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的利益链条、洗脑系统，是一环扣一环的，从小做起、逐步强化；按上述估算，整个系统从党到少先队已经直接囊括了八点二亿人口，也就是大约中国整体人口的六成。这个六、四分割，刚好就像香港当年的民主、保皇两派支持者的比例。如果考虑到共产党的洗脑不光是在党、团、队系统之内进行，而是一个“举国体制”，那就更加不得了。但这也只是从量的方面而言；如果从质的方面看就更甚，单是党员就囊括了中国的绝大多数精英。除非中共推行的人类史上无前例的大规模洗脑无效，否则要说中共不代表中国或者中国人的话，就必须提出比上述估算更有实质基础的根据。
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一般西方意义的政党，甚至也不是西方人熟知的纳粹或苏俄式的专制主义政党。它依附在大部分中国人身上、与之结合而成为一个富有邪恶生命力的党国命运共同体。它控制人民的手段得心应手（半年来的高压封城几乎无人公开反对），但那绝对不是因为它挂著的那块马列主义招牌，更加不是所谓的特色社会主义，而是那几千年来已经被一系列专制皇朝塑造得非常懂得在专制体制之下生存、发展的人民和他们身上遗传所得的一套与专制主义高度兼容的文化基因。中共与苏俄不同的是，它在关键时刻出了一个邓小平，充分利用了西方政客和商界的一厢情愿和短视，把濒临崩溃的共产主义经济变成一个朋比资本主义经济，天衣无缝地与党和不幸被专制塑造成的中国人民结合，形成强大的三位一体。如果中国真是像一些崩溃论者说的那么不堪一击，那么上述二零一七、一八年的两份报告就根本不需要，而其后的美国对中态度转向也不会出现；只需继续那一直以来的“策应方略”，中共就很快完蛋。然而，现实并不如此。
遗憾的是，两份报告面世以来，美国乃至西方的中国政策圈都未能解释他们对中国的长期错误判断的症结所在。之前的“策应方略”的理论基础认为，配合中国发展经济，能够帮助中国尽快孕育出一个强壮的中间阶级，而这个阶级会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这里说的中间阶级，原指处于贵族地主阶级与城乡无产者之间、由大小资本家和工商专业人才构成的“中间阶级”，而不是指收入处于中等水平的群体。这样的中间阶级，的确是历史上西方民主化进程的主要推手，但在中国却完全不是那回事。民国时期原有的中间阶级已经在1949年之后彻底消亡了。今天中国的中间阶级是邓小平倡议“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才出现的。
最先大胆而有效地响应邓小平那个号召的人，就是跟着发生的“干部下海热”里头的主角，即千千万万大大小小的党员、干部。他们“下海”之后成立公司，跟还未“下海”的党政干部亲戚朋友里应外合，后者给前者开绿灯、给方便、一起亏空公有财产，前者给后者干股，大家一起闷声大发财。不出几年，中国社会的贪腐已经无可药救，于是有反官倒的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出动了坦克和机关炮，替他一手催生的中国中间阶级护航保驾。而这个阶级就是西方寄望能够带来中国民主的阶级。可是，这个源于共产党、党对它呵护有恩、现阶段已经垄断绝大部分中国经济资源的阶级及其第二代（想想华为两父女、那些在美国名校念书的爱国爱党高材生），感激共产党还来不及，哪里会帮助中国民主化？含这等孽力的中间阶级支持的共产党于是有强大邪恶生命力。
在“党国两分法”之下，“中共不代表中国”等说法基本上都是错的，它在目下西方强调政治正确的社会文化之下，对推行抗中政策有一些权宜好处，但美国和西方的政府如果真的相信这个取巧说法，便会陷入轻敌的“中国崩溃论”，不作长期对抗中国威胁的投资和努力之余，还会引导出各种错误政策，那就太危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