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女孩被拐六年》是南方周刊2001年的一篇旧闻,现在读起来依然触目惊心,中国落后农村宗族群体性犯罪是很多被拐妇女多年无法逃出的牢笼。
早晨起来妈妈顺手拿起衣服准备给女儿穿,张小丫说:“妈妈我都20岁了,你还给我穿呀?”妈妈一惊,手停下来,眼泪奔涌而出。
失而复得的女儿已不是她14岁的小丫丫了。女儿在被拐卖的6年里,已经变了。女儿的一举一动一笑一颦都和妈妈记忆中的6年前的14岁的女儿不一样了。
这6年是她一无所知的6年,是她的母爱无论怎样深厚怎样博大都无法触及的一个黑洞。
女儿的身体已不是6年前像蓓蕾一样的稚嫩了,手和脚还留在少女时代,很细小,但身体已是少妇的了,身上还有明显的生育的痕迹,少女和少妇不协调地组合在女儿身上,很刺眼。
拐卖
1994年12月19日,张小丫早晨起床有点发烧。她刚做阑尾手术刀口还没好利索。但期末考试在即,她要到学校去上早自习。爸爸说别去了,她说不行,并说晚上有晚自习,让爸爸去接她。
“那一天,小丫穿了一身红色的校服,外面穿着一件红色的牛仔大衣,边下楼边和我们说着话,早晨起来我怕她来不及,衣服都是我给她穿的。这就是她最后的样子,这样子老在我眼前晃,6年没变过。”小丫的妈妈说。
张小丫:“那是早晨6点多,天下着大雪,又冷又黑,马路边的小店铺都没有开门,路上也没什么人。前面停的一辆面包车上下来一个20多岁的女孩子,挺时髦挺漂亮的,操着北京口音来问路,她问我到世界公园怎么走,我就告诉了她,可她好像怎么也听不懂,我给她说了好几遍,她说上车再说吧,我可以把你带到学校门口。上车后,她让我喝牛奶,我不喝,她突然灌起来,牛奶是热的,在一个保温瓶里,洒了我满身都是。我忽然困起来,车子过没过学校门口我就不知道了。”
张小丫那一天从家走出不过100多米远就消失了。而她的学校————北京丰台区一中也就离她家300多米远。这里在丰台火车站的背后,有一个铁路的岔口,小店铺把马路挤得很窄,路边堆着垃圾,操各种口音的人来来往往,小路的拐弯处就是学校。小丫的爸爸说,小丫丢的时候这里还没有这么多的店。中午的时候张小丫没有像往常一样到姥姥家去吃饭,爸爸去学校找,老师说没来呀。
这一天,雪下了整整一天,刮着大风,爸爸和亲人们找了所有她可能去的地方,查看了来来往往的列车。这时正是民工回乡过年的日子,爸爸的心里早就慌了。第二天学校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姓李的老人说,小丫是在一个弹棉花的小店门口被人弄上了车。相同的消息互相印证,一家人才知道孩子被拐了。张小丫70岁的爷爷当即脑溢血,不久死去。
《盲山》剧照
张小丫:“我醒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发现我躺在一间屋子的沙发上,屋里点着灯,一些人在灯下吃饭。我说我要回家,哭起来,一个男人过来开始往外拉我,在屋外的雪地里,他扯着脱我的校服,撕下我的校徽,搜出了我的学生证,连我书包里的红领巾也拿走了,然后把我往一间小黑屋里推。我不进去,拼命挣扎,那个人就把我按在雪地里狠狠打了一顿,把我拖进小屋,门从外边锁上了。”“我当时脑子还不是特别清醒,药力可能还没过去,也吓昏了,只知道哭叫、砸门,第二天才看清这是一间没窗、没电灯、没床、没桌椅的小屋子,我只能从门缝透进的光知道天亮了、天黑了。他们有时一天开一次门送进一点冷饭或凉水,然后就不理我,我尿尿、拉屎在屋里,晚上和屎尿睡在一起。”
张小丫的妈妈觉得女儿没被冻死是个奇迹,在她的印象中那一年冬天特别冷。她反复问女儿:发烧是怎么好的?阑尾的刀口是怎么长好的?发没发炎?晚上没被子盖怎么能睡?嗓子哭哑没有?有没有得感冒?张小丫都说不记得了,因为当时太害怕了,她身上的痛都不记得。她的右手受伤,留下抽筋的毛病,她不知道是被打的还是她拽着门框不走硬拉伤的。
但她记得她反复喊的一句话:“我要回家!我要妈妈!”
张氏夫妇为了寻找自己的女儿,跑了全国十来个省的五六十个县市。他们在电视、报纸、杂志上做广告,自印了三四万元的寻人启事到处张贴。
6年,他们都奔波在寻女的路上了。6年中经他们找到线索解救出的张姓或北京的被拐女子就有三个。一次在湖南一个也姓张长得也极像小丫的女孩子已被折磨得病入膏肓,只会哭不会说话了,张氏夫妇转身走时,有人说,看,多狠心,怕弄个病人回去,竟丢下不管了。张师傅说:“要是我女儿就是尸首我也要抬着回去。”说完已是满脸的泪水。
张氏夫妇不知道,他们心爱的独生女就被卖在河北省高碑店市肖官营乡顿豆夏村,离北京只有十元钱的车票钱。甚至后来有同村人看到了他们在电视上做的广告问小丫:你爸爸说有重谢给多少钱?
强奸
张小丫:“我也不知道在小屋里关了多长时间,感觉是一个星期吧!一天小屋的门开了,一伙人准备了一辆三轮小拖拉机,要把我弄上车,我说我要回家,他们不说话硬要把我往车上拉,我又哭又叫大喊救命,那天晚上打我的那个男人又把我打了一顿。我上了车一个劲地要往下跳,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一下把我按在车箱里,用屁股坐着我,就这么坐了一路,我的脸贴在车箱底下,喘不过来气,也哭不出来了。”
张小丫后来才渐渐知道,关她的小屋所在地叫“高二”(音),这家的主人,也就是常打她的男人叫田志样,是买她的男人田志宾的叔伯哥哥,拉她去的地方是顿豆夏村。
张小丫:“我关在一间屋里,屋里有一张土炕。那些人在另一间屋里吃饭喝酒,我冷极了,饿极了。晚上一个男人开了锁上了炕,我求他放了我送我回家,他不说话硬脱我的衣服……”说到这,张小丫坐在沙发上的身子缩成了一团,头都要埋到腿里了。
张小丫:“我不是十分清楚他脱我的衣服干什么,我只知道他的样子很凶。我不记得痛不痛,不记得我是不是昏了过去,也不知道后来我是不是哭着睡着了,我只记得特别特别地害怕、特别特别地想妈妈。”
“强奸”一词是公安部门拘押田志宾的理由,直到这时张小丫才开始用这个词描述那天晚上她的遭遇,每次说时都怯怯的难以出口。她被强奸时只有14岁半,而田志宾“已经30多岁了”。
一个星期后小丫被拉到一个地方和这个男人照相,小丫从照相馆里冲出来,边哭边叫“我要回家,我的家在北京”,田志宾从里追出来,“当街开始打起我来,围观的人很多,但没人管,他把我拉进去和他照相。照相时我穿的是一件旧西服,里面是我的红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