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曾经问林徽因：“有一句话，我只问这一次，以后都不会再问，为什么是我？”林徽因低着头，良久才告诉梁思成：“答案很长，我得用一生去回答你，准备好听我了吗？”
婚后的林徽因，为丈夫，为事业，为国家，从1930年到1945年，15年间，走遍了国内15个省，200多个县，考察测绘了200多处古建筑。他们住农舍，爬木梯，画测绘图，整日忙忙碌碌。林徽因在写给美国朋友费慰梅的信中说，野外测绘，条件艰苦，人彷佛辗转于天堂与地狱之间，精神高度满足，食宿却异常肮脏，臭气熏天。
费慰梅很好奇，那些古建筑穿梁斗榫，林徽因穿着旗袍，是怎么爬上爬下的？
答案后来从北方移到了南方，四川宜宾长江边上的千年古镇李庄。抗战时期，国难当头，这里汇集了当时国内最顶尖的学者，云集了全国大半的学术机构和知名人士，堪与重庆、昆明比肩。当时，寄一封国际邮件到这儿，只需写上“中国李庄”即可准确送达。
1940年初冬，林徽因和梁思成辗转长沙、昆明以后，带着他们的营造学社，来到李庄上坝村安营扎寨，在这里度过了抗战最艰难的一段时光。
在昆明，林徽因经常干着女佣的活，和一般主妇一样，拿着瓶子上街打醋。而李庄的日子，比昆明还要艰难。竹林深处的上坝村，只有几十户人家，距离李庄两华里，林徽因一家住的地方叫月亮田，一个浪漫而富有诗意的名字。他们租住的农舍矮矮的，竹墙外涂了一层薄薄的泥巴，墙缝里能透进皎洁的月光，屋顶的席棚是老鼠和蛇经常光顾的地方。吃水要上村外的水塘去挑，晚上的照明，就靠着两盏烧菜油的小灯。
林徽因不喜欢做家务，可世事艰难，她必须学着去做。在李庄，她拖着病弱的身体，做了太多太多的家务，常常累到腰酸背痛，站立都很困难。
大好时光在家务劳作中静静地逝去，让林徽因异常苦恼，她给费慰梅写信说：“每当我做些家务活时，我总觉得太可惜了，觉得我是在冷落了一些素昧平生但更有意思、更为重要的人们。于是，我赶快干完了手边的活儿，以便去同他们‘谈心’。倘若家务活老干不完，并且一桩桩地不断增添新的，我就会烦躁起来。所以我一向搞不好家务，因为我的心总一半在旁处。”
不久，林徽因的心情变得开朗起来，这缘于梁思成的功劳。一次，梁思成在成都偶然弄到一些西红柿种子，回家后就随意种在门前的菜园子里，不久西红柿便结出了又红又大的果子。当地人不知道西红柿为何物，非常好奇，林徽因就无偿地送给他们秧苗。村民们发现，这位文文静静的女先生和她周围的人，心地都非常善良，便也投桃报李，以示友好。
林徽因感受到了周围人的善意，做起家务来也开心了不少，原本空荡荡的屋子，也开始来了年轻姑娘和媳妇拜访。林徽因喜欢给平淡的生活增添些绚丽的色彩，两间简陋的房子总是收拾得井井有条，窗台上的玻璃瓶里，经常插着从田野里采来的鲜花。
有林徽因的地方，总少不了朗朗的笑声。温馨的小屋吸引了上坝的乡亲，大家都喜欢与这位开朗的女先生摆摆龙门阵，哪个姑娘要办嫁妆了，都找上门来请她出主意，谁家媳妇生了娃娃，也忘不了给她送上几个报喜的红鸡蛋。乡居生活给林徽因带来了意外的欢乐，渐渐地她喜欢上了这个江边小村，仿佛又回到了北平，回到了东总布胡同那间充满了欢声笑语的客厅。
在上坝村安顿下来后，林徽因便与同事们投入了紧张忙碌的考察和研究，梁思成夫妇的主要任务是写作《中国建筑史》。每当夜幕降临，他们借助菜油灯微弱摇曳的灯光，弓着背一字一字地伏案书写。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小村，没有印刷工具，他们只能采用手写和最原始的石印。
四川南部的冬天空气潮湿，天气阴冷。连续的奔波劳顿，林徽因的肺病又发作了，很长一段时间，林徽因身体虚弱，卧床不起，只能靠在被子上工作。她执笔撰写五代、宋、辽、金等朝代的内容，还承担了全部书稿的校阅。书案上、病榻前，堆积着厚厚的“二十四史”，还有许多照片、草图、数据和大量的文字记录。
在写作《中国建筑史》的日子里，营造学社的经费几近枯竭，连工资也没有了保障，幸亏傅斯年和李济伸出援助之手，把营造学社的5人划入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编制，林徽因和梁思成才免于了冻馁之苦。
林徽因和梁思成身体不好，薪水大都拿来买了昂贵的药品，生活开支非常拮据。繁重的工作和营养不良，使林徽因日渐消瘦，几乎不成人形。为了改善伙食，梁思成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笔，学着做饭，还从老乡那儿学会了腌菜和做果酱。
山穷水尽的时候，梁思成只得拿着衣物到宜宾去当卖。衣服当完了，陪伴了自己几十年的派克金笔和手表，最后也送到了当铺，换回来两条草鱼。提着草鱼回家，梁思成幽默地对林徽因说：“把这支派克笔清炖了吧，金表就拿来红烧。”
重庆领事馆的费正清和费慰梅是梁思成夫妻多年的朋友，了解到他们的困境，来信劝他们去美国，一边治病一边工作。林徽因和梁思成回信说：“我们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们不能离开她，假如我们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们也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儿子梁从诫问母亲：“如果日本人打到四川，我们怎么办？”林徽因平静地回答：“中国读书人不是还有一条老路吗？咱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
梁思成患有脊椎病，必须穿上铁马甲才能坐直，他穿着笨重的铁马甲，依然笔耕不辍，体重从70公斤下降到47公斤。在粮食匮乏、没有电、臭虫横行的李庄，梁思成和林徽因每天伏案到深夜，写出了11万字的《中国建筑史》。
《中国建筑史》英文版出版问世时，梁思成对林徽因表达了深切的谢意，他说：“在战争时期的艰难日子，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应归功于她。没有她的合作和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是不能成功的。”
1941年至1943年，是林徽因和梁思成最快乐时光，许多朋友和亲人从各地赶来李庄探望他们，好客的夫妻俩感到无比的开心。
最早来的是老朋友金岳霖，那时候他在昆明西南联大教书。金岳霖来到上坝村，见到久别重逢的林徽因，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林徽因消瘦得厉害，苍白的面容毫无血色，只有那双秀美的眼睛还依稀可见从前的影子。为了让林徽因尽早恢复健康，金岳霖到市场上买来了十几只刚刚孵出的小鸡，在门前一块小小的空地上喂养起来。小鸡一天一天长大，林徽因的病情也渐渐好转，营造学社那座冷清已久的房子荡漾起了欢快的笑声。
1942年10月，梁思成的大妹梁思庄从北平辗转越过日军防线来到李庄，随后费正清夫妇也来了。费正清途中感染了呼吸道疾病，一到李庄便躺在床上发烧。费正清回忆当年的情景：“傍晚5时半便点起了蜡烛，或是类似植物油灯一类的灯具，这样，8点半就上床了。没有电话，仅有一架留声机和几张贝多芬、莫扎特的音乐唱片；有热水瓶而无咖啡；有许多件毛衣但多半不合身；有床单但缺少洗涤用的肥皂；有钢笔、铅笔但没有供书写的纸张；有报纸但都是过时的。你在这里生活，其日常生活就像在墙壁上挖一个洞，拿到什么用什么，别的一无所想，结果便是过着一种听凭造化的生活。”
如果不是身临其境，谁能想象得到，林徽因和梁思成，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完成了《中国建筑史》的写作。
1943年6月，英国学者李约瑟来到李庄，专门拜访了他心仪已久的梁氏夫妇。贵客临门，家徒四壁又好面子的梁思成，忍痛宰杀了两只自家养的鸭子款待客人。让李约瑟惊喜的不仅仅是美味的烤鸭，更令他喜出望外的是林徽因那带有爱尔兰口音的英语，让李约瑟颇有他乡遇故知的喜悦。
49以后，林徽因很快就转换了角色，她的穿着打扮像个普通的女干部。她参与了国徽设计，替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了纹饰和浮雕图案，为保护北京古城而奔走呼号，甚至抱病出席会议，慷慨陈词，据理力争，反对拆除北京古城墙。
最终，她和梁思成拼尽全力，还是没能保住北京的城墙，而她的健康却每况愈下了。她的肺部被侵蚀，还切除了一个肾脏，每天吃得很少，夜里靠吃安眠药，才能睡四五个小时。
1955年4月1日，一个春光明丽的清晨，林徽因与世长辞，年仅51岁。她身后留下了许多散文、诗歌、小说、剧本，最为辉煌的，是那部凝聚了她和梁思成几十年心血的《中国建筑史》。
终其一生，她为这个世界留下了太多的美丽。她唯一的遗憾，是没能保护住北京的城墙。
2021-02-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