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的吴良镛，刚一毕业，就被征调至中国远征军中担任美国顾问团的翻译。第二年5月，他从部队复员回到重庆，正在寻找工作，就接到著名建筑师梁思成托人带给他的一封信，召他去做助手。
当时，梁思成在重庆主持“战后文物保存委员会”，准备编制一本《全国文物保护目录》，需要有人帮助绘图。他在物色人选时，看见重庆中央大学油印的《建筑》刊物上，有吴良镛撰写的一篇题为《释“阙”》的论文，发现作者正是他要寻找的助手，于是托卢绳先生打听到吴良镛的下落，约他面谈。
正是这次见面，改变了吴良镛的一生。
吴良镛给梁思成当助手的时间只有三个多月。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文物保护目录也编绘完成，机构撤销，工作结束，吴良镛也就离开了梁思成，重新开始另寻职业。
没想到刚过了两个月，就接到梁思成先生的来信，告诉说清华要办建筑系，要吴良镛去他那儿一趟。那时，梁思成家刚从李庄搬到重庆，吴良镛去见梁先生时，第一次看见林徽因先生。林先生因病躺在床上，体型清瘦，面容疲倦。当天，房间里还有一位客人，是傅斯年先生。看到吴良镛有些怯生，林徽因说，你们何不到隔壁房间去谈？
梁先生领吴良镛来到一个四壁空空，连坐凳也没有的空房间，梁先生就站着告诉吴良镛，出于战后建设的需要，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已经批准成立清华建筑系，希望吴良镛能在新开设的建筑系担任助教，大家共同创业。面对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吴良镛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并从此确定了他终其一生的道路。
不久梁思成因为受邀赴美国讲学，并出任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和建筑师，不能亲自参与清华建筑系的筹建工作，他交待给吴良镛《建筑初步》课程的十个作业题后，就匆匆地远赴美国了。
到了1946年夏天，面临开学，清华的王明之教授受林徽因之托，给吴良镛来信，告知开学在即，希望他尽快到校。因铁路中断，清华上海办事处委任吴良镛带领复员学生，搭乘上海至秦皇岛的运煤船走水路北上，等赶到北平时，天气已经带了些许寒意了。
建筑系的代主任吴柳生教授一见到吴良镛，便要他去看住在新林院8号的林徽因先生。那天阳光明媚，林徽因也好像从漫长的行程中恢复过来，显得容光焕发。一见面林徽因便说：“欢迎你来。”接着就问到吴良镛的学习情况和工作兴趣。林徽因特别提到，她看过吴良镛的“释阙”论文，并夸奖说写得很好。然后谈到中国建筑的研究，当时怎样从头做起，怎样陆续有所发现；谈到屋内的摆设，讲到做古建筑研究必须遵循一条不成文的准则，即不玩古董，否则文物到处可见，自己又懂，抄一两件，谁说得清呀？
林徽因指着屋子里的摆设，告诉吴良镛说，这些是老梁先生（指梁启超）的，这是陈叔通送的。说到这儿，还讲了一个故事：陈叔通曾指着自己家中的一件藏品，要梁思成说出是哪一年代的，说对了就送给他。梁思成脱口而出说是北魏的，陈叔通没想到梁思成如此内行，就把藏品送给了他，还说不能再猜了，否则这里的东西多半都会被他猜走了。
那天，林徽因谈锋甚健，一点也不像病人，毫无架子，和蔼可亲。吴良镛也很兴奋，无拘无束，就提到在重庆某处看到过林徽因的一幅水彩画，不知现在还在画吗？林徽因说已经好久不画了，等到找出来给他看。后来果然找了出来，是一张西班牙的庭园画，非常强烈的阳光，对比色很强。这幅画在文革中遗失了，就再也没有见到。
那天，双方相谈甚欢，告辞时，林徽因还特别对吴良镛说，等你好久了，现在可以着手筹建了。
当年，建筑系设在水力楼二楼上，只是几间空房子，学生已经到校。要开学，教室、图板、画图凳倒是有了，但其他什么也没有，于是赶紧把图书馆的书调来，描示范图，晒蓝图，先把《画法几何课》开起来，《素描》课上起来……
这一切，都必须赶在1946年10月清华复员后第一个新学期开始前完成。当时的建筑系，除了代理系主任吴柳生教授，和以编外身份长期卧床的林徽因两人外，建筑系能干活的就只有吴良镛一个助教。吴柳生主任对专业的事不太过问，林徽因就躺在病床上进行调度指挥，从桌椅板凳一类的琐碎事务，到专业性很强的建筑课程的讲授，同吴良镛密切合作，最终保证了清华建筑系第一届学生如期开学。
开课前的有些难题，离开林先生是无法解决的。吴良镛到清华后，学校最初安排他与一位外文系的讲师合住，对方感到不方便，吴良镛自己也不习惯。林先生知道了，说那好办，金岳霖教授在工字厅海棠西院有一间朝南房，有配套家具，房子正空着，你去住好了。林先生一句话，就让初进清华的吴良镛，在住房上享受了教授待遇。
又如学生上素描课，要有石膏，林先生让吴良镛去找美院的李宗津先生；告诉他采购绘画用品，可去东单口永兴洋纸行；需要教学辅助人员，可去颐和园找原营造学社的纪玉堂先生帮忙。甚至考虑到吴良镛进城办事赶不回清华，可以去中山公园，找一位70多岁的营造学社留守人，在他那儿过夜。诸如此类的问题，有些是林徽因在病床上想到的，有些是吴良镛汇报时林徽因协助解决的。
1947年5月，清华校庆，这是从昆明回到北平后的第一次校庆，校园里热闹非凡。新成立不到七八个月的清华建筑系也作了一番准备，共开辟了两个展室，展出营造学社的测绘成果和学生的设计作业及水彩画作，引起了校方的很大关注。这样的活动，林先生是一定要来参加的。那天她雇了一辆人力车，来到建筑系馆，梁先生的朋友楼光来之子楼格，当时在清华读书，他跟在林徽因身后，把林先生抱上了二楼的建筑系展馆。吴良镛看见林先生从未有过的兴奋，以超出一般的神采和兴趣浏览着一切，透支着她的精力，不知道又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恢复。
1947年7月，梁思成从美国讲学归来，看到建筑系从两间空房到现在充实的面貌，十分高兴，对吴良镛前一阶段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但他同时急需要做的一件事，是请大夫为妻子治病。林徽因低烧不退，发病越来越频繁，经大夫诊断，是有一个肾出了问题，必须尽快摘除。
1947年12月，手术在今白塔寺人民医院进行。手术后，摘除的肾放在手术盘中，医生用手术刀把肾切开，里面全是脓液。医生对梁思成说：“里面尽是这东西，人怎能好受呢？”病灶摘除后，林徽因的身体状况有了好转，参加的活动也多了起来。梁家的“午后茶聚”，又如同抗战前一样，重新恢复起来。
那段时间，每天中午过后，大概3、4点钟，梁家都要准备饼干、花生米之类的茶点，接待来客。客人是变动的，高兴就来，有事就走。金岳霖、张若奚、陈岱孙诸先生是常来的座上客，主持人就是林徽因了，大家聚在一起，政治、社会、美学、文学，无所不谈，实际就是一个松散的俱乐部，没有固定主题的学术交流会。大家各抒己见，气氛融洽。邓以蜇教授有时会拿来几幅画，譬如倪瓒的树和金冬心的梅，供大家鉴赏。
茶聚免不了要谈一些时事，但总的说来十分超然，有魏晋清流的味道。午后茶聚是当时教授们彼此交流的方式，对林徽因尤其需要，她足不出户也能了解窗外的世界，获取与建筑相关的艺术灵感。
因为梁思成的归来，建筑系的日常教学，进一步走上正轨，蒸蒸日上，生机勃勃。在一次系务会议后，梁思成对吴良镛说，他离美前参观了沙里宁教授主持的匡溪艺院，那里“艺术环境很好，可同时学习建筑与规划，很适合你将来的发展，考虑到沙里宁教授已经七八十岁了，跟他学要赶快，否则就来不及了”。
为此，梁思成替吴良镛写了一封给沙翁的推荐信，林徽因看后说：“对吴良镛的介绍应该这样来写。”并亲自作了修改。一封推荐信竟然由两位大师共同拟稿，说明他们对吴良镛出国深造寄望之殷，用情之深。每当想到这件事，吴良镛就深怀感激，无论林徽因生前身后，他都始终称呼林先生。只恨当时慌慌张张，竟没有把那封推荐信抄写下来，成为难以平抚的莫大遗憾。
1948年8月，受梁思成推荐，吴良镛获得匡溪艺术学院奖学金，进入美国匡溪艺术学院建筑与城市设计系，投身于世界著名建筑大师沙里宁门下。当吴良镛离开清华赴美国时，建筑系已经有近30名学生，十几位教师，成为清华无论学术文化还是教学活动方面都非常活跃的一个系。
回首两年来的创建过程，林徽因对建筑系的成长操心最多，贡献最大。
在美国留学期间，吴良镛跟随沙里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提升自己，努力深造，在1949年5月获得硕士学位。之后，吴良镛继续留在美国，完善他的研修学习。第二年，吴良镛接连收到几封信，催他赶紧回国。其中有一封信是林先生口授罗哲文先生代笔的，空白处有好多行斜斜的文字，一看便知是林先生卧床亲笔写的。大意是国内形势很好，要他赶紧回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并嘱吴良镛去波士顿大学费慰梅处，将梁先生的“图像建筑史稿”带回来。
吴良镛读信后，立刻去了哈佛费慰梅处，转达了林先生的意思。然后便收拾行装，动身启程回国。
一别两年，吴良镛又回到了熟悉的清华园。再次见到林先生时，吴良镛明显感觉林先生的精神状态有了明显变化，显得精神焕发。比起两年前来，她的生活内容丰富多了，会偶尔参加一些市里的活动和会议，听报告，看演出，参观展览。那时候的林先生是兴奋的，充满激情的，有太多太多的憧憬，并将这种憧憬，具体投入到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中，经常忙忙碌碌。
但到了1952及1953年后，她的精神上就开始有了负担和压力。
1952年下半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随后一边倒的学苏，并加以贯彻落实。整个这一套苏制体系，和梁林两位先生宽松的学术环境完全是两码事。
“在这种情况下，林徽因先生哭了……”
此时，随着大规模建设的需要，北京开始酝酿拆除牌楼。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倍感兴奋，积极推进，导致了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开始在整个城市蔓延。
在一次吴晗主持的讨论会上，郑振铎提出：“如有要拆除牌楼，最好事先和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联系，由上面决定，不应采取粗暴的态度。”对此吴晗绵里藏针地回复说：“全国性的问题请示上面决定。”
言下之意，只要不是“全国性的问题”，就不需要“请示上面”。
但林徽因的态度很鲜明，坚决反对拆除文物，她说：“保护文物和新建筑是统一的。北京的九个城门是对称的，如一旦破坏，便不是本来的基础了。”
梁思成说：城门和牌楼、牌坊构成了北京城古老街道的独特景观，这类似于西方都市街道中雕塑、凯旋门和方尖碑等，可以用建设交通环岛等方式合理规划，加以保留。
闻听此言，吴晗拍案而起，怒斥梁、林观点：“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梁思成据理力辩，吴晗便说：“你想把新中国的首都变成封建主义的纪念馆！”
据国务院的工作人员回忆，在会上，梁思成被数次气哭。最后，上面发话：“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拆与不拆，已不是单纯的建筑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在这场博弈中，梁思成林徽因注定只能是失败者。
后来，在文化部举办的欧美同学会上，林徽因和梁思成再次和吴晗唇枪舌剑，针锋相对，林徽因大声谴责，怒斥吴晗“必将身败名裂”。当时林徽因肺病已重，声音沙哑低沉，但神情与胆魄都让吴晗无以应对。
从1954年1月起，北京开始大规模拆除牌楼。内城原有的9座城门，只余正阳门城楼、箭楼、德胜门箭楼，外城原有的7座城门，无一遗存。
战乱没有毁灭的京城古建筑，却在吴晗的运作下灰飞烟灭。
病重中的林徽因绝望地追问：“为什么我们在博物馆的玻璃橱里精心保存几块残砖碎瓦，同时却把保存完好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建筑拆得片瓦不留呢？”在抑郁的情绪中，林徽因开始拒绝吃药。1955年4月，她因肺病去世，年仅51岁。
林先生去世后，梁思成给吴良镛讲述了一段往事。林徽因病势沉重时，曾请了北京的名中医施今墨大夫去会诊，从拍摄的片子上可以看出，大部分的肺都坏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林先生还在为保护古建筑大声疾呼。她真的是死不瞑目啊！
追悼会在贤良寺举行，这是梁思成带着吴良镛共同察看保护下来的一座旧寺庙，去了一些友好和建筑系的人，悼词是钱端升教授写的，歌颂她为中国的建筑学术事业，贡献了毕业精力，虽然受病魔困扰，但从未停止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林徽因走的这一年，建工部正在召开设计施工会议，批判建筑中的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这次的大会非同寻常，清华建筑系除吴良镛参加外，还另派校长办公室主任参加。吴良镛当然知道会议的指向是谁，所以倍感压力。会议在国际饭店举行，而梁思成就住在一街之隔的同仁医院楼上的病房里。会议中吴良镛去探视梁先生，梁先生要他到隔壁病房看看，吴良镛不解何意，待进入病房，才发现林先生也躺在那儿。林徽因看到吴良镛就笑了，说“你看我们这对难夫难妇”。这次见面，林先生例外地避而不谈业务，但她好像还爽朗，只是吴良镛的心情却格外沉重。吴良镛没有想到，这竟是他和林先生的最后一面，不久林先生就去世了。
等到建筑思想的批判高潮过后，梁思成出院回到家中，已经物是人非。但他以极不平静的心情，很平静地做了两件事：一是在夫妻俩共同使用的小图板上，完成了林先生墓的设计图样，包括大样尺寸，一一注明，请莫宗江先生用营造学社特有的字体，勾画出“建筑师林徽因之墓”几个字，并从人民英雄纪念碑工地，取回了一件林先生设计的纹样，放在她的墓前。梁先生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把林先生的诗找出来，古代人有所谓诗囊，即兴而作，片纸只句纳入诗囊，定时整理成集。梁先生用他的工整楷体誊写，整个抄录了一遍，以宣泄对林先生的思念。可惜这份无价之宝，在史无前例的大混乱中失去了。
几十年来，吴良镛偶尔去八宝山参加追悼会，总要悄悄地去林先生的墓旁，向恩师致以哀思。在吴良镛心目中，林徽因是中华第一女建筑师，是才华横溢的学者，她在文学艺术方面的造诣，别人很难企及，而在建筑方面又能与梁先生并驾齐驱。她一生贡献良多，特别是最后十年，她对筹备创建清华建筑系操心最多，但在教师名单中却没有她的名字；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门厅里，也没有她的塑像。这是很不公正的。
也是这最后十年，让她生逢其时，又生不逢时。
参考资料：
1、吴良镛《我的老师林徽因先生》
2、《吴良镛：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谋万人居》
3、吴良镛《林徽因的最后十年追忆》
4、《国匠吴良镛》（光明日报）
5、袁帆《国匠风范仁寿大镛》
2022-08-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