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人们饿得没有力气干活，劳改队的生产任务难以完成，劳改当局想出了妙计：号召大家争当“劳动模范”，给予减刑、假释的奖励。有些老实人就拼命地干，甚至放弃休息，结果营养和体力消耗过快，还未评上“劳模”就先去见了阎王。
在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叫声中，中共当局认为政治犯和重刑犯是可能反叛的危险分子，于是我们几百个人又被押上闷罐车，驶向离海岸更远的地方——辽宁省北边靠近内蒙的凌源县劳改农场，从事种水稻、玉米、大豆等农业劳动。无论在大连、锦州或凌源，我们亲眼目睹到处风调雨顺，没有任何天灾的迹象，可是各地农田却千里荒芜，杂草丛生，不见有耕作的农民。大家心里清楚：正是毛泽东一意孤行“高举三面红旗”的错误政策，才是全国粮荒，饿死大量老百姓的根本原因。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完全是欺骗人民的谎话。
为了应付全国人民对饥饿的不满，当局想出了新花招：在全国宣传和推广所谓“粮食增量法”，说只要把粮食放在水里泡上几天，然后蒸煮成食物，粮食就会增量，就吃得饱了。这个“先进经验”很快传进我们劳改队，厨房如法炮制，开饭时每人领到一块比平日吃的窝窝头大一倍的玉米面方糕（大概因含水量多，做不成圆形的窝窝头），吃后确有胀饱感，可一次小便肚子又瘪下去了，肚子又饿了，大家这才明白：这哪里是增量，不过是增水，多吃水能吃饱吗？共产党不是在骗人吗？这个花招被戳穿了，又有新花招：把玉米杆磨碎后掺进玉米面里做窝窝头。这下窝窝头的体积大了，但玉米杆很难磨得细碎，吃后肠子和肛门被玉米杆刮出血来，疼痛不已。大家气愤地说：“共产党不是把我们当牲畜吗？”
为了自救免于饿死，大家在劳动中千方百计寻觅一切可吃的东西，把各种野菜塞进口袋里，不管有毒无毒，拿回队里用水稍稍漂洗就吞下了肚。这样人人的肚里长满了蛔虫，多得从鼻孔里、嘴里爬出来，令人见了恶心得作呕。还有多位难友因蛔虫多得把胃肠或心肺堵塞不通而活活憋死，真是人间惨剧！有次我大便后发现粪便中有一堆蛔虫在蠕动，用小树枝把它们扒开来一数竟有120条，而别人都说我肚里的蛔虫是最少的。
一天在田里，我看到一只青蛙，求生的本能提醒我：它是蛋白质和脂肪啊！不能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啊！我们每年只有春节和国庆才能吃到指甲般大小的几块肉，这只青蛙对我太重要了，我使足全身力气猛扑上去把它抓住，随即用指甲划破它的肚皮，扔掉肠胃，连心肺一起送进嘴里吃掉，青蛙还在吱吱叫呢！有时发现蜢蚱、蝴蝶等昆虫，也毫不犹豫地捉来带回队里，在厨房火炉上一烤就吃掉。
大家都跟我一样在挣扎着求活命，我们没有思想，也不需要文化，大脑被剥夺了一切功能，只剩下填饱肚子的本能，都成了野兽了。其实这正是毛泽东的阴谋或阳谋——把人改造成没有思想没有文化只有求生本能的兽民、顺民、愚民，只有这样才能保住他的专制统治。
由于极度缺乏营养特别是维生素A，全体犯人都患了夜盲症和浮肿病，每天夜里都成了瞎子，走路飘忽无力，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十分奇特可怖的景象——每天晚上在监房里行动或上厕所，所有的人都向前伸出两只手，以防碰上墙壁或别人，加之两腿乏力，行走时飘浮摇摆，在幽暗的灯光下，宛如一群群幽灵飘来飘去，伸着双手，像在倾诉冤屈，像是要抓个活人作“替死鬼”，如果有外人进来看到这番景象，准会以为进入了地狱或鬼域而惊骇得瘫倒的。这堪称毛泽东时代辉煌成就的一道“风景”吧！
犯人在死亡钱上挣扎，社会上的景况也一样。一天我们在田里干活时，突然一个中年农民闯进我们工地，这人瘦骨嶙峋，面色死灰，走路踉踉跄跄，他问我们：“我能到这里过活吗？”我们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们村里树皮草根早吃光了，快没有活人了。你们虽也挨饿总还有点皇粮吃。我们告诉他：要来还不容易！只要在干部面前骂声害死人的毛泽东，你就一定能进来了。这人后来再没有来，估计已饿死了。
暴政必然引起广大人民的不满。当时不仅犯人们心怀怨恨，就是共产党员管教干部也多半敢怒不敢言。其实这些管教干部在上层领导眼中，也不过是半犯人，他们或因不满领导，不听指挥，或因工作上的过失，被贬谪到基层劳改队、教养队作为变相的惩罚，只是名义上好听点和比犯人多一点自由而已，所以内心是忿忿不平的。终于有一天，他们的怒火爆发了——
凌源县一个劳改队的几个管教干部，率领一批犯人携带枪支逃了出去，逃进附近深山打游击去了。这可不得了，因为凌源是劳改城，有多个劳改队、教养队集中在这里，有犯人几万，超过了县城的人口总数。如果这个星星之火发展成犯人大暴动，对毛泽东政权无疑是个很大的威胁。当局立即调来几万军队包围深山搜剿，最后把反叛者捕获，随即召开上万犯人的公审大会，把他们枪决了。这件事使“劳改城”的所有犯人心灵受到震动：勇敢的反叛者们受镇压了，但暴政造成的反叛思想和意志能用暴力镇压住吗？
熬过了七年人间地狱的悲惨生活，九死一生，万幸没成饿殍，1965年秋我被释放了，先在劳改农场干了几个月农工，后被遣送回江南的家乡。我是自由公民了吗？不，是“二劳改”。——要向派出所经常报告思想和行动，到东到西要经批准，每到节日就和“地富反坏分子”一起集中禁闭，不准“乱说乱动”。为了谋生，我做各种艰苦的体力劳动，拉车运货，当建筑队小工，受尽歧视凌辱。我方明白：我从小监狱进入了大监狱，“右派分子”的恶名烙印在身上，我成了永世的贱民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全家又被强迫“下放”，我和妻子及3个子女被放逐到附近县城的农村，又使生活雪上加霜。江南素有“鱼米之乡”美称，解放前农民生活都过得去，就是贫下中农也很少有挨饿的，饿死人是从未有过的。可是在毛泽东宣称“人民公社好”的时候，这里尽管风调雨顺，全公社却饿死了二百多人。我来这个公社后，就和贫下中农一样从事繁重艰苦的劳动——锄地翻土、挑稻挖沟，农忙时节下田插秧，空气和水的温度高达摄氏40度左右，两腿被水中的蚂蝗咬得血迹斑斑，面孔被成群结队的“蠓狮子”（一种比普通蚊虫更小的蚊虫）叮咬，挥之不去，奇痒难忍。从早晨干到日落，很少休息时间。特别是夏初小麦收割后，一向是农闲时期，农民可休养一二个月，等待种晚稻，但当局为了增产粮食，强迫农民放弃休息，加种一茬“双季稻”，不仅农民在烈日下干得疲累不堪，且因地力消耗过大而肥料不足，亩产量只三四百斤，根本得不偿失。每年从稻麦两茬变成三茬，农民终年辛劳，收获的粮食却大部分被公社“统购统销”搜刮去了，这样就使劳动工资降为每天8分钱，所有农民全都过着极度贫困的生活，除了卖掉饲养的猪鸡有点收入，平日连买油盐酱醋的零钱都没有。加之口粮不够吃，家家都在挨饿，不得不借钱或卖掉和当掉财物，到山区去买粗劣的杂粮（如山芋干）来填饱肚子。所以我在那里，贫下中农并不因我是右派分子而对我歧视或疏远，相反还对我表示亲近。他们知道，大家同受欺压剥削，都没有选择种什么作物的自由、经营谋生的自由、休息的自由，甚至没有逃荒求生存的自由。我们等于被手铐脚镣锁在这块土地上，被强迫干繁重的劳动，被强迫挨饿受苦，我们都是人民公社的农奴啊！人民公社是世界历史上最黑暗最残酷的农奴制，比西藏农奴制更黑暗更残暴，它还迫使四千万农民死于饥饿。
我在生产队什么活都干，由于长年累月的困苦加速了身体衰老，后来我干不动重活了，生产队派我专职管一头牛，于是我天天牵着牛到处溜达，让它吃草，让它下河喝水洗澡，再清扫牛舍。我预料我将当“放牛翁”直到老死了，想不到1978年传来好消息：我得到“改正”摘掉了右派帽子，从此结束了十多年农奴生涯，在家乡一家地方党报恢复了工作。我的妻子因在鸣放中不堪逼供，辞职回家失掉组织关系，只能当代课老师，作为右派家属的她，为我受尽凌辱打击，精神刺激太大，使其高血压越来越严重，就在我“改正”不久去世了。她实际上也是被毛泽东的暴政迫害死的。
回想漫长的22年中我和全家老小经历的苦难，刻骨铭心，难以忘怀，至今午夜仍不时为恶梦惊醒，思之心酸。这段历史不仅是个人的苦难史，也是几百万右派分子和几千万家属的苦难史，更是全民族的苦难史。现在当政者中有些人想方设法隐瞒和掩盖历史真相，以维护罪行累累的毛泽东的形象，维护毛泽东传下的专制制度，以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这是违反人民意愿的。我写这篇回忆文章，目的在于告诉后人毛泽东时代的真相，毛泽东统治中国三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暴虐的专制统治，希望大家不要受谎言的蒙蔽，要牢记历史，吸取历史的惨痛教训，要努力推进民主宪政，维护人权，实行言论和新闻出版等自由，不能再让侵害人民自由权利的专制制度（如以言定罪）继续施虐，再贻子孙以无穷的祸害。
感怀往事，心潮难平，爰作小诗，以抒衷曲：
响应号召成右派，百万精英陷牢笼；
阳谋阴谋胜秦嬴，翻云覆雨凭哄蒙。
廿载劳役险成鬼，饿殍遍野泣哀鸿；
士林黎庶同遭难，斑斑血泪应记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