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公元前369‧286年）在《国富论》之前两千年就已经阐述了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
2011年9月9日，中国贵州省贵阳市的标志性观光古建筑——嘉秀楼和周围大厦夜景。
《传道书》（旧约圣经诗歌智慧书的第四卷）告诉我们，“天下已无新鲜事”，意思是说，我们认为的新事物其实很少是新事物，经济哲学也不例外。
虽然卡尔‧马克思被认为是共产主义之父，但他的思想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具有原创性。他的思想先驱是弗朗索瓦‧诺埃尔‧巴贝夫（1760—1797），他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早期社会主义者（proto‧socialist），因参与推翻政府的政变，失败后被处决。在马克思出生前数十年，巴贝夫就呼吁绝对公平和禁止私有财产。
马克思的同行，奉行古典自由主义的亚当‧斯密，也有他的学术“分身”。据信，安德斯‧奇德尼乌斯（Anders Chydenius）仅比斯密晚出生几年（斯密的确切出生日期不详）。与这位更著名的苏格兰人一样，奇德尼乌斯也是自由贸易、新闻自由和法律面前权利平等的倡导者。在斯密发表《国富论》的十年前，奇德尼乌斯已经描述过类似于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经济过程。
“如果法律不阻止的话，每个人都会自发地寻找他能最好地增加国家收益的地方和行业”，奇德尼乌斯在《国家收益》（1765）中写道。
“一个国家的财富在于产出，或者说，在于产出的价值；但产出取决于两个要素，即工作人员的数量和他们的勤奋。只要让其自由发展，自然界就会产生这两种要素。”
虽然斯密和奇德尼乌斯都没有使用20世纪才出现“自发秩序”一词，但两位哲学家所描述的显然就是这一现象，即社会秩序与和谐来自于个人的自愿行动，而不是中央计划。
然而，这两位伟大的哲学家都不是第一个阐明这一观点的人，庄周（又名庄子），一位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纪的中国哲学家和诗人比他们更早。
庄周拒绝了当时倡导道德教化和强调服从国家权威的儒家思想，接受（并扩展了）老子的教义。老子是孔子的同时代人，反对国家控制，强调自由放任的经济。
庄周写道：“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可以理解为，顺应事物的自然发展而没有半点儿的偏私，就会自发实现良好的秩序。
很难找到比这更精炼的自发秩序的定义，经济学家默里‧罗斯巴德认为庄周是第一个记录这一想法的思想家。虽然这个概念很简单，但自发秩序的出现并不简单，而且极其罕见。
难以出现自发秩序的原因在中国古代和今天一样：暴力的存在。
暴力是历史书页中的一个常量。无论是在普鲁塔克、《圣经》还是庄周的著述中，在许多方面，历史都是人类相互侵犯的编年史。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庄周认为人永远难以给别人“独善其身”的空间，而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创造一个限制侵犯他人的社会秩序。
这就是为什么人类要签订“社会契约”，也是任何一个读过《哲学101》（译者注：马克斯‧马利科教授写的一本通俗哲学著作）的学生都可以告诉你的事情。暴力的存在促使人们建立一个权威机构来约束侵犯者。但正如19世纪的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蒂亚特（Frédéric Bastiat）指出的那样，随之出现的问题是国家很快就会偏离其使命，往往是在行善的幌子下成为侵犯者本身。
巴斯蒂亚特在《法律》中写道：“即使法律可能是在帮助穷人，也需要公正对待人和不能掠夺他们的财产”，“法律的使命是保护财产。”
当今世界的许多矛盾，都源于对法律的不同理解。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护私有财产，重新分配财产，或是废除财产？人们对这个问题会有像斯密和马克思那样不同的看法，而这种讨论也已有很久远的历史。
同样清楚的是，庄周和斯密告诉你的观点是通往和平、繁荣、和谐社会的道路，而马克思的观点则相反。
“无为而治”，伴随的是天下大治。
作者简介：
乔纳森‧米尔蒂摩（Jonathan Miltimore）是FEE.org的执行编辑。他的文章/报道时常出现在《时代》杂志、《华尔街日报》、CNN、《福布斯》、《福克斯新闻》、《明星论坛报》。他还是：《新闻周刊》、《华盛顿时报》、MSN.com、《华盛顿检查者报》、《The Daily Caller》、《联邦党人》、《大纪元时报》的署名作者。
原文：https://www.theepochtimes.com/meet-the-adam-smith-of-ancient-china_4794605.html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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