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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才统治新疆最终反共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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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派外交部副部长德卡诺佐夫携带莫洛托夫的信来到迪化,试图阻止盛世才继续行动。两人见面后,德卡诺佐夫对盛世才说:“你是联共党员,要永远信仰马克思主义,不能动摇。”但是盛世才对他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了。……作为三民主义的忠实拥护者,我要在新疆建立民主统治。”盛世才的转变,可能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以及蒋介石的威望在抗日战争中不断提升有关。

盛世才照片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一大批中共高级领导人和“左翼”文化人士去过新疆,其中包括周恩来、王明、康生、任弼时、毛泽民、陈云李先念、邓发、周小舟、滕代远、俞秀松、陈潭秋、方志纯、孟一鸣、林基路以及杜重远、茅盾、张仲实、王为一、赵丹等等。他们有的是路过,有的是到那里工作。另外,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后,尽管只剩下三万余人,但还是组织两万多人向西挺进。因此人们自然要问:在那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他们为什么要做出如此选择呢?这一切,都与被称为“新疆王”的盛世才有关。

一、1928年“七七”事变

介绍盛世才之前,需要先了解一下民国以来新疆的政治概况。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迪化(今乌鲁木齐)和伊犁两地的革命党人立刻发动起义以示响应。结果,迪化起义因遭到新疆巡抚袁大化的镇压而失败,伊犁的革命党人则取得了胜利。1912年1月,伊犁都督府成立以后,曾经派兵进攻迪化,但由于南北议和的消息传来,双方息兵停战。不久,袁世凯任命原新疆按察使兼镇迪道杨增新为新疆都督兼民政长,从此新疆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代。

1914年6月,杨增新担任新疆将军,1916年7月任督军,1925年1月改任督办,一直掌握着新疆的军政大权。作为民国的封疆大吏,杨增新始终以保持新疆的稳定和统一为使命。他深知如果新疆出了问题,后果不堪设想。他曾经说过:“设若新疆一旦政纲失握,外有强邻之虎视,内有外蒙之狼贪,恐此大好河山将沦陷于异族之手。”与此同时,他对于大陆的政坛风云和军阀混战,采取了“认庙不认神”和“纷争莫问中原事”的态度;对大陆到达新疆的人员,则注意严加防范。1928年7月,杨增新发表承认南京国民政府的通电,因此被任命为新疆省主席兼保安总司令。就在这时,新疆交涉署长兼军务厅长樊耀南突然发动政变,将杨增新杀害。

辛亥革命爆发后,樊耀南先后担任新疆法政学堂教员和副总统黎元洪的顾问。1917年黎元洪当了总统以后,任命他为新疆阿克苏道尹,后来又担任迪化道尹兼军务厅长、交涉署署长和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监督(校长)等职。1928年7月7日,新疆俄文法政专门学校举行首届毕业典礼,邀请杨增新等政要参加。典礼结束以后,樊耀南举行宴会。宴会期间,杨增新被樊耀南埋伏的杀手杀害。

正当樊耀南以为大功告成,前往省长公署宣布执政时,民政厅厅长金树仁一面派部队固守要隘,保护省城,一面率省政府卫队包围省署,并且在混战之中活捉樊耀南。这一事件在新疆历史上被称为“七七”事变。

“七七”事变后,金树仁将樊耀南用残酷的磔刑处死,然后召开各级军政要员会议宣布事变经过。于是他被推举为新疆省政府临时主席兼总司令。随后,南疆北疆的军事将领和少数民族的王公贵族也纷纷通电表示拥护。1928年11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为了承认新疆“七七”事变之后的现实,正式任命金树仁为新疆省政府主席。

二、1933年的“四一二”政变

金树仁主政新疆后,在继承杨增新统治方略的基础上,又有很多创新。当时新疆孤悬塞处,外敌窥伺已久,而中央政府又鞭长莫及,一旦发生冲突,后果不堪设想。为了巩固国防,加强军队建设,金树仁于1930年派省府秘书长鲁效祖到上海、南京等地延揽军事人才。当时正在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担任科长的盛世才表示愿意到新疆效力,于是他辞去原来职务,取道苏联,于这一年年底到达新疆。

盛世才入疆后,由于他来自南京政府参谋本部,金树仁对他颇有戒心,只给了他一个闲职——督办公署上校参谋主任。在此期间,盛世才委曲求全,唯命是从,想方设法获得金树仁信任。不久,他担任军官学校战术总教官,这为他拉拢学生、培植亲信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1931年2月,哈密王府军官和加尼牙孜、总管尧乐博斯发动武装暴动,甘肃马仲英乘机率部入疆,致使新疆陷入大规模民族仇杀之中。金树仁先后派鲁效祖、张培元为总司令,盛世才为参谋长率部进剿,终于在9月将马仲英以及和加尼牙孜击败。1932年,马仲英派马世明联合和加尼牙孜进攻哈密,盛世才出任东路剿匪总指挥,又将敌人击退。1933年初,马世明率部进犯,盛世才两次解围,再次打败马世明。盛世才的屡战屡胜,使他获得“常胜将军”的美誉。

1933年4月12日,新疆省政府参谋处长陈中,联合迪化县县长陶明樾、航空学校校长李笑天等人,在“归化军”首领巴品古特的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归化军”由十月革命以后流亡到新疆的白俄组成。

政变爆发后,金树仁逃离迪化,并命令盛世才率部火速返回省城平乱。与此同时,政变领导人陈中也派人到盛世才的驻地,要他支持政变,共同主持新疆局势。第二天盛世才率部到达迪化城外,但是却按兵不动。这时,陶明樾找到东北义勇军的首领郑润成,请他出兵支援。东北义勇军参战以后,迫使据守城内的军队很快投降,陈中等人遂控制了局面。4月14日,政变发动者召开会议,一致推举盛世才为新疆临时督办,推举教育厅厅长刘文龙为新疆省政府临时主席。这次事件在新疆历史上被称为“四一二”政变。

三、盛世才控制新疆局面

盛世才上台后,南京中央政府于6月10日派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飞抵迪化,名为“宣慰”,其实是为了调查“四一二”政变的真相。黄慕松下车伊始,便与陈中等人联系。他们的密切来往,引起盛世才的猜忌。盛世才害怕陈中等人联合黄慕松取代他的地位,便决定先发制人。6月26日,他以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为名,在督办公署花园埋伏杀手,将应邀前来的陈中、陶明樾、李笑天等人逮捕,随后即以“谋叛罪”将他们押到东花园击毙。于是,在盛世才的逼迫下,作为“钦差大臣”的黄慕松只好悄然返回大陆。面对这一局面,南京政府因为鞭长莫及,只好顺水推舟,任命盛世才为新疆督办,刘文龙为新疆省政府主席。这一年年底,盛世才又以涉嫌谋叛的罪名,将刘文龙及其全家软禁,并指定年迈多病的朱瑞墀担任省政府主席。朱瑞墀于第二年3月病死,盛世才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开始对新疆实行独裁统治。

当时,新疆还有马仲英和张培元两股势力,与盛世才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马仲英拥有兵力一万余人,活跃于北疆等地。张培元有8000多人,占据伊犁一带。盛世才上台以后,马仲英和张培元先后率部进攻迪化,对盛世才形成夹击之势。盛世才除率部迎战外,还向斯大林求助。1933年10月,他派自己的外事处长借口去苏联治病,赴莫斯科与苏联当局接洽。随后,他从前线返回迪化,与苏联特使签订了秘密协定,其中包括苏联向盛世才提供300万卢布的军火(内有30架飞机和机枪、通讯器材)等内容。作为回报,盛世才答应向苏联出让开采黄金、石油和矿山的权利,以及在新疆修筑一条通向苏联的铁路。此外,盛世才还答应要在新疆“推行和扶植共产主义观念”。

在此前后,盛世才与苏联驻迪化总领事保持密切联系。他经常邀请总领事到家里做客,饭后还请对方参观自己的书房,并且说他在学生时代就信仰共产主义,书架上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问题》等著作,就是他的秘密藏书和必修之课。除了这种“精神贿赂”外,当客人离开时他还有贵重礼物相赠。因此,苏联总领事向莫斯科汇报:盛世才相信共产主义,对马列主义研究颇有心得。

不久,斯大林派红军进入新疆,换上中国军队的服装,先后将张培元、马仲英击败。张培元被迫自杀,马仲英也退往吐鲁番、喀什一带。在此之前,盛世才还以召集军事会议为名,把东北义勇军首领郑润成等人逮捕并处以绞刑。至此,盛世才在斯大林帮助下消灭了全部异己势力,牢牢地控制了新疆的局面。

为了帮助盛世才在新疆建立苏维埃政权,斯大林除了直接派兵和提供大量军事援助外,仅仅在1935年8月,就向新疆贷款500万卢布,1937年1月又货款250万卢布。在管理方面,苏联向新疆派遣政治、军事、财政等方面的顾问和专家300余人,其中有不少人是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培训过的中共党员或加入苏联共产党的中国人。

鉴于盛世才的上述表现和斯大林的战略决策,共产国际于1934年曾指示中共中央要重视新疆问题,并要求把新疆作为通向苏联的国际通道。于是,究竟是西进还是北上,便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争论的一个主要问题。关于这一点,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长征期间,他与毛泽东在懋功会晤,当时他根据自己掌握的情报,知道苏联在新疆有相当力量,如果红军向那里转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毛泽东也认为,“新疆倒是红军可以休养整理的地方,只是离中国大陆太远”。这一选择被张国焘称为“西进计划”。张国焘还说,由于当时还没有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因此无论西进还是北上,目的都是要背靠苏联。这些内容对于解读中国近现代史,颇有帮助。

1936年4月,盛世才在苏联的帮助下,颁布以“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为内容的“六大政策”。一时间,新疆各地红旗飘扬,到处悬挂着斯大林和盛世才的巨幅画像。

四、全面奉行亲苏亲共政策

两个月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经过新疆,要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于是他成为中共与盛世才最早取得联系的一位负责人。随后,中共中央提出“宁夏战役”计划,其要点是:1.占领宁夏,控制河西走廊,打通与苏联的陆上交通;2.与东北军进行合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该计划经共产国际批准后,由中国工农红军组织两万多人的西路军渡过黄河,经河西走廊向新疆挺进。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炎黄春秋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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