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安法实施至今不足两年，香港净移出人数高达32万人。最新民调显示四分之一港人计划移民，其中非民主派拟撤离的比例上升。德国之声访问两名“蓝丝”香港人，了解他们为何宁愿背负“背叛”的罪名也坚持举家移民。
每四个香港人就有一人计划移民，疫情下香港净移出人数持续飙升，预计今年暑假会再创高峰
两个月前，55岁香港商人Chris（化名）完全没想过移民。两个月后，他已经在加拿大温哥华定居，“连我自己都觉得惊讶”。
Chris在香港土生土长，与太太育有两名子女，是典型的中产家庭。2019年反送中运动，他反对暴力示威、支持警方镇压抗争者，立场属于建制派的“浅蓝”，“不要什么都说要自由，不要妨碍经济令我没饭开（没生意）”。
他对德国之声形容，自己“心系中国但不是共产党”，不过也不希望政权倒台，恐怕中国因此陷入战争和内乱。他表示看好中国经济，尤其是港人在大湾区可以大展拳脚，有计划北上发展销售团队。
然而这一切在去年底改变。12月他陪同念中学的儿子赴温哥华升学，本来计划安顿好儿子就回港，未料香港政府因应Omircon疫情，1月初对英国、美国、加拿大等9国实行航班熔断机制“禁飞令”，他被迫滞留当地，归家无期。
期间适逢温哥华大风雪季节，起初非常不适应、归心似箭，后来为了打发时间去爬雪山、做义工、上兴趣班，认识更多本地人和文化，慢慢融入加拿大生活，并欣赏当地“政策以人为本，活得有尊严，尊重不同人的生活方式”。
同一时间，他隔海看到港府处理第五波疫情的手法，对当局彻底失望。“政府和高官以政治正确、不掉乌纱为优先，只着眼于压低确诊数字，交功课给上面，过程中不是以人的角度出发。林郑形容抗疫是‘在打仗’，其实意思是打仗总有人会牺牲，上头下了军令就一定要做到。”
“很多老人家被迫在寒风中、下着雨在医院外面露天排队，这一来毫无人性，二来也可能造成交叉感染。我会担心我93岁的外父和太太日后如果有事，他们的医疗和生活需求不被政策层面去照顾。”
他认为即使特首换成李家超，结果也一样，不看好香港未来数年局势。“特首换了，下面的行政团队还是一样，起码要3至5年才能换血。他接下这个烂摊子，未来几年又会消耗时间在政治任务，这会直接影响我的民生。我作为纳税人、是香港政府的客户，但产品很差又投诉无门，它改善不到产品，那我就转用另一家公司吧。”
Chris索性“就地移民”。受惠于加拿大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后推出的“救生艇计划”，他在温哥华报读了硕士课程，今年7月入学，期间儿子可以在当地免费读书，最快14个月内毕业后可申请成为永久居民，到时连未满22岁、身在香港的女儿也可以一同申请。他坦言自己很现实，付2.6万加元（约1.9万欧元）学费就可以一家移民，“计算成本后觉得很划算”。
香港第五波疫情高峰期，老人要在寒风中露天等候床位
过去两个月10万人移出
根据香港入境处数字，2020年7月1日《国安法》实施之日起至2022年4月2日，由机场净移出的香港居民高达32万人，这相当于两个湾仔区的人口，连特首林郑月娥也在3月底承认，香港人才流失“是不争的事实”。
净移出人数在2022年加速飙升，单是今年2月和3月已有近10万人离开，较去年同期的1.1万人增加近10倍。香港学者梁启智分析，如此大幅增长与香港爆发疫情有很大关系，过往香港较世界其他地区安全，不少人愿意留港，但当香港不再安全，留港的理由就不复存在，而其他促使他们离港的理由也相对变得重要。
防疫政策令香港沦孤岛
对44岁建制派商人陈先生来说，疫情也是移民的导火线。他一直与中国大陆关系密切，过去二十年在上海、山东等多地有投资及生产项目，但去年底开始筹备移民，明年初将与太太和两名7岁和3岁的孩子，搬到加拿大多伦多定居。他对德国之声说：“我挣扎了很久，工作上要放弃很多，但这一刻家人最重要。”
陈先生原打算待大女儿小学毕业、打好中国文化基础，才送她们去海外留学，但过去两年多疫情下，大女儿有七成时间都没有回校上课，“距离我当初希望她学好中文的目标有很大落差”。在防疫限聚令下，假日不能带女儿如常上教会、做义工，或每年一次出国旅游增广见闻，影响孩子的全人发展，遂决定提早动身移民。
香港第五波疫情似乎印证了他移民是正确的选择，他表示对港府管治水平非常失望，“有一年时间准备仍然这么不堪一击”，疫情也暴露了香港的尴尬定位，在国家政策和世界主流之间摇摆不定。“你要不就坚持清零、与大陆通关，要不就全面开放、与外国通关，任择其一都可行，我都会支持——如果和大陆通关我就和大陆做生意，如果和外国通关我就和西方做生意。但香港两边都不接轨，变成四不像，沦为一个孤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