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旦华来到新疆以后，先在迪化女中担任教导主任，后来又担任反帝会女中分会指导，省政府政务委员会委员和省妇女协会秘书长等职务。反帝会的全称为“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是盛世才成立的一个类似政党的组织。它的会长是盛世才，历任秘书长是俞秀松、黄火青、万献廷、王宝干等共产党人。
1938年9月底，新疆召开第三次全省代表大会，期间毛泽民由财政厅副厅长改任代理厅长。
毛泽民掌握新疆的财政大权以后，认为新疆币制不统一给流通带来很大不便，于是他进行了币制改革。为了贯彻新的税制政策，毛泽民在全省财经系统和各地税务部门安排了大批共产党员担任重要职务。
1940年2月，毛泽民从苏联“看病”回来以后，他的妻子钱希均已经离开新疆返回延安。钱希均后来回忆：“当时，我很想不通，苏联派来许多飞机，运来大量的物资支援中国的抗日，我们不去抗日前线，却在这里与军阀搞统战。”于是在1939年冬党组织同意她返回延安，并批准了她的离婚要求。（参见《革命与爱：毛泽东与毛泽民的兄弟关系》，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版）
1940年5月，毛泽民经邓发介绍与朱旦华结婚。第二年他们的儿子出生，毛泽民为了纪念这个出生地，为他取名毛远新。
八、杜重远“四渡天山”
就在盛世才访问苏联的时候，斯大林发动的“肃反”运动已经进入高潮。当时，所谓第三次“莫斯科审判”刚刚结束。这次审讯的对象是以布哈林、李可夫为首的23人，罪名是“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审讯结束后，布哈林和李可夫等20人被秘密判处死刑。随后，被称为“杀人魔王”的叶若夫，也因为其助手贝利亚的告发被处死。与此同时，就连斯大林、加里宁、莫洛托夫等人的家属和亲戚，也纷纷被逮捕或处决。
从苏联“取经”回来以后，盛世才以斯大林为榜样，开始了大清洗运动。时任新疆学院院长的杜重远就成了第一个清洗对象。
杜重远原名杜干学，1897年4月27日出生于吉林省怀德县，1917年东渡日本攻读陶瓷制造专业。1923年毕业回国后投身于实业救国的同时，曾发动抗日示威抵制日货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他化装逃往关内，在上海与周恩来取得联系，并买下位于淮海中路的一幢花园洋房。从此，这里就成为中共特工密使、上海救亡人士以及政府高官要员来往活动的场所。1933年，邹韬奋、胡愈之主持的《生活》周刊被查封后，杜重远于第二年创办《新生》周刊，其寓意和目的显而易见。
1935年5月，《新生》刊登《闲话皇帝》一文。该文因涉及日本天皇而受到日方非难后被上海当局查封，杜重远也因此锒铛入狱。1936年春，杜重远“因病”获准在上海虹桥疗养院就医，张学良曾化装赴上海探望。借此机会，他向张学良提出与中共以及杨虎城、盛世才实现西北大联合的建议。不久杜重远提前出狱，赴西安与张学良共商大计，并参与策划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杜重远在太原与周恩来再次会晤并达成共识。他们认为，抗战的胜利取决于中苏联合，而新疆既是中苏联合的交通要道，又是抗日战争的重要根据地。因杜重远与盛世才有同乡、同学之谊，周恩来建议他去新疆工作。
1937年10月13日，杜重远“一渡天山”来到迪化，受到盛世才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款待。盛希望他能够留下，但杜没有答应。杜重远返回大陆后，在邹韬奋主持的《抗战三日刊》连续发表《到新疆去》的通讯。后来，他把这些通讯汇集为《盛世才与新新疆》一书，由生活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面世后，在社会上反响很大，许多年轻人因此对新疆产生了浓厚兴趣，纷纷要求到新疆去。
1938年6月杜重远“二渡天山”赴新疆考察，但他因为当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要参加即将召开的大会，于7月初匆匆离开迪化。不久上海沦陷，杜重远把家迁到香港，与上海《立报》总编辑萨空了一同来到武汉，在胡愈之的住处见到周恩来和叶剑英。周恩来再次鼓励他们前往新疆，于是杜重远于10月初乘飞机“三渡天山”抵达迪化。
随后，盛世才委任杜重远担任新疆学院院长，萨空了担任《新疆日报》社副社长。为了安心工作，二人返回关内迎接家眷。1939年1月，杜重远辞去国民参政员、国民政府监察委员的职务，谢绝了美国友人劝他去美国办实业的邀请，带领全家“四渡天山”来到迪化。
第二年2月，茅盾和张仲实（马列著作翻译家）应杜重远邀请来到新疆，分别担任新疆学院教育系和政治教育系主任。随后，茅盾又担任新疆文化协会委员长兼艺术部部长，于是他又把王为一、徐韬、赵丹、叶露茜等人请到新疆，成立了新疆实验话剧团，并排演了著名的话剧《战斗》。赵丹来新疆之前，曾向茅盾打听情况，但因为盛世才严格检查出入新疆的书信，所以茅盾不敢以实情相告。赵丹到达新疆以后，才知道这里的情况和他想象的大不一样，这让他追悔莫及。
1939年9月，周恩来路过新疆去莫斯科治病时，盛世才设宴招待，茅盾也应邀出席宴会。当时茅盾想送孩子去苏联留学，便悄悄托邓颖超给瞿秋白的第二任妻子杨之华捎信。后来杨之华回话说：只有中共领导人的子女，苏联才接纳上学，你的两个孩子不符合这个条件。
九、新疆开始大清洗运动
1939年下半年，杜重远发现盛世才对他不怀好意，便以生病为由提出辞呈，盛世才立刻同意并把他软禁起来。1940年2月，萨空了因调解盛世才和杜重远的矛盾无效，怕自身难保，便找借口离开新疆。为了营救杜重远，他在临行前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并把这封信留给毛泽民，请他等周恩来回国时转交。据说周恩来回国路过新疆时，曾与盛世才交涉，要杜重远与他同机返回关内，盛推托说：“等下次飞机送他返回关内。”同年5月，茅盾和张仲实看到形势不妙，也以母亲病重为由，请假返回大陆。在此期间，盛世才又炮制“阿山案”、“回案”、“崔荣昌案”、“六星社案”等一系列案件。
1940年6月22日，中共驻新疆办事处主任陈潭秋向延安汇报工作时写道：“新疆政治危机日渐严重，督办在民族问题上，将蒙、哈、柯族代表全部扣留，并将其中一部分逮捕。不久前，又逮捕哈族领袖沙里福汗。今年二月间，阿山哈族因拒绝而发生暴动，盛世才派军队和飞机去镇压，屠杀了数百人。逮捕了维族三领袖。弄得社会不安，人人自危。”此外，盛世才还多次发布公告，“号召公务员及民众互相监督和检举敌控奸细，托匪……并允许直接向他告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斗争纪事》，第52页）
1940年9月，盛世才曾派毛泽民审理杜重远案。杜在法庭上慷慨陈词：“我决非托派，硬说我是托派，此系最大痛苦者也，比受酷刑还苦。”第二年5月，盛世才以“汉奸”、“托派”和“阴谋暴动”等罪名将杜重远正式逮捕，受其牵连，赵丹、王为一、徐韬以及包括财政厅长、边务处长、新疆一大批高级官员纷纷被捕，总数在1200人左右。
1941年冬，盛世才密电苏联当局，说新疆日报社社长王宝干是“陈培生阴谋案”的幕后策划者，其目的是推翻新疆的现政府。他要求立即逮捕王宝干，或将其调回苏联处置。1942年3月，盛世才的四弟、曾任新疆督办公署卫队团团长和机械化旅旅长的盛世骐在家里中弹身亡，盛世才认为是盛世骐的妻子陈秀英和苏联军事顾问合谋杀害了他的四弟，并因此发动政变。于是他将陈秀英投入监狱，严刑拷打，逼她承认自己的罪行。事后，盛世才写信向斯大林绘声绘色地汇报了这一案件。当然，也有人说是盛世才杀害了他的四弟，原因是盛世琪与他和政见略有不同。
十、盛世才离开新疆
事情发生以后，陈潭秋向延安和莫斯科汇报说：“盛世骐成为盛世才反苏反共阴谋的牺牲者。”苏联当局得知此事后，认为这是盛世才为了投靠蒋介石所做的准备。为此，斯大林派外交部副部长德卡诺佐夫携带莫洛托夫的信来到迪化，试图阻止盛世才继续行动。两人见面后，德卡诺佐夫对盛世才说：“你是联共党员，要永远信仰马克思主义，不能动摇。”但是盛世才对他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了。……作为三民主义的忠实拥护者，我要在新疆建立民主统治。”盛世才的转变，可能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以及蒋介石的威望在抗日战争中不断提升有关。
1942年7月，蒋介石派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行政院秘书长兼经济部长翁文灏、空军总指挥毛邦初等人乘飞机抵达迪化。经过谈判，盛世才答应中央政府的下列要求：1.严防苏联在新疆各地发动骚乱事件；2.由大陆抽调军队来新疆加强防务；3.在新疆成立国民党党部；4.中共人员一律停止在各机关工作，并集中起来听候发落；5.中央政府派人接收新疆航空委员会；6.由外交部派人接管新疆外交办事处。
一个月以后，宋美龄飞抵新疆，代表蒋介石任命盛世才为新疆边防督办，同时兼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主任委员、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等职务。1942年10月，盛世才向苏联当局递交一份备忘录，要求苏联政府在三个月内必须撤走包括军事人员在内的所有非外交人员。随后，盛世才将中共在新疆的人员集中起来，由陈潭秋领导进行整风学习。不久，任弼时指示陈潭秋说，莫斯科同意把他们转送苏联，但是陈潭秋认为：“我们过境大成问题，我们将处于东归不得，西去不能的危险境地。”
1943年年初，盛世才将软禁的陈潭秋、毛泽民等人投入监狱。随后，重庆派内政部次长王德溥率人专程来到迪化，以“特派新疆审判团”的名义对他们进行审判。6月5日，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以“危害民国罪”被判处死刑。9月27日，这三个人和陈秀英等人被秘密处决，并呈报重庆验证。这一年，罗家伦以新疆监察使和西北考察团团长的名义来到新疆。当时苏联的红八团还没有撤离，因此他不无忧虑地说：“时新疆反侧初定，然俄军第八团及空军飞机一大队仍驻哈密，扼甘、新间交通之咽喉，随时可以酿成变乱。”后来，在中国政府的强烈要求下，这支军队才离开新疆。
1944年8月，国民政府明令撤销新疆边防督办公署，任命吴忠信为新疆省政府主席，调盛世才回重庆，担任农林部部长。至此，盛世才结束了他对新疆的十余年统治。
《炎黄春秋》2012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