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回广州小住,无书可读,亲友们推荐了大陆新出版的“曾志回忆录”。以往我对中共高干及其子女的回忆录素不感兴趣,这种情绪已经写在最近香港出版的拙作“中国——一个普通家庭的故事”里:“一片歌功颂德之词,与我们所经历的真实历史相去甚远,甚或常有阿谀奉迎之词,令人恶心。”但是亲友说里面暴露了很多真实历史,不妨一阅,他认识陶铸和曾志,我相信他的话,于是细阅起来。还是鲁迅说得好:“一部红楼,经学家看到易,道学家看到淫,才子看到缠绵,革命家看到排满,流言家看到宫闱秘事。”曾志的原意是“留给后人,藉以缅怀先烈,激励来者。”对读者“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可是适得其反,我却从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历史事实中看到了邪恶,加上先前看过的“彭德怀自述”在此一并发些感言,请大家指正。
据大陆的出版社称,“彭德怀自述”是根据一九七O年彭德怀被监禁的时候所写的交代材料整理而成。里面说到一九三一年春,蒋介石派黄公略的同父异母大哥黄梅庄策反黄公略,先见到彭德怀,彭将其灌醉,从他皮箱夹层里搜出蒋介石的亲笔信,杀了黄梅庄,还将其头颅割下来放在皮箱里交其随员带回,“断绝蒋介石的幻想。”然后才将事情经过告诉黄公略本人。私自杀死别人的大哥却连问都不用问一声,几十年后还以此为例子,作为自己“党性强”的证据,这就是共产党这个邪教组织不打自招的邪恶本貭。
“曾志回忆录”里面透露出来的共产党邪恶本貭就更多了,几乎比比皆是,作者引以为荣,读者却看得恶心。最突出的莫过于张戎女士“鲜为人知的毛”里引用过的事例,详细情况如下:“一九三二年一月,厦门中心市委急需经费,听说我们刚生了孩子,便擅自作出组织决定,将孩子”送“给别人,预收了一百大洋,而且已经用得差不多了。”“这哪里是”送“?这是卖!这种事在今天是绝对不能设想的,但是对那时的共产党人来说,革命利益高于一切,除了信仰之外,一切都可以舍弃,包括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孩子送走前,我和蔡协民抱着孩子,特意去中山公园玩了一次,我将小铁牛放在草地上,发呆地望着他,使劲地记住他的模样,然后又一起去照相馆照了一张全家福,我抱着铁牛坐着,蔡协民立于一旁,照完相后,我给小铁牛喂了最后一次奶,才依依不舍地把孩子交给同志抱走了。”“孩子送走二十六天就死了,书记也不敢告诉我,其实我早知道了……晚上有时很难受,暗暗地流泪。”“党”有权卖掉别人的孩子问都不用问一声,孩子的父母作为这个邪恶组织的成员,不但无力保护自己的孩子,甚至不敢哼一声,还将其视作对邪教组织的忠诚,真是可悲可叹!将其成员当作奴隶,还把他们的亲属都看成是供品,只有邪教组织才做得出来。与西方民主国家保护妇女儿童的法律和道德相比,真是天渊之别。
曾志在其回忆录中吐露出来的婚姻恋爱道德观也令人咋舌:“一天晚上夏明震召集会议,开得很晚……,半夜里醒来一翻身,发现有个人躺在我的床上,原来是夏明震(组织部长、湖南特委),我把他推醒,问他别人都走了,你为什么不走?他说住的地方远,外面戒严回不去了……,妇女主任做我的工作,虽然和衣而睡,却弄假成真,那时我才十六岁。”一九二八年朱毛在湘南郴州一带实行焦土政策,“下令将耒阳到宜章一线四百里长公路两侧各五里内的房子通通烧掉,招至农民坚决反对,起来造反,杀共产党。”“夏明震胸前被刺三四刀,面朝苍天,我克制住感情,没流一滴泪。”“虽说夏明震刚牺牲不久,我也因此感到不安,但当时认为革命者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夫妻关系也就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了,哪里还讲什么”三从四德“……。”旋即与蔡协民结婚。夏明震死于一九二八年三月,曾志第一胎产于同年十一月,即是夏明震的骨肉。一九三O年十月,和蔡协民还未离婚,又和陶铸一见锺情了。“我那时已下了决心,趁着调动工作的机会,和蔡协民分手各奔东西,……”、“我和陶铸的感情越来越深,由假夫妻而自然结合,我临近分娩时,陶铸给了我无微不至的照顾,而我生下来的却是蔡协民的骨肉……。”一面说和陶铸感情很深,陶铸被捕后又迅速移情别恋:“陶铸恢复自由遥遥无期,二十三岁的我随时准备牺牲,早将”三从四德“抛到九霄云外,特委召开重要会议批评我”与任铁锋、叶飞关系密切,是小资产阶级思想行为,在群众中造成很坏影响。特委处分决定:“曾志在恋爱问题上极不严肃,同时与党内两个负责同志要好,影响党内团结……。”我承认在这个问题上确有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我认为恋爱是我的权利,重新找对象是我的自由,我有权作出选择。“屡屡旧婚未断,又结新欢;几次结婚,生下来的都是前任丈夫的骨肉,怪不得当时民间说共产党”共产共妻“。
共产党这个邪恶的组织,一方面要求其成员无条件地献身;另一方面又对他们冷酷无情,曾志的前后两任丈夫都曾经无独有偶地被他们的党无情地抛弃。“一九三二年秋,中央来了一纸通知,说蔡协民是”社会民主党“,要求凡是蔡工作过的地方,都应对他进行揭发批判,划清界线,肃清影响……。”“蔡协民决定向中央申诉,到上海后,住在一间小旅馆里,与中央机关派来的同志接上了头,开始还好好的,第二次以后便再没有人来理睬了,他抱着很大的幻想一天又一天地干等着,到后来花光了盘缠,弄得无钱交房租、无钱吃饭,流浪街头……,蔡协民意识到他被中央甩掉了。”蔡协民回福州后,在建筑工地做苦工,打石头、扛木头……,开展工运,很多年以后,被国民党杀害了,曾志才知道原来蔡协民被怀疑是“社会民主党”,原因只是蔡协民释放了一个被上级怀疑是“社会民主党”的红军指挥员,就被他的党认为是“同党分子”。陶铸也有相似的经历:“一九三三年三月,上海中央局通知陶铸到上海另行安排工作,陶铸到上海后在四马路附近租下一个小亭子间住下来。几天后中央局派人来和他谈了一次话,临走时叫他不要多出去,等待工作安排,在白色恐怖环境下,他每天呆在亭子间里读书看报,只有在晚上出去走走买张报纸,后来就一直音讯全无,他被晾在亭子间里苦捱时光,中央将他拒之门外。”也是很多年之后,陶铸和曾志才知道他在上海被党中央抛弃,是因为陶铸曾经在福州同志们面前议论过“王明博古是吃洋面包的,对中国革命不了解。”被人出卖,传到王明耳朵里,就被无情地抛弃了。邪恶的党对待自己的同志尚且如此,对待其他非我族类就更可想而知了。
中共实际上是一个知识和道德水准都极其低下的农民党,远远不是他一贯宣传的那么伟大光荣正确,在“曾志回忆录”里,你可以看到许多丑恶的东西。比如说,“福安中心县委南北两个区领导人互不服气,他们虽然都是共产党员,互相之间却水火不容。”书中说到北区领导人詹如柏(简称“北詹”)“搞派别、争领导权、与各路土匪称兄道弟,对党内不同意见的同志采取阴谋手段,置人于死地。”“范凌是个小知识份子,会做秘密工作,但不会带兵打仗,而范铁民是游击队长,会打仗,却不会做群众工作。北詹主张寿宁县工作由范铁民负责,把范凌调走,我刚到闽东,对情况不了解,不知道北詹和范铁民是把兄弟,更没有想到他会在其中耍手腕,……到年底时,听说范凌被暗杀了,他妻子已有孕在身,也未能幸免,别人还以为他们两夫妻调到中央苏区去了,都很羡慕他们呢!”。中共建政后的一方大员叶飞,也曾经遭自己的同志下毒手,之不过侥幸捡回一条老命而已。“曾志回忆录”中说:“叶飞到一个小客栈接头,中午正吃饭时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人冲上来抓住他胸前的围巾抬手就是一枪,他把头一偏,子弹从右脸颊进,左脸颊出,幸好没打掉牙齿也没打断舌头,人倒下了,那人搜走了他身上的手枪、钱包和笔记簿等,掉头就走,叶飞本能地抬起头来,站在楼梯口的一个见了大叫:”他还未死!“开枪那人回头又朝他开了几枪,其中一枪打中左肩胛。……”、“叶飞始终认为自己的被刺与北詹有关,后来抓获一名凶手,还未等凶手站住,詹如柏一句话也没问,就慌里慌张地大声喝令拖出去枪毙,当时叶飞也在座,只见凶手回头来大骂:”詹如柏,你好狠心啊!你太没有良心啦!……“”曾志书中写道:“詹如柏还借口反革命杀害了陈亮,扬言干掉施霖(南区负责人)”。事后,詹如柏把谋杀未遂的叶飞接到自己地盘的村子里养病,请医生为他诊治,天天有鱼有肉;而另一个与国民党作战负伤的革命同志庄毓麟,因为和詹如柏没有任何利益来往或者利害冲突,却被安排到深山里和一个六十多岁的孤老头同住,没吃没穿,差点饿死,更无医药,从来没人过问。是曾志发现了这种情况,向上级报告,叶飞叫她带一些肉过去……。由此可以看出,这班共产党和土匪其实没有多大的分别。
以前笔者不明白,为什么如曾志所说的:“没有了政治生命,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看了这些回忆录,包括张戎女士的“鲜为人知的毛”,才明白了因为他们将“革命”看作是一种职业,以此谋生:“毛一向穷,总处在经济压力下,他教小学,给报纸投稿,活得很辛苦。”“如今他一跃成了职业革命家,有了钱,把职务全辞了,开始享受迄今为止只能梦想的生活。”曾志也一样,一生之中除了和共产党组织失去联络的一段时间,靠自己打工维生之外,一辈子都靠这个党供养。这就是为什么一旦失去这个靠山,就像发了疯一样“寻找党组织”。斯大林、刘少奇说:“共产党员都是特殊材料造成的人。”一点也没有错!他们都是一些毫无人性的异类,即使是所谓出生入死、共同革命几十年的老夫妻也不例外。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五日,汪东兴通知陶铸要疏散到外地,当时陶铸已身患末期癌症,曾志面临两种选择:一是跟随陶铸去安徽,不准与外通讯联络;一是去广东农村插队落户,不准与陶铸联络。为了所谓革命利益,她竟选择了后者,舍弃了垂死的丈夫,让他一个人孤零零地走完人生最后的一小段,结果分手四十三天陶铸就死了。俗语说“一夜夫妻百日恩”,生离死别,数十年的夫妻之情,在所谓革命利益面前竟然荡然无存!这样绝情的举动,就算市井小民的妇道人家都做不出来,可是我们的“革命老前辈”却大义凛然,几十年后还当作光荣历史向后人吹嘘,真是人莫知耻!这难道会让读者感觉到你们这些共产党人的伟大可敬吗?作为一个读者,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你们的无情无义,对待和自己共过患难的夫妻尚且如此冷酷无情,还能指望你们爱老百姓吗?你们心里爱的只有自己!表面上这些共党高干风光无限,实际上家庭生活毫无情趣,被所谓政治利益将家庭温暖,夫妻恩爱和子女孝顺清除得一干二净,他们活着的唯一目标就是所谓政治正确,而这种政治正确能当饭吃吗?能有爱情吗?能有天伦之乐吗?可怜的愚蠢的革命前辈至死不明,带着花岗岩脑袋见马克思去了,这就是“曾志回忆录”给我的感想,我相信任何一位稍有分析能力的读者,读后都会有和我一样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