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林彪出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沙漠机毁人亡以后，毛泽东亲自下令抓捕林彪在上海的亲信——空四军政委王维国以及在浙江的亲信——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这次抓捕行动是由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上海的王洪文去北京接受命令，并由王洪文、肖永银副司令和我在上海具体执行的。所以我来介绍一下抓捕的详细情况。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的一些政治动向
先说一下我们是怎么知道林彪出逃的。一九七〇年八月，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我们已经对林彪的所作所为打了问号了，但是既然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写道：“我和林彪同志一致认为……”，所以我们觉得还是要领会毛泽东的意图，要继续根据党章的规定，维护林彪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地位。
一九七一年四月，王洪文和我到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工作会议。会上，我们看到了毛泽东对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五员大将的书面检查所作的批示，非常震惊，感到毛的锋芒是隐隐对着林彪的。虽然林彪没有参加“批陈整风”会议，但是紧接着的一九七一年“五一”节毛泽东登上天安门的时候，林彪也随着上了城楼。看来，林彪的接班人的地位并没有变化。所以，我们只能在暗地里对林彪有所怀疑。
一九七一年初，张春桥从北京回到上海。在从机场到招待所的路上，张春桥仔细地观察了上海的街头情况。到了兴国路招待所，他就把我找去，对我说：“我出了机场，车子开到新华路转盘大草坪的地方，看到转盘周围还树着一幅大标语牌，上面写着毛主席语录的再版前言，里面还有‘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一些提法，你想办法叫人换掉。”他虽然没有明指林彪，但是我明白他的意思是在上海不要再宣传林彪了，特别是再版前言的这种提法不能再公开用了。因为毛泽东一九七零年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就反对称“天才”了。我当时不动声色地通知长宁区委，把从机场到市区道路上的标语牌更新，不露痕迹地把四块标语牌一起换掉，换成新的毛主席语录。
另一件事情：有一天，我发现我的警卫员、空四军派来的排长小边，在看一本书，我顺便问他：“你看的是什么书啊？”
他说：“是空四军军部发的，空军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的讲话。”
我说：“这我倒没看到过，你给我看看。”我拿来一看，是林立果在空军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用报告。我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已经得知林立果是林彪的儿子，在空军中是很有地位、很有影响的人物，既然有那么一本书，我又敏感地联想到庐山会议上某些人的活动，所以我就向警卫员小边借这本书。
他有点为难，说：“这书是我们的军内读物。”
我说：“我看看，我也会保密的，不会外传，三天后就还给你。”这书是白色封面，标题印红字，标明是内部文件。我急忙看了一遍，觉得很重要，就给张春桥挂了一个电话，说是有急事要找他。我搞得很秘密，这件事连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也不让知道。到了兴国路招待所，等何秀文把我引进张春桥办公室，自己退出去以后，我才从包里拿出这本书。张春桥一看，很有兴趣，问我从哪里来的？我说是空军发的，人手一册，他就把书留下了。过了一天，他很快就把书还给我，当时不加评论，没有说一句话，但是我们彼此都知道，我们对林彪宠爱的儿子已作了一番研究。
当时江青等人表面上对林彪仍做出“和为贵”的姿态。一九七一年“八一”建军节前，江青特意给林彪拍了好几张艺术照和生活照。我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时，曾经和王洪文、王秀珍等人到钓鱼台看望江青，在她的大办公桌上，看到江青拍的一些林彪的半身照。江青的办公桌像打桌球的桌子那样长，桌上放着一些照相册，从这些照片中江青选了一张照片：林彪手捧毛泽东选集，翻开在看，江青给照片取名为“孜孜不倦”，用“峻岭”的笔名将它发表在一九七一年第八期的《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上。试想，林彪是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出逃的，八月份全国性的画报还在刊登江青给林彪拍的脱帽照片，林彪是秃顶，脱帽照片相当罕见，所以很引人注意。可见，当时江青等人还想和林彪搞好关系。
一九七一年七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我作为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参加讨论修改《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八月，周恩来总理和张春桥两人一起到林彪的住地——北戴河去看望林彪，向林彪汇报工作，而且还带去了经毛泽东批准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请林彪圈阅以后，作为中央文件向全国下发。这一切举动，在我看来，都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一些人主动向林彪表示团结的象征。当然，我完全没有想到林彪等人已经在暗中策划阴谋了。
一九七一年八月中旬，毛泽东乘专列到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地南巡，找当地党政军领导谈话、吹风，谈到庐山会议有人搞突然袭击，但仍然强调要团结，不要分裂。毛泽东声称自己回到北京，还要找林彪谈谈，然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和四届全国人大。这些动作说明毛泽东对林彪的问题采取的是“冷处理”的方针。
周恩来通过许世友告诉我们林彪出逃的消息
毛泽东是九月十一日下午离开上海的，临走前，找王洪文和许世友谈话。走的时候，他谁也没通知。有的文章中说，我们已经察觉了有人要谋害毛主席，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我要强调的是，王洪文、我，还有马天水，在毛泽东走了以后，特意到龙华飞机场送许世友回南京，当时王洪文好像松了一口气，他已经几天几夜没有合眼了。毛泽东和许世友一走，我们感觉到肩上的担子轻松了，根本不知道有什么阴谋正在策划、酝酿之中。
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关于毛泽东摄影画册正式出版的报道。这本画册是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五十周年而编辑出版的，报道说：“这套照片中，有几幅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在一起的照片，使人亲切地感到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学习的光辉榜样。”我看到这篇报道前，收到过新华总社摄影部发来的通知，附有这本摄影画册照片的详细目录和文字说明。我知道，这些照片的发表都是经过中央审定的，这是当时中央对外的公开口径。
接着就发生了“九一三”事件。中央马上发布禁飞令，所有的飞机停航，包括民航客机在内，还通知陆军部队进驻机场。当时中央没有说什么事情，只是命令进入一级战备。王洪文和我都很奇怪，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打电话给张春桥、姚文元，都联系不上，这样的事情在文革最混乱的时候都没有发生过。
过了几个钟头，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从南京打保密电话给王洪文：“刚才，总理给我打电话，要我通知你，你们那个姓王的上级的上级跑了！懂了吗？”
王洪文拿着电话一听，愣住了，没有反应过来：“你再说一遍。”
许世友大声地说：“你们那里到庐山去开会的姓王的，知道吗？”这样说，王洪文明确意识到这是指王维国。
王洪文说：“知道，知道。”
许世友又说：“他的上级的上级跑了，现在听懂了吗？”
王洪文想：王维国是驻上海的空四军政委，王维国的上级是南京军区空军，南空的上级是在北京的空军总部，空军司令是吴法宪，吴法宪在庐山犯过错误，给毛主席写过检讨，开“批陈整风”会时，毛还严厉地批评过他，王洪文的领会是吴法宪跑了。
许世友很急，电话里又不好说林彪跑了，只是不停地问：“你听懂了吗？你听懂了吗？”
王洪文回答：“懂了，听懂了。”
许世友挂了电话，任务完成。许世友是在南京军区打的电话，没想到我们会把南京军区空军作为空四军的上级，这样就差了一级。王洪文按照空军的机制去想，只想到吴法宪为止。我们随便怎样都不可能想到林彪会跑了，听了半天电话说“懂了，懂了”，结果还是没有听懂。
王洪文搁下电话，赶快跑到康平路我的办公室找我。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张春桥、姚文元指定王洪文和我共同主持上海的工作。他详细地叙述了许世友的电话内容，我们两人又仔细地分析，结论还是：“吴法宪跑了！”
我说：“空军司令调一架飞机很容易的，可能他飞走了。不过，他究竟会跑到什么地方去呢？”王洪文也想不通：“国内不象，总是朝国外跑。”
正当王洪文与我密谈的时候，市委机要室送来一份绝密电报：《毛泽东摄影画册》暂不发行，特别提到第几号、第几号照片要删掉。这本画册不仅在北京发行，还在上海制版印刷。我马上拿出早先收到的画册目录，一幅幅对照，一看，这些指令删掉的照片竟然全是毛泽东和林彪的合影，也就是说凡是有林彪出现的照片都要删掉。王洪文和我大吃一惊：怎么会是林彪呢？难道他跑了吗？但是在没有正式看到中央文件以前，我们都不敢指名道姓。
飞机停航以后，中央通知军队系统进入一级战备。正好有一个朝鲜高级新闻代表团访问中国，他们搭了一架安东诺夫24型专机飞到上海，下一站要去访问毛泽东的故乡韶山。禁飞令一来，朝鲜代表团走不掉了，怎么对外解释呢？外交部也说不出理由，就说改道走吧。我没有办法，只好让市革命委员会外事组安排他们改乘火车到韶山去。
（二）
中央通知王洪文紧急去北京
到了第三天，王洪文突然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要他马上乘火车去北京。
我们分析：这次去一定跟有人跑了有关系，可能涉及到庐山会议，最好不要让王维国知道。同时，王洪文到北京去这件事要保密，尽量不告诉其他的市委常委，所以我们两人商量，此事只有我一人知道，也由我一人去送他。当时康平路大院的警卫由空四军派来的处长李松亭负责，警卫员也都穿空军制服，假如李松亭和警卫员们看到王洪文上北京去了，也会向王维国报告的。王洪文就叫秘书小廖把警卫员支开，然后叫从工厂调来的司机小常开一辆北京吉普，停在他家门口，我和王洪文两人悄悄地坐上车，到当时的北站。
谁知道，我们刚刚进北站，还没登上火车，就碰到市委警卫处的空军干部，他的家属到上海探亲，他到火车站去送行的，这下子又暴露了王洪文外出的行踪。王洪文对我说：“这样吧，你回去后索性开一个市委常委会议，名义是讨论别的工作，会上你宣布王洪文到上海小三线安徽去了，理由是中央布置一级战备，王洪文到小三线检查战备去了。”
送走王洪文，我到康平路开市委常委会，宣布王洪文的去向。王维国也是市委常委，那天他请假不来，说是病了。我估计他肯定从北京空军那里打听到什么消息了，他一个人究竟在干什么？打的什么主意？上海的空军部队掌握在他手里，我怕有什么变故，就说：“我去看他一次。”
我给王维国打电话，他说：“我身体不大好，正在家里休息。”我说：“你生病了，我来看看你。”他推辞说你很忙不要来了。我说：“我很快就过来。”我这是第一次到王维国家里，他住在江湾军部大院对面的家属宿舍。王维国的妻子杜贵珍，原来在同济大学工作，后来调到空四军后勤部当副部长。一听我要去，杜贵珍就在家门口迎接我，送我到二楼的寝室，王维国躺在床上，见了我，欠着身子，很热情地握手。
王维国四方脸孔、中等身材，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那天他的方脸盘上的倒八字的眉毛比平时皱得更紧，显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当然也可能是真的生病了。我问他：“维国同志，你的病情怎么样？”他说：“肝脏不好，正在请中医治疗。吃了几帖中药，还不见好转。医生说我的肝脏里面有毒素，规定我吃中药时要忌口，什么荤腥都不能吃，每天只能喝一点白粥，解除肝里的毒性。”为了证实他的病，说到这里，杜贵珍就端来一碗白粥给他喝。说了一阵病情后，就把话题转到形势方面。
我说：“九月十三日，中央下达禁飞令，现在中央军委部署全国军队进入一级战备，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情？现在洪文同志接到中央一级战备命令后，到小三线检查去了。你那里情况怎么样？听到些什么消息？”王维国是河北人，普通话说得很标准，他说：“没有啊。我们的机场现在给陆军接管了，飞机也停飞了，我打电话问北京空军司令部，根本打听不到任何消息，我们很纳闷，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当然，我不能告诉他许世友给我们打电话的情况，我想摸他的底，他当然也想摸我的底，事后才知道他早已经把儿子派到北京去通风报信去了。
我们谈了一阵子，我没有把底交给他，他也没有任何消息告诉我，我说：“你好好养病吧。”看起来，他现在还没有什么动作，我就告辞了。
毛主席下令逮捕“三国四方”
告别王维国，回到市委后，我等着王洪文在北京的消息。我一人在那里演了两天独脚戏，真是度日如年。
九月二十日上午，我办公室里的红机子电话响了，是王洪文的声音，他说：“老徐，你赶快到常德路警备司令部来一下。”我很奇怪：“啊？你怎么已经回上海了？”他说：“快来，来了再说。”我也感到很吃惊，王洪文回上海，连康平路市委大院也不进，直奔上海警备区司令部，肯定有重要事情。我赶到常德路警备司令部，大院深处有一幢小楼，过去是陈毅的办公室，现已变成警备区司令部办公楼。
我踏进二楼的司令办公室，看见王洪文神色兴奋，露出很得意的样子，跟我握手的时候，说：“我这次到北京去，许司令也一起去的，这里还有一位肖副司令。”马上向我介绍南京军区副司令肖永银。“我和肖副司令一起从南京赶回上海。”我们坐下后，他从文件夹里拿出一份文件，说：“你先看看。我一看，这是毛主席批准下发的中央红头文件，文件的上方印着：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逃出国的通知1971·09·18；中发［1971］57号毛主席批示：照发。”
我赶紧认真地阅读文件：“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现已查明：林彪背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极其秘密地私自调动三叉戟运输机、直升飞机各一架，开枪打伤跟随多年的警卫人员，于九月十三日凌晨爬上三叉戟飞机，向外蒙、苏联方向飞去。同上飞机的，有他的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及驾驶员潘景寅、死党刘沛丰等。在三叉戟飞机越出国境以后，未见敌机阻击，中央政治局遂命令我北京部队立即对直升飞机迫降。从直升飞机上查获林彪投敌时盗窃的我党我军大批绝密文件、胶卷、录音带，并有大量外币。在直升飞机迫降后，林彪死党周宇驰、于新野打死驾驶员，两人开枪自杀，其余被我活捉。对林彪叛党叛国事件，中央正在审查。现有的种种物证人证业已充分证明：林彪出逃的罪恶目的，是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根据确实消息，出境的三叉戟飞机已于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全部烧死，成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
我读完文件，很震惊，但也很兴奋，连声说：“想不到啊！想不到啊！”王洪文说：“这次到北京，主席下命令，要把‘三国四方’抓起来。许司令与我商量，请肖副司令到上海与我们一起执行这个任务。”
“三国四方”是借用“抗美援越”时期常用的称呼。“三国”指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四方”是因为越南南方、越南北方要算两方。
一九七零年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立果召开秘密会议，借用“三国四方”的说法，“三国”是指南京军区空军、上海空四军、浙江空五军。“四方”是指空军政治部副主任、原南空政委江腾蛟、南空副司令周建平、上海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浙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他们于一九七一年在上海岳阳路少年科技站开过号称“三国四方”的秘密会议，会后根据林立果的旨意，写成了《“五七一工程”（“武装起义”的谐音）纪要》。
《纪要》中写道：“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反之，如果我们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变，一旦他们得逞，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中国革命不知要推迟多少年。”“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五四三（导弹的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
王维国、陈励耘两个人的经历
毛泽东为什么下令要把王维国、陈励耘抓起来？这里要单独介绍一下这两个人的情况。
王维国：一九一九年八月出生，河北元氏人。一九三八年四月参加革命工作，一九三八年六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元氏县独立营指导员，游击大队主任。一九四零年参加八路军，历任：一二九师政工队学员，一二九师十一旅教导大队指导员、营教导员，山西晋东独立营副政委、五十四团副政委、团长，太行军分区三十四团政委，中原野战军九纵七十三团团长、政委，豫西军区警卫一团、警卫二旅四团、河南军区警卫一团政委，河南军区政治部青年部部长。解放后任空军师副政委、政委，空军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空四军第二政委、第一政委。文革期间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一九六零年晋升为大校、为中共九届候补中委。
陈励耘：一九一九年九月生，四川成都人。十七岁在成都就读于天府中学，就在中共领导下参加学生运动，一九三八年三月参加革命，一九三八年二月到延安，七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抗日军政大学三团排长、抗大总校文工团团长。苏中军区抗大九分校政治处组织股股长、政工队政治指导员。新四军一师山炮团连指导员、营政委，新四军一师政治部秘书。苏浙军区一纵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华东野战军六纵后方留守政治处主任、六纵十六师四十六团政治处主任、副政委。华东军政干部学校政治部宣教部副部长。华东军区教导三总队十四团政委，华东军政大学五总队政委，华东军区教导总队副政委。一九五一年任空军航空兵航空师副政委、政委。一九五五年九月被授予空军上校，一九六二年十一月晋升空军大校。为中共九届候补中委。陈能说会道，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有才华的师政委。一九六四年升任空五军政委，文革中任浙江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分管公安系统。汪东兴回忆说，陈励耘掌握着杭州的警备大权，直接负责毛泽东在杭州住所的警卫工作。王维国和陈励耘都是跟着毛泽东转战南北的年轻将领，一九六九年当上九届候补中央委员时都只有五十岁，可是因为他们都被林彪和林立果看中了，受到过林彪的单独接见，又参加过一九七一年三月林立果在上海召集的“三国四方”会议，会议确定王维国是上海地区的头，陈励耘是浙江地区的头，把他们作为“骨干力量”写进了《“五七一工程”纪要》。因此，毛泽东怀疑他们谋反，并且卷入“谋害”的阴谋，就下令立即把他们两人抓起来，并命令这个任务由许世友和王洪文执行。抓捕措施由许世友叫南京军区副司令肖永银随王洪文到上海后具体落实，确定抓捕方案。
（三）
我们在上海常德路警备司令部办公室作了缜密的研究。肖副司令年近六十，精瘦能干，头发有点白，一看就知是位身经百战的将军。王洪文介绍说他是管作战的，肖副司令首先提议说：“先抓王维国，再抓陈励耘，怎么样？江腾蛟在北京，由北京解决；周建平在南京，由南京解决。至于王维国、陈励耘怎么抓法？我们商量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