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布鲁克林
“你驼背呀！”
严家祺在布鲁克林五十三街地铁口接我时说。他说驼背会造成内脏偏挂前侧，越挂越偏，上年纪就直不起腰了。“那可严重啊。”他说。我知道，他的意思是要我挺起胸膛来面对命运，那也是他对自己的要求。我们都被压得喘不过气。
二〇〇二年底我曾抽身跑了一趟纽约，只想去看一眼八十六岁高龄的戈扬，以及司马璐先生，觉得再晚也许就见不到了。也只有这老太太还让我有这样的牵挂，尤其他俩不久前结了婚，忽然非常想念他们。我先找到严家祺，让他领我去看戈扬。他们两家都住在布鲁克林，经常走动的。后来家祺回忆道：
‘从我家到戈扬家，要步行近二十分钟。我与高皋常去看望戈扬，戈扬有时也来我家吃饭。有一次，我在华人区的街道上走着，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脸容，背微驮，无精打采，慢慢地迎面走来，正是戈扬。我猛然意识到，这是一个年近八十的老人，孤苦伶仃流亡异国他乡，在到处是陌生人的街道上，我看到了一个完全无助的戈扬。而平时人们见到的神采飞扬的戈扬，她的精神完全是靠意志打起来的。’
家祺开了他那辆巨大的旧林肯，带我从布鲁克林去法拉盛，在一簇簇的红砖楼群中找到戈扬他们那栋。两年前，八十四岁的戈扬做了心脏搭桥手术，所有人都替她捏把汗，她说自己因为在美国，才有幸“死而复生”。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老太太。她跟司马璐相依为命度黄昏的故事，广为流传。后来我只间或从家祺那里获知一星半点老太太的消息。不知从何时开始，听说戈扬住进了“安养院”，又得了“老年痴呆症”，谁也不认识了。家祺说他曾数度带朋友去看她，她已不能说话。大概在〇八年，我数度起心动念，想再跑纽约一趟去看看老太太，却又怕去了老太太不认识我了。“老年痴呆”大概是比“植物人”稍高一个等级的大脑疾病，然而我守着一个脑伤病人度日，很怕再见另一个。
〇九年伊始，曾慧燕来电邮：“美东时间1月18日凌晨12时16分，接戈扬大女儿胡小米来电：刚刚接到医院通知，戈扬已病逝法拉盛医院，享年九十四岁。谨此泣告。”
一周后我去法拉盛参加戈扬追思会，要跑一整天，便为傅莉备好午、晚两餐。平时我从德拉瓦的威明顿市坐国铁到曼哈顿中央火车站，快车不到两个小时，不出站即可换地铁到时代广场，再乘七号线去法拉盛。我这个乡巴佬也只认这么一条道儿。未料这是个周末，七号线不停时代广场，我抓瞎了，东问西问，又反复倒车两次，好不容易摸到法拉盛会场，追思会早已开始。轮到我发言，我说：
‘老太太终于安息了。我在北京就管她叫老太太，不叫阿姨。那时，她是北京文化圈子里的一个精神凝聚的中心，许多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作家、文化人，无论体制内外的，都围拢在老太太的周围。她有很大的亲和力，不止是她对那个吃人制度的惊人的觉醒，还有她的慈爱、包容、细腻。她常常请我们在最好的餐馆吃饭，她坐在中间，那股雍容的气度，我是见过的……。’
二、坏资本主义
严家祺近年来畅游在网络知识海洋之中，痴迷于他专业之外的领域，如遗传学、宗教学、金融学等，最近还看到他的新著《全球财富论》。然而，我无法跟他交谈这些陌生领域。
但是他一回到自己专业，就相当高屋建瓴：
‘史称明中期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却中断，二十世纪早期有新生又遭日本入侵被阻断，继之毛泽东上台彻底铲除资本主义根基；邓小平的改革，又令资本主义回到中国，但却是最坏的一种资本主义，这三十年充分发展，已显露许多恶果，郭文贵事件乃是资本主义向权力的反抗，未来就看两者之间的调整了。资本主义还将在中国横行一二百年，谁也阻挡不了，返回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没有，但只要政治制度不修正，坏资本主义的负面性将继续发作下去。’
三、头号政治学家被通缉
严家琪七十五岁了，关节炎叫他上下楼梯腿脚已很吃力，2017年11月23日他还去华盛顿市中心，呼吁释放身陷牢狱十五年的基督徒王炳章。八十年代他是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王沪宁是他的政治学会成员，他发言向王沪宁呼吁：搞文明政治，不要搞古代政治。回家他打电话给我说：“我冻得够呛！”
一群中国流亡者、基督徒，背靠新落成的圣经博物馆，为王炳章祈祷。这座殿堂金碧辉煌，极其豪华，虽然严家琪并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当然知道，政治从古代演进到现代，其最早的缘起，应在欧洲中世纪的政教分离，所谓“上帝归上帝，凯撒归凯撒”；欧洲世俗政权摆脱了天主教会的控制，才出现科学革命、启蒙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一系列嬗变，人类才摆脱思想言论钳制、迫害异端等等，一路走向现代文明。
严家琪曾为邓小平设计了“废除终身制”，是中国头号政治学家，但是没几年他就名列被通缉知识分子之首，也即“头号异端”。一位政治学家个人政治安危的骤变，再生动不过地彰显了一部中国当代政治迫害史。二十八年前严家琪被追杀，预示了中国政治要倒退，但是全世界都未曾预料到，倒退居然如此快速、彻底、无所顾忌。北京的“皇权复辟”，比袁世凯的“洪宪”称帝，还要寡廉鲜耻。
政治这玩意儿，不进则退，一退就没底线，因为缺少制衡，犹如汽车没装刹车。严家琪太明白了，“终身制”一旦废除不了，马上就会有人想当“第二颗红太阳”，于是政治必定返回野蛮中世纪，迫害异端必定司空见惯。这种时候，政治学还能怎么讲？海外争吵的诸如“中国戈尔巴乔夫”、“第二次辛亥革命”，乃至“推特革命”，都沦为口炮，中国的政治论述空间几近枯竭，政治的事情，难道只剩下营救政治犯？
四、其实是“微创手术”
2019年9月中旬某晚，严家祺忽有电话来：“我住院开刀，动了心脏手术……大出血……没想到这个结局……”他哽咽了。
“你有什么事情要交代吗？”
他说没有。
但是我被惊吓得够呛。这是本地流亡者病老事务第一次出现。
严家祺自己后来写道：‘2019年9月11日，一场“9·11灾难”向我袭来，因心跳急速、呼吸困难，我住进了华盛顿市内的MedStar Washington Hospital Center。当天全身麻醉，作了心导管方面的手术。9月13日，第二次全身麻醉，Dr. Ammar S.Bafi为我作了心脏手术。’
事后据跟踪他病情的李恒青介绍，严感觉胸闷，查有二尖瓣异常，遂住院做一微创手术，非常成功。
五、中国三大危机
严家琪又有深长的思考：中国若摒弃和平的民主转型道路，2022年后将陷入一连串的重大政治危机。他归纳如下：
1、1982年宪法漏洞
1982年中国公布的新宪法修改草案，明文规定国家元首和首脑连任的限制，是中国政治的巨大进步，但宪法另设中央军委主席，没有任期限制。严家琪当时研究各国政体，发现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独裁政权，全国武装力量统帅权总是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掌握，他撰文指出，把这一权力从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手中分离出去，是有危害性的，只有伊朗、朝鲜保持这种分离。
2、中国面临“2022最高权力更迭危机”
在未来五年或十年中，中国有可能会对1982宪法进行修改，使得国家行政权集中统一，但受宪法限制和议会监督。修改后的宪法让国家元首掌握最高国家行政权，包括武装力量统帅权，也就是取消上述的宪法漏洞，这是进行政治民主化的改革。
严家琪指出，在2020年前，习近平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修改1982年宪法关于国家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他会走江泽民2002年的老路，继续担任军委主席，并担任党的主席或总书记，这样习近平就要面对明显的或看不见的政治风暴，中国随时会面临“最高权力更迭危机”。
3、“两极分化”引发政治危机
中国掀起的新的“毛泽东热”，是中国近二十年来两极分化的反作用。中国贫穷阶层，以怀念毛泽东的方式来表达对共产党政权的贪污腐败的抗议，就像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人们以怀念周恩来，表达对毛泽东和文革的不满和抗议一样。
但是从总体上说，“毛泽东热”是对邓小平时代“有限非毛化”的倒退。
市场经济造成的两极化，只能用市场经济和财政货币政策和其他经济政策来解决。
缓解两极分化，求助于毛泽东时代的“平均主义”，必将南辕北辙。
利用“毛泽东热”，搞新个人崇拜，必将适得其反。
昨天魏京生72诞辰.我因太忙,决定生日晚餐的通知几天前才发,但朋友们都踊跃回应,让我感动...严家琪、王丹、王军涛、北明、郑义、陈光诚、袁伟静、苏晓康、傅莉等都来了...因推特限制数,就不一一列举了.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