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了“立场”的农民，跟另一部分人誓不两立，到了这般田地，动员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当然，很难估量跟着红军走的农民的真实想法。即使据中共自己人当时的考查，有的地方也有相当多的农民实际上是害怕红军，赣东北地区流行一句话：“莫惹红军，惹了遭瘟。”[16]
诚然，中共能够在农村发动革命，前提是近代以来，农村社会与经济的衰败与战乱和变革造成的乡村秩序紊乱。然而，即使存在这样的社会条件，想要在农村发动一场在一般农民看来属于造反的农民革命，并非易事。对于那些真正的庄稼汉来说，分财主的土地粮食和财物，虽然有一定的诱惑力，但顾虑依然很大。
所以，这里就用得着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说的“革命先锋”了，那些在乡里“踏烂皮鞋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丝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流氓无产者，很快在革命中起了冲锋陷阵的作用[17]。当时苏区的共产党人也承认，“在红军初到来时，一切情形不熟悉，最初起来的大部分是些富农流氓份子，真正的下层工农群众最初不敢起来，所以在过去的政权机关完全是被富农流氓把持”[18]。
其实，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富农流氓这种“阶级成分”，之所以这么说，一是要强调“阶级观点”，二则很可能是那些流氓无产者通过革命，变成了富农（浮财捞得比较多）。由于土地革命本身并非意在土地，流氓无产者的先锋作用，使得运动在财产（主要是浮财）的剥夺和分配上的色彩更加浓厚。
以至于动员起来的农民，参加革命的动机，往往更在意财产的掠夺和再分配，导致苏区对外的“打土豪”一波接一波，内部反富农的斗争一浪接一浪。每当红军攻城拔寨之际，总有大批的农民挑着空担子，准备一旦城破，就进去发财[19]。
二“打土豪”经济及其局限
这种急功近利的动员模式，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产生了苏区的“打土豪”经济。由于土地革命的首要目的在于动员，甚至为了动员而牺牲经济，而苏区为了生存，养活军队和政府，又必须有一定的经济来源。因此，一种畸形的经济模式应运而生，这就是“打土豪”经济，其表现形式主要有二：对内是均贫富，采取不断革命的方式，削平苏区内部的冒尖者以取得资金财物；对外则通过不断扩张，或其他方式掠夺白区（国民党统治区）的富裕者（包括商户）
在整个苏维埃革命时期，后一种形式是主导性的；前者的发展，往往受到后者的影响和刺激。井冈山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的红军叛将龚楚，回忆说红四军之所以南下赣南闽西，是由于“井冈山的附近地区已民穷财尽”，要想维持下去，必须占领较大的城市，解决补给问题[20]。当时的湘赣边区给中共中央的报告里，说得更明白，井冈山地区的残破，主要原因是红军的政策[21]：
因为红军经济的唯一来源，全靠打土豪，又因对土地革命政策的错误，连小资产阶级富农小商也在被打倒之列，又以大破坏之后，没有注意到建设问题，没有注意到经济恐慌的危机，以致造成乡村全部的破产，日益的崩溃。
然而红四军南下，开辟了大片新区之后，打土豪的方式依旧，形成了方法上的路径依赖，到红军和根据地发展到相当规模时依然如此。派驻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1930年在给执委会的报告里说到：（红军）军队的粮食和服装供给问题直到现在还都十分混乱。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在最好的部队里基本上是通过向城市资产阶级征收服装料、缝制费和资金及征用地主豪绅和高利贷者财产的办法来解决的。
报告人忧心忡忡地指出[22]：
随着红军数量的增加和在固定的地区建立根据地，这个问题就要求有新的解决办法（显然需要某种征税方法），同时它将成为军队和苏区农民相互关系中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
显然，只要红军的扩张势头尚好，在根据地内部发展正常的经济模式来解决红军的补给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认真的对待。不仅红军补给依赖打土豪，就是各级苏维埃政府的经费，也要靠打土豪。1931年9月，欧阳钦关于江西苏维埃的报告中，承认“各级政府的经费仍然是过去所谓打土豪来的。”
[23]中共江西省委在1932年头四个月的工作总结中指出，江西苏区“财政的主要或者说唯一的来源是‘打土豪’，而对于土地税商业税的征收，及发展苏区的经济政策是没有的”[24]。1932年红军攻下福建漳州，打土豪的战果达到了顶点，几乎所有店铺，包括著名华侨资本家陈嘉庚的店铺，其货物都被无偿征收[25]。左右江根据地，为了打开交通线，利于通商，
红七军第三营营长雷祝平以私人关系，电邀南宁、那坡打商人黄祖武（黄恒栈的老闾，经营百货及船航业）来百色商量，但他乘轮刚进入苏区到达果化，即为红七军政治部下令第一营逮捕，认为他是一个大资本家，那坡打的黄恒栈即行没收（据说有一个连长在黄恒栈拿了许多金条，发了洋财），还要罚款30,000元，用鸦片缴纳，始得释放[26]。
在“打土豪”的视野里，红军原有对民族资本和小商人的特殊政策，已经化为乌有，这对后来根据地的贸易，产生非常恶劣的影响。应该说，在1929到1931年红军发展较为顺利的时期，由于大规模的军阀混战频仍和国民党政府对应失策，红色区域经过土地革命的深度动员，迸发出了巨大的能量，对外扩张总的来说还比较顺利。
新开辟的红区，特别是中小城市，基本上满足了红军的补给需求。这种凯歌行进的扩张，也使得红军更加注重用扩张的方式，打土豪来解决自身的补给问题，轻视根据地内部的生产恢复和发展。在占据了相当大的区域（包括一些中等城市）之后，内部建设依然按照革命初期的动员模式惯性行进，不间断地肃反、反富农路线、反右倾，内部的整肃和革命一个接着一个。这样，原本就因地权动荡和缺乏生产激励的农村经济，更加雪上加霜。
农民为了避免冒尖，被人当富农来共产，普遍缺乏生产积极性，几乎没有人愿意多种地，只要自己家人够吃就行。各个根据地，都出现了大量田地抛荒的现象，愈是老苏区，抛荒田地愈多[27]。当时有的中共文件称之为“农民怠工”。有的则认为产生这种现象是由于侵犯中农乱打土豪的错误，“以及分田分得次数太多，使群众一般的走到安贫和不相信土地是否他自己的观念”[28]。
然而，到了1932年，国民党政权逐步敉平了各地军阀的反抗，稳定内部之后，红军的扩张势头就逐渐遭到遏制。苏区面临的围剿的军事压力，逐年增大，与之相伴的政治与经济封锁也日趋严厉。在这种情形下，“打土豪”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但是，多年形成的行为惯性并未因此而消失，而且苏区内部恶劣的经济状况，也不容红军很快改弦更张。各个部队调整了打土豪的方式，采取派小部队不定期进入白区的方式进行。龚楚这样描述这种“游击式打土豪”方式[29]：
他们还不断的深入到国府统治区内筹粮、筹款、就食；所以红军没有作战时，便开到“白区”去打游击。这是红军官兵们最喜欢的工作。因为到“白区”去打游击，就有土豪打。不仅是可以有充足的粮食，而且可以吃一顿猪牛肉下酒。他们打土豪的方式，是由政治部负责调查出某家是土豪之后，再由经理机关派出征发队，由政治人员率领，协同红军部队到土豪的家里，将其家所有尽数没收。在屋内墙壁里及地下埋藏的金银首饰，也要搜劫净尽。要是土豪家中还有人留在家里，无论男女老少，一律拘回勒榨罚款，甚至枪毙处死。
不过，越界打土豪的方式很快变了味。土豪是有限的，而且是长腿的，财产可以隐藏、转移，加上白区的防范愈来愈严，因此，打土豪愈发困难。土豪难打，但军队和政府的开支又必须解决，各地的地方部队各行其是，各显神通，于是大量的抢掠和绑票行动出现了，在中共自己的文件里，称绑票为“越界吊羊”[30]。
更有甚者，抢掠绑票的对象，并不一定限于有钱人，有的时候，甚至连穷人也被捉来罚款，“向贫农强借米物”，以致被白区人民呼为“游击贼”[31]。据曾志回忆，她的丈夫陶铸，就曾绑过一个地主的孩子，得到赎金3,000多元[32]。
这样的“打土豪”，势必会引起国民党统治区老百姓的反感，甚至对红军和苏区的敌视，这就是所谓的“赤白对立”（或者红白对立）[33]。绝大多数资料在提到“赤白对立”的时候，往往要加上“严重的”或者“非常严重的”这样的定语。
传统的中共党史学解释，往往把苏区的经济困难归咎于国民党的封锁，其实，苏区多在落后山区，像赣南闽西、鄂豫皖、湘鄂西这样地方，山峦重迭，交通不畅，而且地域辽阔，切实实行封锁无疑是很难的。
恰是这种严重的“赤白对立”，才将苏区真正封锁起来。黄克诚在谈到苏区没有盐吃的问题时说过，国民党的封锁，固然是一个方面的重要原因，“而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实行过‘左’的政策，把私商这条线也割断了，等于自我封锁起来，这样就只好没盐吃。”[34]毛泽东在抗战时期总结这段历史时，也曾对那时左的政策造成“赤白对立”，进行了反省，将之视为苏维埃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35]。
三过度动员与苏区的经济危机
在这种严峻的情势面前，苏区领导人意识到了发展苏区经济的必要，各种税收相继开征，名目繁多的捐献和摊派也浮出水面。除了土地税、农业税和商业税之外，还有人口税、养牛税、屠宰税、米谷税、鸡鸭税、养猪税、卖猪税、园艺税和飞机捐、慰劳捐、互济会捐、反帝大同盟捐、节省粮食捐、新剧捐、欢迎捐等等，再加上摊派的公债。
此时苏区的人，显然不能再说，“国民党的税，共产党的会”这样的谣谚了。同时，中共也开始注意发展苏区的对外贸易，只是由于前一阶段打土豪的结果，很少有商人敢来苏区交易，苏区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以及矿产品难以输出，而外面的商品尤其是食盐难以输入；只有跟广东军阀，才能做点交易，也是杯水车薪。作为解困的一种方式，苏区也开始花大力气组织生产和粮食以及消费合作社，试图用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来解困。
自1933年8月以后，各种合作社的数量和参加人数都成倍增加，然而，这些合作社，由于存在“严重的缺点”，效果并不明显，粮食合作社连“应有的调剂粮食的作用”都没有起到[36]。为了解决财政困难，苏区开始滥发纸币，结果导致“苏币”的信用大跌，以至于苏区不得不开展“拥护国币运动”，提出“革命群众用革命纸票”之类的口号，并对拒绝使用苏币的人加以严惩[37]。
事实上，由于苏区民众的生产积极性一直不高，频繁的分地以及斗争，富人非死即逃，加上战乱破坏，民间基本上没有多少余财。常规手段显然不足以满足红军和苏区政府的需要。
日趋严峻的“斗争形势”，往往更容易诱发人们的激进情绪，倾向采用更加严酷的阶级斗争形式，即过度动员的方式，高压手段，解决目前的困难。“过度动员”的概念，是陈永发先生提出来的，但过度动员的产生，恰是打土豪经济的内在逻辑。一方面，他们认为在严酷的战争压力面前，只有不断肃反和相应的“残酷斗争”，才可以保持苏区军民尤其是军队的士气和凝聚力。
同时，为满足军队的需求，也要借助更加严厉的阶级斗争工具，采用政治斗争和“运动”（查田，反富农），借强力从事征收。显然，这两方面，都有苏俄在十月革命后内战时期的“成功经验”。不过，不管苏俄经验起了多大作用，现实刺激还是最重要的，愈是直接处在革命现场的领导人，表现就愈激进，这就是为什么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要远比在莫斯科的王明更“左倾”的缘故。
早在1930年下半年，闽西就有“肃反筹款”的说法[38]，1933年以后，更是变本加厉，所有反革命的家产，一律没收，把肃反当成筹款的一种手段。不过，由于肃反对象不见得有钱，所以，更有声势的是反富农运动。此时的所谓富农，其实都是“新富农”，是土地革命之后有富余的农户。
按中共当时的说法，凡是从事小规模经营，饲养家畜，“分田时留肥短报，以及利用政权侵吞公款等”有了“多余存积”的人，都是富农，“过去一般中农及贫农中一部分，已经开始转变为富农，同时有一部分中农及贫农，虽然目前还未成为富农，但他们却含有或多或少的富农剥削，因此脑子里也有富农的幻想与企图。”[39]所以，这些人都是运动的对象。1933年以来紧锣密鼓进行的查田运动，实际上就是反富农运动，其核心内容，就是筹款。
“查田是查阶级，要把隐藏的地主富农查出来，不但查出来，而且要向地主罚款，向富农捐款，从经济上去消灭地主，削弱富农，这是我们的主要政策，同时使苏维埃财政得一很大帮助，因为目前急需筹得大批款子去接济红军的费用。”具体方法则是，“地主应该捉起他家的人迫他交款，富农不必捉人，只严催交款，但顽固反抗的富农，也可以捉他起来以便催款。”[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