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震环给中央写信虽然挨了整，但还是起到了好的作用，促成了干部们随后少犯错误，其结果是开阳县饿死人的情况不算很严重。
中央文革、省委和省文革先后打招呼叫停
“贵州事件”是件“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但在“文革”中过问这件事颇有干扰大方向之嫌，因斗争矛头对准的是“死老虎”，而不是正在走的“走资派”。人们后来发现，“文革”中为大大小小走资派罗织的罪名中，都不见有饿死人这条罪名。
因此，遵义市（现在的红花岗区）夺权，就没有让当时驻遵义的“贵州事件”调查团总部的代表参加，说他们是中间派组织。因为中央文革认为他们造反过头了。
中央文革对“贵州事件”调查团的活动非常关注，除了由中央文革办公室办事员打电话“打招呼”外，1966年12月25日，中共贵州省委给“贵州事件”调查团写信，叫“不要去翻作了结论的老案”。1967年元月19日下午2时在省长李立住地，贵州省文革小组组长李立又接见了“贵州事件”调查团联络员刘福一、廖昌明，当面“打招呼”，说是做了结论的历史，不要翻了。再翻就要犯错误了。1959年李立在河南洛阳任专员，他以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为例，说吴也是在出了这事后调离工作的。李立还希望“贵州事件”调查团能改个名字叫“农村文化革命造反团”。
上面一再打招呼之后，“贵州事件”调查团的工作随后也就终止了。
贵州饥魂亡灵有《墓碑》
针对“贵州事件”，贵工师生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做了大量调研工作，采访了数十位当事人，积累了大量原始资料，记录了人祸、黑暗和罪恶，由张再兴编撰，昆明陈安民先生印刷，形成了一本包括《“遵义事件”访谈录》在内的《贵州事件调查资料集》，51万字。这是凝固的记忆，可称之为贵州饥魂亡灵的《墓碑》。
《墓碑》是杨继绳先生写的一本书，其副题是“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杨继绳2002年12月也到贵州省档案馆查过贵州“大跃进”大饥荒资料，并开列出一张30份资料的目录清单，拟带出但未获准许，他把这张单子也列入了《墓碑》书中。此书以“黑色的贵州”为题介绍了贵州。
花溪新建“601工程”的不解之谜
1964年贵阳市“四清”运动中，贵州大学组织学生就近参观了“四清”中停建的“601工程”，包括301宾馆（现花溪迎宾馆）、302别墅和万人大礼堂（现贵州省青少年活动中心）。这些项目的主体工程已完工，装饰工程已在进行中，302别墅小歌舞厅水磨石地坪伸缩缝中已嵌入铜条。没有谁告知学生们，这些坐落在风景秀丽的花溪的豪华建筑物是为谁而建的。当时花溪景区已经有了西舍宾馆和碧云窝宾馆，在饿饭之年为什么还要修这么豪华的楼堂馆所，同学们看后心中充满疑问。参观时有规定，不准照相，不准记录，不要议论，成为不解之谜。但放眼全国，看看下面这段文字，就知原来如此。
1962年，在北戴河为毛泽东专修了新的别墅，把原来的别墅让给江青专用了。几乎与此同时，在紧挨老人家故宅湖南省韶山的滴水洞，也修了一座客厅、卧室、办公室、运动室、防原子弹洞等应有尽有的别墅。此前此后，北京、上海、杭州、武汉、广州、南宁、成都、郑州、长沙、南昌、济南、大连、青岛、庐山等地，也都建有他的别墅；有的一地还不止一座别墅。在人烟稀少、经济落后的青海、新疆等地，也有人给他砌了别墅。昆明别墅的图样也设计好了，派专人送请他过目是否合适，他认为设计得很好，那又是个四季如春的美好所在，但海拔较高，不去，省下了一笔银两。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田家英奉命带了一些人去湖南农村调查人民公社的生产和“共产主义大食堂”等生活情况，首先看到了几乎与滴水洞别墅同时落成的省委宾馆大楼，十分惊讶，他避开省里的陪同者在调查组的同志们面前撇撇嘴悄声说：“也不看老百姓吃的是什么、住的是什么，共产党比国民党更爱享受了！”
《炎黄春秋》2012年第8期
张再兴编撰的《“贵州事件”资料集》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