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哐当”一声巨响，我身后的一扇大铁门关上了，我被几个警察领着推着从一条水泥阶梯走下去，走向大连市法院设在地下的看守所。头上幽暗的灯光，把我们的身影照在墙壁上，就像幽魂在移动。这时，我陡然想起但丁描写地狱的名著《神曲》：地狱的大门上写着一行大字：“来到这里的人们，把你们的一切希望都扔掉吧！”是的，我已掉入了毛泽东制造的人间地狱，不会再有摆脱厄运的任何希望了。
1957年夏天，席卷全国的“反右斗争”，使中华民族三百万（不止官方公布的55万）知识精英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各地看守所、监狱人满为患。
我所在的看守所几个大监室都塞满了人，我住的那个监室只二十多平米，塞进了五十多人，大家盘腿坐在三面靠墙的炕上，不准说话和走动，除了听看守所人员训话，就是被要求反省各自的“罪恶”。每天吃两顿，每顿一个窝窝头，一块咸萝卜，坐得腿痛，饿得发慌，我闭目沉思，几个月来的遭遇像一幕幕电影在脑中放映：
这年春天，毛泽东的一次次讲话和众多文件，不断号召人民“大鸣大放”，揭露党的工作缺点和错误，帮助党整风。一再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等煌煌诺言，使心怀疑虑的广大知识分子逐渐大胆放言。我作为大连党报《旅大日报》文教部主任，每天跟随市领导到各高校去参加鸣放座谈会，没有空闲参加本单位的鸣放会，只是在业余时间与同事们聊天发表些意见。
我认为：人大是摆设，不为人民说话；党不民主，不虚心接受各方的正确意见；党不重视知识分子，只重视大老粗；肃反和思想改造运动伤害了不少知识分子的心。毛泽东和中共在未取得政权前不断宣传民主，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为什么现在变了呢？……
十多天后风云突变，广大知识分子的鸣放意见，被称为是“向党猖狂进攻”，“言者无罪”的诺言变成“引蛇出洞”的“阳谋”，我的这些私下议论立即被人检举揭发，指责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于是大会斗小会批，日夜不停，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漫画，说我是“反革命的毒蛇魔鬼”，最后被定为“极右分子”而遭撤职，投入打扫厕所和大炼钢铁等劳动，1958年的夏天，终遭逮捕。
我的妻子是中学老师，学校当局就逼她检举我的罪行。她不检举，就逼她讲对党不满的意见，也想把她打成右派。她受不了逼供，愤而辞职，带着3个子女逃回南方家乡，从此我便妻离子散。
我在看守所被拘禁一个多月后，法院人员递给我一张判决书，不容我声辩，判我七年徒刑。这样，我就成为大连第一劳改队的一个囚犯，从事制砖劳动。我们监室三十多个犯人，成天在烈日寒风中劳动，一干就是十多个小时，弯腰曲背干得腰酸腿痛手麻，精疲力竭，有时半夜里下雨，警铃一响，就得立刻起床奔赴工地抢盖。如此强劳动，每天只吃两顿，每顿一个窝窝头，一小碗蔬菜，因而天天感到饥饿。
我们右派对中共以言判罪的恶毒手段无不心怀怨恨，刑事犯也对轻罪重判十分不满。劳改当局为了强令犯人“认罪服法”，想出歪招，仿效社会上鸣放的办法开展“交心运动”，企图“引蛇出洞”，进行打击。每天晚间开“交心会”，大多数犯人早已领教了共产党的阴谋阳谋，都不再上当，只谈饭菜吃不饱，劳动吃不消之类生活小事。但也有一些胆大的人发表不认罪不服法的言论，于是交心会变成批斗会。有一位化学厂工程师对定他右派判罪不服，一再指责“共产党不讲理”，几次批斗仍不服，就把他的刑期从5年加到8年，他还是不服，不断声辩骂“共产党是法西斯”，终于在一次公审大会上把他判处死刑枪决了。还有一位海员，说他过去出差到日本时犯了一点过失，关进日本监狱，顿顿吃大米饭和鱼，还不劳动，如今吃不饱还要干重劳动，指责“共产党不讲人道”，几经批斗，他还是骂，就被绑在医务室的铁床上施用电刑，诬蔑他有精神病……许多事实使我们认清所谓“劳动改造思想”完全是谎话。改造思想只能用说理和辩论方式才会有效，中共用繁重的劳动和恐怖手段对待有不同意见者，这是专制政权的故伎，无非是使人们内心产生恐惧，从而不敢说话和反抗而已。
1959年夏，劳改队召开大会，宣布一批名单，说要遣送到大陆去，全是政治犯和重刑犯。后来才知道，在台湾的蒋介石宣称要“反攻大陆”，中共担心我们会起来响应，才把我们送到远离海岸的大陆去。在上火车的路上，我被劳动累坏的身体，实在拎不动两只大皮箱，不得不忍痛把一只装满衣服的皮箱扔在路边了。我们1000多人被押上用来装运牛猪等牲畜的闷罐车，全车厢只有一扇小窗用来透气透光。第二天到锦州，再转乘大卡车到锦州西面的另一个小煤矿劳改队。
当我们列队进入这个劳改队时，不见一个人影，不闻一点人声，一片死寂。大家很惊奇，终于在一个监房里发现有20个瘦得只剩骨架的犯人躺在炕上，一个个说不动话，也没有气力行动，形同僵尸一般。经再三打听，这个原有1200人的劳改大队，已饿死1180人，就只剩下这些等死的人了。剩下的这20个人，后来也在半个月内陆续死去了。这个劳动队的原有统统死光，一个不剩，使这个劳改队在毛泽东的所有专政系统中，创造了虐杀犯人的最高记录，可与希特勒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媲美！这里如此悲惨的情景，给我们精神上极大的打击，意识到我们也将在这里成为新鬼了。
事实正是如此。我们每月只有12斤口粮（每天四两），根本吃不饱，却强迫去抬石、抬土。不久我们这批新来的人开始以每天三四人的频率走向死亡。尸体由身体较好的犯人抬上板车，拉到附近的一座荒山扔下喂给狼吃（大概也是因为没有人有力气天天去挖坑埋尸吧）。有时尸体扔下后忽然又动起来，好心的难友把他再拉回来，其实这人还能再活几天呢？在这块荒无人烟的丘陵地上，茂密的野草丛中，无数尸体难以数计，或仰着或俯着或屈着，惨不忍睹。在“毛泽东红太阳”的照耀下，这里阴风凄凄，白骨闪着刺眼的青光，空气中弥漫着腐尸的恶臭，不时传来鬼哭狼嚎的声音，令人毛骨悚然。还有些拉去不久的尸体，被狼撕咬得血肉模糊，肢体残缺得不成人形，看了令人心酸。总之这里悲惨可怖的情景，就像传说中的十八层地狱，使人不寒而栗。毛泽东暴政使大量无辜人民遭受迫害死去，其罪行令人发指！
我们每天生活在死亡的恐惧中，久而久之神经反而麻木了。早晨醒来，可能发现睡在左边的难友停止了呼吸，明天早晨又可能发现睡在右边的难友又不动弹了，谁都不知道后天自己会不会成为冤鬼！落在毛泽东的绞肉机里，谁还有生的希望呢！有些难友预感到自己快死了，干脆把好衣服或被子拿给身体较好的难友换根香烟抽，免得白白死去。在监房旁边有两间大房间，从地面到屋顶堆满了铺盖卷，上面写着主人的名字，它们都是冤鬼的遗物，等待家属前来认领，可从未见到有人来领，又有谁敢来领呢？
“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尽管饿死的人越来越多，劳改当局完全不需为此担心，因为各地政府源源不断地把犯人输送进来，每天三五个十几个从不间断，就像开足了马力的生产线。我们好奇地问新来的犯人犯什么罪？有的说：“我饿得不行，骂共产党不顾人民死活，就判了5年”；有的说：“我偷了公社食堂两个窝窝头，判了3年”；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小犯人，他说：“我的父母都饿死了，我在笔记本上写‘我们要起来干，不能等死’，被人检举就进来了。”
据他们说，当时辽宁省创造了名为“群众审判”的所谓“先进经验”——针对反抗暴政犯法的人越来越多，司法部门来不及审判和处理，为了“提高效率”，决定实行新办法：乡镇县各级召开群众大会，要求群众检举揭发“犯罪分子”，当场就把被检举人抓到会场台上，大会主持人简单说明此人“罪行”后，问：“怎么处理？”台下的党员或积极分子就喊：判他劳改三年五年！主持人又问：大家同意吗？台下的人三三两两举手就算审判完成，既没有被告和律师的申辩，也不需要任何证据，不经任何法律程序，一批批犯人就这样制造出来了，劳改事业怎能不兴旺发达？！这正是毛泽东“无法无天”残害无辜人民倒行逆施的一个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