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间竟想起范医生，这一晃，已经是好几年以前的往事了。
有那么一段，德国的电视，广播，报纸，网络，四处说的都是日本。日本的地震，日本的海啸，日本核电站的爆炸，等等，等等。教堂周日的弥撒，国会大厅的争辩，都要先向日本那些那时尚未统计完毕的自然灾害的亡灵们默哀。那个原本遥远的国度，悠忽一下近在眼前了。和日本人很有几分相似的德国人纷纷询问自己，那个井井有条的国度，那个冷静而有韧性的民族，还能在那片触目惊心的废墟上重建家园吗？
我就是在那段时间里突然间想起范医生的。
闭上眼，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张久违的，方方正正的国字脸，一副白框眼镜后毫不掩饰的直视的目光，一副猛兽般健壮的身板。
那是我四十多年前的一个同事，也是我这辈子唯一一个近距离打过交道的日本人。
一直到我和他同事了七年之后离开那家医院，我都没搞清楚他究竟叫什么，只和大家一起语焉不详地管他叫范医生。记得我曾尝试着问过，挂号室的潘爹爹说，他叫什么一丁点也不重要。因为他的这个范姓根本就是他自己选的。潘爹爹摇头晃脑地说，民以食为天，范者，饭也。没想到坐在潘爹爹隔壁，西药房小窗口边的定师傅却并不同意。定师傅拖着长声，像模像样地喊道，“犯妇回明，其刑可免！”那是《三堂会审》中的句子。那是说，范医生那姓，是党和人民随手写的。范者，犯也，哈！
四十多年前，我被分到一家小医院工作。本来坐着的党支部姜书记，看了看我的“材料”之后站起来，竟和我握了握手。我立即感到了党和人民的温暖，激动起来。果然，姜书记相当和蔼地管我叫小汪同志，欢迎我，并说我院广大革命群众因我的到来又增加了一份力量。这让我不免受宠若惊。那之前的一段漫长时期，因为父亲巨大且惊人的罪名和丰富多彩的罪行，我一直老老实实地认为自己本当属于小“牛鬼蛇神”。我肃然起敬地听着党支部书记介绍医院“阶级斗争”的各类“新动向”，心花怒放地得知，这家小医院的“阶级敌人”们，竟会比“人民群众”还多，哈！
几个月后，我开始在护理部独自一人上夜班。没过多久，就碰上了范医生。碰上他，我一丁点也不紧张，范医生并没有犯任何值得“党和人民”激动的“阶级斗争新动向”，不过是数目相当庞大的那一群阶级敌人中普普通通的一员罢了。
且不说，在没碰上范医生之前，我已经和他的那些阶级敌人同事们混得很熟，享受过好多次和阶级敌人们一起上夜班的那无比幸福的时光。
比如历史反革命胡医生，每逢夜班就把全家老少带到医院来，无偿地给大家做清洁。把注射室门前那条无比肮脏的走廊，几乎和一边站着的那只无比肮脏的痰盂同等肮脏的候诊椅，甚至墙上摇摇晃晃的那盏肮脏的灯，全都弄得干干净净。我兴高采烈地欣赏着阶级敌人及其家属们全心全意地为我服务，心情当然好极了。我之所以敢说他们实际上是在为我一人服务，是因为那难得的干净最多也只能持续一夜。第二天白天一到，一切都会转瞬即脏。而享受那个干干净净的晚上，实际也就是我一人。
回想起来，那个胡医生长得完全没法和范医生相比，像是一只没熟透就被人强行扭摘下来的苦瓜。我几乎就从未见过那人笑。现在回想，那当然是事出有因。我要是他，恐怕也没法笑。因为后来当上了革命大批判的“理论骨干”，我看过全院所有阶级敌人们的“材料”。胡医生不幸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被他同村的父老乡亲们民主选举成保长，据说如果是甲长就没事。而保长，按照“公安六条”，刚刚允许被划为历史反革命。
那人本来有个很文质彬彬的名，叫胡敬修，“革命”中却被勒令改为胡反修。孩子们的名字也都被改得热血沸腾，慷慨激昂。一个好像叫胡反帝，另一个好像叫胡防修，哈！堪称整个是一片胡来！
再比如历史反革命陈医生，那个老人就更让我难以忘怀了。
陈医生本是国民党部队里的军医。童年时我跟着哥哥看电影，老听电影里说，人民解放军说优待俘虏。后来认识了陈医生才知道，现实把电影甩了几条街。更让人愤愤不平的是，陈医生当年在战场上杀人如麻的那位顶头上司，却早被特赦，据说还养得白白胖胖的，不时地在“前排就坐”，甚至偶尔运气来了，还能上让草民们激动不已的城楼上“挥挥手”。
回想起来，陈医生真的是对我特别好。
头一次和陈医生上夜班，他跑到注射室来看了看我，说，真是个聪明的小丫头，这么快就一个人上班了。随后，陈医生让我到楼上去睡。有急诊也不用下来，他可以全部帮我处理。这一类“无组织无纪律”的“坏人坏事”，我当然不敢随便去做，但心中还是存了一份深深的谢意。
过了没多久，陈医生问我属什么。我说属小龙，陈医生一下子更激动了。原来，他老人家有一个和我一模一样大的女儿。只不过，摊上一个历史反革命的父亲，那女儿已经在农村呆了好几年，毫无回城的希望。闲来聊天，我绝对不敢跟陈医生聊他女儿，一聊，他会在诊断桌边老泪纵横。
我们医院门前的这条中山大道，本是上世纪二十年代为纪念孙中山修建的。最开始，老汉口的市民们，也没觉得这条路修得怎么好。等到三十多年之后在苏联老大哥帮助下平行地修了另一条解放大道，老一代的市民们这才开始珍惜这条中山大道。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中山大道的坚固，真是百倍于解放大道。我每天上班，就是一个骑着自行车从解放大道穿过双洞门和友谊路前往中山大道的过程。解放大道的路面，不是此处破了，就是彼处裂了。严重的情况下某处甚至会突然坍塌一块。而在中山大道上，我几乎就没看见过修路的。
中山大道从我们医院所在的六渡桥，向东行走大约五公里，是所有的汉口风味小吃的发源之地和集散之地。
夜班交班前的一清早，陈医生照例会出去帮我买早点。每次不重样，还坚决不要我的钱。其实我去那家医院时，中山大道昔日的优雅繁华早就被铺天盖地的红海洋搞得踪迹全无了。但那却难不倒陈医生，他不光是老汉口，还熟知大大小小的陋巷深处各类舌尖上的秘密。我吃过谭元记的名厨私下专为陈医生调制的牛肉粉，也吃过早在五十年代就被公私合营吞噬了的食素珠的儿媳为陈医生专烤的蟹壳黄，哈！
有一年冬天，医院门前的马路上结满了冰。我嘱咐陈医生不要出去。如果要出去，一定在鞋上缠上白绷带防滑。他老人家却觉得缠白绷带不吉利，当然部分也源于他自信自己当过多年兵。陈医生还是坚持穿着普通棉鞋出去。结果在文具店门前终于摔了一跤，滑出去好几米。早点摔了一地不说，还把自己的白工作服弄脏了。幸好医院门前那一整条街上卖早点的，几乎全都是陈医生的病人，个个都认识他。主动又送来了两份。
很多年之后我进了大学。每每看到珞珈山上学生食堂做出的那些饭菜我就会忍不住绝望地回想跟陈医生一起吃过的那些可爱的早点。武汉大学炊事员特有的工作方式不仅对学生是侮辱，更玷污了武汉那座城市数百万食不厌精的普通市民。但凡学生会因为伙食科的不良行径而号召大家罢课，我这个政治上万分落后的分子总是头一个举双手赞成。
好几年之后，我和陈医生已经很熟悉，快粉碎“四人帮”了，陈医生才终于“重新回到党和人民的怀抱”。他那个和我一般大的女儿也成了我们医院的职工。陈医生身高一米八五以上，那女儿也有一米七。这对父女，无论容貌还是身材，绝对在中国人中是良种。那女儿天生金嗓子，清澈见底，还无师自通。唱戏曲，唱山歌，远远高于那个年代老百姓们能有幸欣赏到的专业水平。全院政治学习的时候，人们常常旁若无人地鼾声四起。革委会主任一声怒吼，陈医生的女儿就会站上台为大家表演。人们于是纷纷苏醒，歌声落去便会扬起一片“雷鸣般”的掌声。大家可千万不要小看我们医院那些人们的审美趣味，他们可个个都是见过世面的。武汉所有知名的娱乐机构，不管是话剧院、歌舞剧院，还是汉剧院、京剧院、楚剧院、越剧院，离着我们医院都只有一箭之遥。
只可惜，陈医生和女儿同事不过一年就去世了。他在诊断桌边和病人说着话，突然间就平平静静地倒下了。我几乎和他女儿同等地难过伤心，甚至还帮他守了灵。火化之前，我握了握陈医生那只冰凉的手。我发现，他右手中指的一侧，还带着纯蓝墨水的痕迹。那真的是一点也不掺假的“以身殉职”呀！
还是回过头来说范医生吧。现在回想起来，这个范医生和他的那些中国同伙们，还真是有些不一样。
论说，在范医生面前，我的心情本应更舒畅才对。别的什么种类的“阶级敌人”总还有个盼头，盼着党和人民不定什么时候会做点“平反”或“改正”一类的“好人好事”。但范医生却是绝无出头之日的。他不仅是“阶级敌人”，还是“民族敌人”，他是一名“战犯”。
但那范医生，却从没主动做过任何好人好事。既没帮医院的党和人民做过清洁，也没帮我买过早点。甚至电影里常常出现的，日本人那种点头哈腰式的客气，我在范医生身上都没见过。
范医生的中文说得很好，写得也很好。发音清楚，用词准确，字迹更是端端正正，一丝不苟（当然，从语调上，你还是不难听出来，他是在说外语。后来上大学，我和大学同学G君刚一认识就成了很要好的朋友。现在回想，主要是她写的那笔方方正正的“墨宝”，让我一下想起了范医生）。在医院的那一大群阶级敌人中，范医生算是我自己主动地去认识的，原因当然是好奇。
但我的主动并没有让我更熟悉他，因为他基本不讲他自己。就是我问他，他也不讲。
比如我问，你是日本哪儿的人。他就说，我说了你也不知道。这话回答得很逻辑，一点不错。那个年代，我们的生活既封闭又无趣。你就别指望在我们那所破医院里会发现一张世界地图，就更别提日本地图了。现在回想，我在那所医院里甚至连一张中国地图都没见过。范医生有多大岁数我同样不知道。我没问过，他也没说过。我只能猜测，他既是抗日战争中派到中国来作战的士兵，应该是1915至1920年间出生的。
只有一点，范医生没有隐瞒，那就是他的学历。
我问他，你是日本哪所医学院毕业的。他笑了，伸出大拇指说，我知道，你的爸爸妈妈，这个！然后伸出最小的手指指着自己说，我是这个！我这才知道，范医生根本不算什幺正经军医，不过是个小小卫生员而已。几年之后，我在院党支部和院革委会的亲切培养下也当上了“医生”。范医生甚至跟我开过玩笑。他说，你上的那个七二一“大学”，上了一年多，比我长。我当年上卫生员的培训班，只上了七个月，哈！
范医生虽然从不帮我买早点，但跟着他，我蹭着吃过不少他自己带来，也是他自己亲手所做的宵夜。那些宵夜，全都是鱼，而且全都是他自己钓的鱼。最开始，我只是好奇地看着他吃。他递给我一双比我通常用的要细小的筷子，那意思是让我跟他一起吃。我没敢吃，因为所有的鱼都是生的。那个年代，虽然像注射公鸡血，生喝鸡蛋清一类的疗法层出不穷，但随随便便地去吃根本没烹饪过的生鱼的中国人毕竟不多。
没有急诊的时候，范医生便向我展示他的渔具。我这才知道，范医生是一个钓鱼专家，他对鱼类的熟悉绝对超过他对人类的了解。钓鱼几乎是范医生下班之后的全部生活，他对那个年代汉口近郊所有水域中的鱼类都了如指掌。他几乎天天钓鱼，而且百发百中。
范医生做好的那些生鱼，说真的，比我们中国人弄熟了的那些鱼们赏心悦目多了。它们被加工得既干净也美观，脊柱和大刺被剔掉，然后整整齐齐地排列在饭盒里。因为有葱姜醋酒和许多我叫不上名的佐料，那些生鱼一点也不腥，反倒香喷喷的。
后来终于有一天，我决定勇敢起来。我闭着眼，搛起一小块生鱼，小心翼翼地放进嘴里。没想到，味道真的鲜美极了。我暗暗观察了自己一天，并没有出现腹泻一类的“中毒”症状。那之后，我开始放心大胆地跟着这个日本老头一起吃生鱼。
要知道，我的家乡武汉，虽称得上是鱼米之乡。但那个年代，无论哪种鱼，都是要鱼票的。
不过我一直到今天也没明白，日本人吃生鱼的这类饮食习惯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因为很显然，这一习惯肯定不是从中国人那里继承的。
范医生动手的本领高强，从他那里，我学到过许许多多极为实用的知识。
我们那家小医院。离着武汉那座城市最大的那几所医院都不远。到武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和武汉市第一医院都只有两站汽车路。也因此，大部分庸医们夜班时都极懒，碰上什么急诊都不愿自己动手。总是吓唬一下病人就直接吩咐他们转院。
但范医生不，他碰上什么事都喜欢自己处理，包括孕妇分娩。
记得我头一次碰到喝敌敌畏自杀的急诊，就是和范医生一起上夜班的时候。范医生先考我，问我该怎么处理。我赶紧急用先学地在脑海中搜寻了一下不久前刚刚背过的抢救知识。我说，有机磷中毒……注射阿托品，三千毫升2%的碳酸氢钠溶液洗胃。范医生高兴地表扬了我一下，让我赶快着手。阿托品倒容易，掰开小玻璃瓶注射就行了。但三千毫升2%的碳酸氢钠溶液怎么办？我抱着碳酸氢钠的瓶子四下看。我们那个急诊室，既无量杯，又无天秤。
看着我呆头呆脑地抱着一只瓶子不知如何是好，范医生很生气。他上前夺走我手中的瓶子，让我把诊断床下面的一只大搪瓷脸盆洗一下。然后。范医生用碳酸氢钠的那个瓶子盖做容器，倒了那么三下，倒在脸盆里。我不知所措地往那脸盆里加水，范医生用手指指着中间的一个地方，让我加到彼处即停。然后我们开始给病人洗胃。
等到所有急诊病人都被彻底干净全部处理完之后，我开始盘问范医生。我说，你刚才让我配的，那是2%的碳酸氢钠溶液三千毫升？当然，范医生说。你怎么知道放进去的碳酸氢钠有多少克？你又怎么知道那只脸盆能装多少毫升水？
这一下，这个战犯兼老牌阶级敌人得意地笑了。他说，碳酸氢钠的瓶盖，装满正好是二十克。然后又用脚踢了踢我已经放回诊断床下的脸盆说，这个盆装满，大概六千五百毫升。我们用的是大约半盆。
我手头没有任何测量工具，只好半信半疑地拿一张处方笺先记下来。
第二天下夜班，我专门跑到医院后面的制剂室去量了量，称了称。碳酸氢钠的瓶盖装满，准准确确是二十克。那只脸盆装满水，六千四百五十毫升。
这一下，我真是服了这个日本老帮子了，哈！
那时父亲还没有退休，还在三线工作。父亲回武汉休息时我跟他说，我认识了一个日本人。
父亲对日本、日本人、日语，极为熟悉。这是一个我至今都没搞明白的现象。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父亲拥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罪名。比如，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老牌历史反革命、罪大恶极的青红帮头目、双手沾满新四军鲜血的刽子手、漏网大右派。所有这些罪名，我后来一一询问过父亲，父亲也一一向我解释过。所有工军宣队列出来的父亲的罪名中，唯一只有日本特务这一条，父亲从未向我解释过，我也就完全无法写。工宣队指挥长宣称，父亲曾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去过日本，而且是和他的弟弟一起去的，却从未向党和人民老实交代。
父亲倒确确实实有一个弟弟，但这个弟弟却在出生之后被立即过继给父亲无子的六伯父（我自己的祖父行八）。这个弟弟也因此便从父亲的胞弟变成父亲的堂弟。这个变化后来对我们一家人产生过巨大得无与伦比的正面影响。因为这个从我们兄妹本来的亲叔父（社会关系）而变成的堂叔父（非社会关系）的人，在1957年后因为三重罪名，右派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曾参加新四军，之后却又擅自离开革命队伍）和坏分子（对同专业的苏联专家冷嘲热讽）而被关进监狱，后来不久就在狱中不明不白地去世了。军宣队的逻辑很简单，去日本如果不是干革命那就是干反革命。换句话说，如果父亲不能证明自己去日本是去干革命，那他就是日本特务。
无论我怎么追问，父亲都拒绝向我做任何解释，他是否以及为何去日本。包括日本特务在内的，父亲所有的罪名，一年之后全都不了了之。父亲解放了，去了三线，我们全家人当然皆大欢喜。但我的内心深处却并不觉得党和人民在日本问题上是存心诬陷父亲。因为我很早就发现，父亲懂日语，而且一点不比英语差。我上小学的时候，父亲和母亲曾奉命学俄语。母亲喜欢用俄英和英俄的字典。而父亲却宁肯用日俄和俄日的字典。
我对父亲说，那个日本老头竟知道脸盆能装六千五百毫升水，瓶盖子能装二十克碳酸氢钠。父亲却一丁点也不奇怪。父亲说，这是日本军队卫生兵的基本训练，不信你还可以考考他别的日常容器的容量。
后来有一次我上夜班又碰上范医生。我指着他装生鱼片的饭盒问，这个饭盒多少毫升？范医生看了一眼说，七百五十毫升。
那天晚上，我的桌上还放着一个雪梨膏的瓶子。
那个年代，白糖是紧俏物资，每家每户凭户口本每月只能买一斤。而所谓雪梨膏，就是砀山梨加冰糖和川贝蒸熟过滤而成。所以雪梨膏一问世就成了我们那家小医院的“高干用药”。我们医院除了党支部书记和革委会主任之外，第三个能随便开到雪梨膏的人就是我。我是一名严重的支气管哮喘病患者，雪梨膏的主要功效就是宣肺理气。
有一段，同事们争相巴结我，主要是为了雪梨膏。不光是为了那甜糊糊的糖浆，甚至还包括那只瓶子。大家用五颜六色的塑料丝，为那只瓶子编织一只美丽的套子。这样倒进开水就不会烫手。
我指着雪梨膏的瓶子还没问，范医生就说，二百五十毫升。为了“验明正身”，我立即把雪梨膏的瓶子和范医生的饭盒拿到水池边试了试。一点也没救，三瓶水正好装满那只饭盒。
范医生的脸上布满了顽皮的笑容，他说，你别考我了。我告诉你吧，你脚上那只套鞋能装多少毫升水我都知道，哈！
说真的，一直到今天，范医生教我的一些实用性的知识，还在不断地施惠于我。
我的公司是加工天然肠衣的，州检疫局的兽医们会定期到我们车间和库房来检查。每个洗手的水池边按规定要放一瓶70~75%的酒精用于消毒手。因为肠衣不等于香肠，消毒不那么严格。所用的酒精允许不用医药纯，可以用普通工业纯。这样，我们只需要把通常95%的燃烧酒精稀释到70~75%就行。
头一次稀释时我问丈夫，要把95%的酒精稀释成70~75%，怎么稀释。他说，那我得算一下。
哈！我当时就笑了。我说，日本军队一个小卫生员都知道的事，你这个生物学的大博士还要算？我告诉你吧！四十年前我就知道怎么稀释。取任何一只容器，95%的酒精加到大约四分之三处，然后加饮用水，差不多加满，就是70~75%的消毒酒精了。
丈夫想了半天才认为，误差确实不大，哈！
而这个方法，就是当年范医生教我的。
我离开那家医院时，和我差不多年纪的同事们相当热烈地欢送了我。我收到能差不多装满半个抽屉的大大小小各种不同的日记本。就是我后半辈子天天记日记也用不完。但我的那些阶级敌人同事们却一个个无动于衷。一位我昔日护理部的同事，表扬我考上大学是“鸡窝里飞出金凤凰”。我正得意，没想到一个阶级敌人竟不满地嘀咕，“难道我们都是鸡？”
那时我自己已经是“医生”，已经没法再享受和范医生一起上夜班的幸福时光了。我不甘心地看了看值班本，专门趁范医生夜班的时候去了一趟医院。
除了告个别，我私下还想最后尝尝他钓的生鱼。
没想到，那个夜班极忙。那正是春初流感最猖獗的时候，候诊室坐满病人。我刚把头探进内儿科，范医生就急促地向我挥了挥手，让我离开。“快走，快走！你没戴口罩，都是一些流感高烧的，不要把你搞病了！”
我就这样慌慌张张地离开了那个我奉献了我一生最宝贵的七年花样年华的地方，再也没有见到过那个，我其实一丁点也不了解，但却永远难以忘怀的日本老人。
2014年9月写并改于德国不来梅
2020年9月疫情中于德国慕尼黑酒店
2022-05-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