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在微博转发一则八十岁老人因为被强打疫苗而死亡的博文，并评论称“封建社会也没有这般凶残”。(作者提供)
7月16日，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在微博转发一则八十岁老人因为被强打疫苗而死亡的博文，并评论称“封建社会也没有这般凶残”。
孔庆东与林岳芳一度都是以极左翼面目出现在网络平台上，对毛泽东与文革情有独钟，他们对现实的‘批判’一般都是以文革为标准；有趣的是，中共的疫情暴政使得极左翼人士也无法容忍，这次他们不再以文革的毛时代为标准，而是以所谓的封建社会为标准，习时代制造的人道灾难已远远超过他们心目中的‘封建社会’的残忍。从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左翼文人们反传统、反封建、反帝国主义，今天面对现实，却突然念起封建社会的好来。
孔庆东这类左翼文人们一忽儿极度推崇毛泽东思想与文革，一忽儿又缅怀封建社会的传统温情，主要原因是，他们在文革时没有受到残酷迫害，而今天的现实，以另一种方式回归到文革时态，这些侵犯人权的事端已屡见不鲜，他们才‘深刻’意识到，中共的政治正确制造出来的灾难，已远远超过封建社会。
孔教授们观念中的‘封建社会’，或者‘旧社会’是新文化运动特别是共产主义运动宣传、丑化的结果，真正的中华封建社会是周朝，秦终结了封建社会，建立了极权专制社会，而汉朝到清朝的二千年，由于尊儒家道统，由秦制的极权专制转为威权政治，传统的威权政治有追求道德仁义的一面，既然天下与人民都是自已的，那么天子就有替天照顾天下百姓的道义，显然，相比秦制与中共专制，传统君主威权政治反而有尊重天道人性的一面。
而到了中共治下，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是秦始皇加马克思，与传统中国社会相比，不讲道德与人伦常识，只要政治正确，就可以牺牲一切，以实现某种权力意志确立的目标。
中共把动态清零当成政治目标之后，最高当局的权力意志就凌驾在人权之上，制造次生灾难远远超过疫情也在所不惜。极权在疫情危机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暴政，本质上是不惜牺牲所有人的权益，它与传统社会威权政治或者与封建社会不可同日而语。
‘封建社会’的防疫有人文诗意
中国古代真正的‘封建社会’在周朝，封建亲戚以屏周室，朝廷将天下分封给了亲戚，统权在朝廷，分治的权力在亲戚诸侯，周朝确立的封建社会是一个重礼乐、讲常识的社会，即便春秋战国之时礼乐崩坏，封建精神中的人伦道德元素仍然为主流社会与世人尊崇。
《周礼·秋官》记载：“凡驱蛊，则令之”;“除毒盅，以嘉草攻之”；“除蠹物，以莽草熏之，凡庶蛊之事。”当时的人们意识到病毒来自虫类，所以用莽草、嘉草等烧熏驱蛊防病抗疫，在医学不发达的时代它简便易行，从朝廷到民间均可以实施，最为重要的是，我们没有从史书中见到防疫暴政，官方没有用行政逼迫的方式对民众出行限制，或者对疑似染疫人家封门封户。
殷人洒扫火燎防疫图。(作者提供)
而从敦煌石窟中保存着一幅“殷人洒扫火燎防疫图”,描述了殷商时代以火燎、烟薰方法来杀虫、防疫的情景，这一图像描述将国人烟薰火燎的抗疫方式推向周之前的商朝。
源于三千多年前的商朝与周朝的防疫、抗疫传统，并没有被强行推广，但却成为中原特别是长江流域节庆习俗：人们将五月视为毒月，并总结出“五毒”蛇、蝎、蜈蚣、壁虎、蟾蜍，民谣说：‘端午节，天气热，“五毒”醒，不安宁。’人们互送辟毒香包，驱邪、消毒和避疫成为节庆习俗。我儿时的记忆中，端午节与纪念屈原并无关系，也没有吃粽子，而是蒸麦粑米粑与鸡蛋，以及艾草驱邪。
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传统的诗意，人们将防疫避毒做成了生活日常，每年到了春夏之交病毒滋生之时，相应的习俗就会适时应对，人们增加营养，防病毒虫害，不用政府号令，更不需要行政强迫。
后封建社会也没有封城封村封户
秦朝一统中国，终结了周朝的封建政治，开启了皇帝专制，通过编户齐民、连坐举报，破坏了底层民间‘封建’亲情，对比周朝与秦朝，会发现疫情发生后秦朝更重视行政管控：
1975年在湖北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记载：某里典甲诣里人士伍丙，告曰：‘疑疠。来诣。’：乡里出现了疑似的传染病病例，地方有责任调查上报，官府为传染病设置了“疠所”，显然，秦朝开始面对传染性疾病，已要求层层上报，并对病人进行隔离，秦朝法律并没有对传染病区域进行封村封城，更没有隐瞒疫情。强权的秦专制，对疫情的处置是严厉的，但并没有突破人伦底线。
从汉唐至明清，尽管是秦式君主制，但和平时期均是尊儒家道德，一定程度上有仁政的理想与追求，动用朝廷或国家行政力量，防疫、抗疫。
汉朝：《博物志》记载长安大疫，宫中皆疫病，汉武帝焚烧香丸“以辟疫气”，“长安中百里咸闻香气，芳积九月余日，香由不歇”，当时已设置了收容和医治平民的机构。《汉书》记载：“元始二年（公元2年）……诏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
再看唐朝：唐玄宗下令州县抄写《神农本草经》，颁布《广济方》，把瘟疫预防知识和药方烧录在石板上，放置于病坊、村坊和路边，以示民众。宋、元、明、清基本效法隋唐防疫、抗疫作法。
古代朝廷无法做到免费医疗，但大疫发生之时，从汉代到明清，政局稳定的治世都能做到为疫区和患者免费提供医药，并成为惯例。在财政上，政府发放资金购买防疫药物。除了施医问药，各级官员还为病者发放钱粮，赈灾施粥。
譬如唐朝大和六年，唐文宗下诏：“其疫未定处，并委长吏差官巡抚，量给医药，询问救疗之术，各加拯济”，朝廷统一领导抗疫行动，地方官吏配合医疗人员，免费发放医药，开仓赈济。再如明朝报灾不实的官员会遭到处罚。朝廷会动用国家力量设置隔离与医治机构。但没有动用官兵对染疫的百姓进行封城封户，所以没有制造次生的人道灾难；如同孔庆东所言，封建社会不会像中共政权这样凶残，动用专政手段，利用公权力的同时广泛发动群众，制造出疫情灾难，人们无法正常生活、工作与就医，甚至孕妇临盆也难以及时送达妇产医院。
清大传单说出时代真相
如果说北大左翼教授发现了中共疫情暴政比封建社会凶残，而近日清华大学校园的传单以《从法西斯手中保卫生活》为题，呼吁同学们在权力面前保持自己的道德和良知。中共政权以抗击疫情的名义，用法西斯手段对付国民，清华园里贴出的传单，说出了这个时代的真相。
作者》吴祚来专栏作家，独立学者，八九六四最后一批撤离广场，原中国艺术研究院杂志社社长，因零八宪章第一批签名被免职，现居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