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罪!我会申诉到底!
我请求司法部门能正视这起错案的恶劣后果,还我彻底的清白,还社会一个公道!”
3天前在微博写下这段话的人,名叫李思侠。
自她出狱,这已是她连续申诉的第779天了。
4年前,李思侠被指控为“黑恶势力头目”,涉“寻衅滋事罪”,被判入狱。
她寻的是什么衅,滋的是什么事?
不过是数年如一日,为帮家乡的村民争取一口干净的水、一条平坦的路,而举报当地的污染企业。
为民请命,却被人送进牢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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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狱中的21个月,她想尽一切办法上诉。
重获自由后的2年多,她也没有一天不在申诉。
一次不行,就两次、三次……
如今,“李思侠案”经过几轮审判,已被撤诉。
当地法院,也已受理了她申请的242万国家赔偿。
但李思侠仍在求一个“彻底的清白”,求一个应有的追责。
“我没有犯罪,我要求枉法裁判者,那些制造冤假错案的人,公开给我赔礼道歉。
那些真正该受到惩罚的人,应当被绳之以法。”
59岁,从囹圄中走过的李思侠,依旧是个不退缩的斗士。
一如多年前,她选择站出来,为父老乡亲发声时的坚定。
而她的追问,会得到答案吗?
01
故事要从2008年说起。
那年,一个西安商人通过招商引资,在陕西省安康市石泉县双喜村青山沟,开起了两个石料厂。
这是个四面环山的清秀村庄。
连接山里山外的,只有一条乡亲们一点一点挖出来的3公里山路。
在那个并不富裕的80年代,青山沟的村民为了修路,每家每户都抽出劳动力。
用铁锤凿,用铁锨挖,肩扛手提,硬是在石头山上开出了一条道。
靠着这仅有的山路,祖祖辈辈的青山沟人,才能从山外一袋袋背着肥料进来,又一包包背着农产品卖出去。
在山坳深处,刨出了一条连通外界的谋生之路。
2007年,在政策补贴下,这条村道实现硬化,变成了水泥路。
青山沟家家户户别提有多开心。
这是中国人最朴素的信仰:有路,就有希望,就有未来。
可石料厂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
那条村民赖以谋生的唯一水泥路,也成了重型卡车进村开山采矿的必经之路。
路面很快被轧裂。
平坦的村道,变成了豆腐渣,坑坑洼洼。
一下雨,坑中遍布污水。
走路的人,必须揣上石头,遇到大坑,填上石头才能过去。
骑摩托车的人,总是被颠得脸朝下摔倒,鼻青脸肿。
有在车里装满香瓜出山售卖的村民,颠簸一路,香瓜碎了一地。
几个月的辛苦全部白费。
而路被毁,还只是一方面。
石料厂的炸山开矿,更把青山沟人们的生活逼到死角。
有村民的土坯房,被终日的爆破震出了裂缝,屋顶瓦片纷纷掉落。
一下雨,屋里到处漏水,只能端着大盆小盆接。
石料车所过之处,扬尘漫天。
人们不敢在院子晒粮食和衣服,否则就是一层灰。
孩子们在院子里玩一会儿,回家也是一身灰。
有个村民的孙子,年仅7岁,就患上呼吸疾病,不得不做手术。
挨着石料厂的,水井被覆盖。
打开水龙头,流出来的是混着泥巴浆子的浑水。
道路附近的田地,被大车压毁,又被石渣覆盖。
多少人的土地,被迫荒废。
青山沟不见了青山,取代而至的,是遮天的尘土,震耳的噪音。
村民们没有平整的路可走,没有清新的空气可呼吸,更关键的是没有干净的水喝。
年轻的一代,有些无奈搬离了家乡。
而那些年迈的、在青山沟生活了一辈子的村民,不愿离去,更无处可去。
02
这一切,其实跟李思侠没多大关系。
她虽出生在青山沟,但早在1980年,就成为了这里的第一个大学生,走出了双喜村。
在西安,她工作、结婚、生子。
端着国企长庆油田工程师的铁饭碗,住着单位分的房子,拿着过万的月薪。
连户口,都早已迁了出去。
她与青山沟唯一的联系,是时常回老家看望母亲。
那些年,每当回到青山沟,看到家乡面貌每况愈下,李思侠倍感揪心。
更让她心酸的,是那些朴实的乡亲。
遭了罪,也不知道如何维护权益,只能跑到村道上,拦住石料厂的大车。
可石料厂的负责人是村干部。
纵然村民再怎么努力,也只是螳臂当车。
作为从青山沟走出去的孩子,李思侠只觉得,自己有义务、有使命,为家乡、为乡亲发声出力。
“你看把我们村庄坏成这个样子,老百姓一天干净水都喝不上,那我不管谁管?
不管走到哪里,我都是青山沟的人。”
2013年,她写下一篇呼吁恢复绿水青山的文章,发表到网上。
又通过材料举报,反映石料厂污染环境、损毁道路等情况。
果然,反响很快出现。
在她的推动下,有关部门介入调查,发现两个石料厂均属非法无证开采,责令停产整顿。
不但加以了处罚,还要求石料厂赔偿了受影响最大十几户村民共2万元污染费。
青山沟的乡亲们看见了希望。
他们奔走相告:全因了李思侠的功劳,才有了这么大的进展。
但平静未能持续。
2015年,补办了手续的石料厂重新开业。
所有的问题重新出现。
并且,每当有相关单位来调查,石料厂都能恰好地,在那一天停工。
又一次走投无路的村民们,只能来求李思侠。
这个见过世面、懂得法律的大学生,是他们唯一的指望。
李思侠不是没有过犹豫。
母亲劝她不要再得罪人、惹麻烦,不要再管这与她生活根本无关的事。
有些部门工作人员,说她是嫁出去的女儿,还来多管闲事。
可当她拿到村民们联名送来的委托书。
当她看到文化程度不高的乡亲们,用歪歪斜斜的字体写下委屈:
“多次找村干部,他不理我。”
“我想向上反映情况,但我不会说。”
“他们答应处理,但一直没有结果。”
她无法说服自己,假装看不见这一切。
她更感动于乡亲们的勇敢:
“他们要维权,要反映问题,这是多么进步的认知,我怎么能拒绝呢?”
那一年的李思侠,已经快到退休的年纪。
她爱拉二胡、写毛笔字、打太极拳。
还准备报考北大哲学系研究生,买了许多专业书籍。
她本可以一边备考,一边享受退休生活;
可以有时在西安住住,有时去上海女儿家陪陪外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