥饿，被逼迫吃人肉求生，杀吃自己的孩子求生。今天，活着的我、吃饱饭的我知道了，我不去刨根问底、不去记录，我会感到羞愧、会觉得对不起他们。不把大饥荒中的人吃人写下来，我觉得我不配做人，没有一个人起码的尊严。人相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耻辱，是必须铭记的。
近日，我完成了大饥荒三部曲人相食的写作，画上了句号。有些书是用笔墨写成的。可是这一本是用人肉尸骨堆集起来的史书，它的字里行间都渗透着鲜红的血，每一页都堆满累累白骨，每一个字都在呻吟和哭泣。书写完了，但是我心中的痛楚永远不会消失。
我再三叮嘱美术设计师，一定要将毛泽东请上封面，序言中所说：“毛泽东......即便在饥荒蔓延全国时，他仍然丰衣足食、荒淫无度。毛是一个‘形而上的吃人者’，他一手打造了导致‘人吃人’惨剧遍布全国的极权体制。”
我要告诉世人：那是一个人相食的时代！正如国家主席刘少奇近五十年前所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