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格斯堡汇报》以"欧洲必须更快地摆脱对华依赖"为题，刊发评论指出，从中长期来看，西方面临的最大挑战并非俄罗斯，而是中共；但在另一方面，西方的经济依然离不开中国。
"当能源成为武器时，经济依赖性会酿成怎样的后果？俄乌战争让人们能够很直观地研究这个问题。从中吸取的教训，也应该尽快牢记于心。这里就必须谈及中国：面对这个不断增长、越来越具备统治力的大国，德国的经济依赖性至少和对俄能源依赖性一样严重。"
"首当其冲的就是汽车产业。德国汽车业在巨大的中国市场赚得盆满钵满，而且并没有就此收手的意愿。德国国内也有大量的工作岗位取决于汽车业的中国生意。但是，在其他领域，同样也存在着对华依赖：稀土材料、半导体元件、医药产品等。上海就很能体现这种依赖性：不久前，中共当局对上海进行了防疫封控，大量集装箱货轮在港口积压，全球产业链都濒临断裂。这一不良后果至今未能排除，众多企业依然在受到影响。"
文章随后指出，欧洲和德国都必须尽快摆脱对华依赖，但是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即便经济界就此形成了一致的意愿----鉴于巨大的中国市场，这点仍然存疑----摆脱对华依赖依然会是一个持续数十年的大工程。半导体工厂不可能一下子建成，制药工厂也同样如此。现在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尽快进行，因为在现有全球权力格局下，俄乌战争的真正赢家会是中国。"
苏黎世出版的《金融经济报》以"理解新民族主义"为题，刊发了由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Daron Acemoglu撰写的客席评论。作者注意到，冷战后自由主义畅行全球的局面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是新型民族主义。这一变化，既有历史因素，也归咎于全球化加剧了不平等，此外，习近平等专制者也越来越擅长巧妙地运用民族主义来巩固权力。
"当今的民族主义也是冷战后全球化进程所引发的一项越来越强烈的反应。2000年，正在角逐美国总统宝座的小布什将自由贸易称作'自由的重要盟友'，他呼吁'和中国进行自由贸易，时代站在我们这一边'。当时西方希望，全球贸易、全球沟通能够让各国在文化、体制上逐步趋同，贸易增长能够促成西方外交影响力增长，因为发展中国家会忌惮失去西方国家的市场和资金。"
"但是结果却不是这样。全球化最初的设计是：发展中国家致力于发展出口工业，同时也维持低工资水平（这也是中国崛起的秘密），拥有丰富油气资源的国家也能获得巨额收入。然而，这一进程也强化了富有魅力的民族主义领袖之形象。占据了有利地位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积累了大量资源，因此更有能力来开展宣传、打造联盟。更重要的变化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西方外交手段越来越被视为干涉内政（这一认知也不无道理），因此，捍卫人权、捍卫新闻自由、捍卫民主的呼声，在很多国家不起作用，甚至起了反作用。"
文章接着指出，西方必须从民族主义回潮中吸取教训，对全球化进程进行相应调整。"毫无疑问，开放贸易给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工业国都带来了好处。但是，西方消费者在享受低廉物价的同时，自由贸易也急剧加剧了不平等，养肥了俄罗斯的寡头、中共的高官。全球化最大的得利者不是劳动者，而是资本家。"
"所以，我们必须考虑替代方案。关键在于，贸易协定不能再听命于跨国大企业，后者正在利用人为压低的工资、新兴国家恶劣的劳工标准获利。我们也不能通过廉价的、收受大量补贴的化石能源来获取成本优势、构建贸易关系。"
"此外，西方也许必须接受一个事实：西方无法可靠地影响其贸易伙伴的政治发展。西方必须采取一些安全防范措施，来确保腐败专制政权不会反过来影响西方自身的政治。最重要的是，西方领导人应该意识到：西方如果能够承认在殖民时期、冷战时期自己犯过的错误，就能在国际舞台上具备更大的公信力。"
"但是，承认自身政治影响力有限，并不意味着需要容忍别国的侵犯人权行为，而是意味着西方国家应该选择新的方法，比如减少官方的行动，转而更多地依靠'透明国际'这样的国际组织。面对民族主义威权，并没有什么包治百病的药方，但是却有一些能够更好地予以抗衡之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