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数字极权主义”将抗争⾏动的物理空间幽灵化。这些年在产、学、研、政界吵得极热的⼤数据、⼈⼯智能、元宇宙等概念，还没来得及运⽤到造福社会、民⽣上（⼀直这么⿎吹的），率先成为控制社会的完美⼿段。当极权主义与数字技术联盟时，其邪恶性远超纳粹时代，且难以识别。⾏程码、核酸码就是⼀个个如影随形的监控器与电⼦镣铐！每个⼈同时就是⼀座“移动的监狱”。数字时代之前的社会监控，监控所处的地点与时间是相对固定的，⼈是移动的，⼈们总能够在监控不可见及的时空找到⾏动的机会；之前的监狱是固定的、针对特定⼈的，现在的监狱是与⼈⼀起流动的、并针对所有⼈的。在解封后⽆死⾓的监控下，被封控早已被耗尽⼼⼒的⼈们，再难以产⽣⾏动。
其五，⽅舱——作为集中营象征符号，成为⾼悬于⼈们头上的达摩克⾥斯剑，“也许明天就轮到⾃⼰”的恐惧感，摧毁了⼈们的精神与意识世界。封控之初，⽅舱是征⽤学校、体育馆、医院等设施，是临时场所。其恶劣的条件，以及被强⾏带往不知何处的执⾏状况，让⼈们在恐惧中⽇夜警惕，把家庭作为严防死守的单元，又谈何社会抗争？近⽇，各⼤城市启动了天⽂数字招标的“⽅舱”隔离点固化建筑项⽬，这⽆疑是在建“集中营”——把固化⽅舱作为⼀种精神与⼼理恐吓符号，将进⼀步培养顺民，把法西斯统治“常态化”“合法化”“长期化”。说来黯然，如果制度不改，将来相当长的时间⾥，中国将难以产⽣社会抗争运动。
其六，不同城市采取差异化封控，分化、⽡解了抗争的团结性：通过长期（尤其是乱政⼗年）的信息封闭洗脑和奴化教育，中国社会已分化为三类⼈——蠢⼈，坏⼈，有独⽴思考与判断能⼒的⼈。蠢⼈，就是只接受官⽅信息来源与渠道的⼈，占中国⼈⼜的绝⼤多数，⽂化程度不⾼者占⼤多数，是⽑左、民粹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的温床，主要分布在乡镇、⼆三四线城市，这⼀类⼈又分为沉默的⼤多数与“民间战狼”——前者只是默默⽣活，⽆⼒影响社会，后者成为数字极权主义统治的拥趸与基础。
坏⼈，又可以称为骑墙派，精致的利⼰主义者，“平庸的恶”的艾希曼。他们什么都明⽩，知道极权社会的恶，但装糊涂，附逆谄媚。他们貌似忠厚，却坏到⾻⼦，时刻准备为极权者献投名状。各种社会阶层都有这样的⼈，也是极权控制的基础。
有独⽴思考能⼒者主要是中产阶级——接受过良好教育，有多元信息来源与渠道，持有更包容、开放的现代观念，主要分布在北上⼴深这类⼤都市中，他们更有反抗精神、愿望与能⼒，更妨碍“皇帝”登基。因此，中共对这些城市进⾏极端残酷、严厉的封控（上海2500万⼈近2/3⼈⼜是⾼学历专业技术⼈员，两个⽉⾜不出户，被⾷物短缺、不减的在线劳动强度与半夜三更做核酸折腾到暗⽆天⽇），摧毁了这些⼈的个⼈⽣活理想与公共理想。这也就意味着变⾰⼒量的中坚——中产阶级被铲跪。⾄此，中共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原理运⽤到登峰造极——随时封，随时放；⼀阵紧，⼀阵松；长⼀阵，短⼀阵。⽣活、⼯作被⽆数次、⽆规律中断、且随时需要重新调整⽣活、⼯作以及⼼理秩序的上海⼈，饱受蹂躏、磋磨、疲于奔命的上海⼈，不得不“感恩”——我受不了了，你痛快给我⼀⼑吧！我已经缴械服从了，你放过我吧！这种惨烈⽆道的酷刑，前⽆古⼈，后⽆来者，是中共“伟⼤”“光荣”“正确”的发明！
对成都等⼀些相对重要的省会城市封控就“⼈道”了些——⼀家每天可以出去⼀个⼈买⽣活⽤品（上海是任何⼈任何时间都不准出⼊家门），且封控时间为⼀两周，分区块轮流封控（⽽⾮全城）。即便⽣活不⽅便，怨⾔四起，尤其地震不准出门避难的措施引起公愤，但由于⼈们体会到的⽣活、⼯作秩序的中断是相对温和的，基本采取配合的态度，认为配合国家防疫政策是光荣的，甚⾄对于那些有固定⼯资的⼈群来说，封控等于休了“⼀个黄⾦假”且还可尽享官⽅送上门的免费“爱⼼蔬菜”。由此，上海⼈被嘲笑不懂得休假享受，不懂得对政府提供的有吃有喝有玩的⽣活感恩，过于矫情，⽆病呻吟。
中共对⼀些⼆三四线城市（民族地区另当别论）⼀般封控两三天，这些城市的市民普遍感觉兴奋，“排队做核酸挺好玩”，“别的城市⽃轮到了，也该轮到我们了“（似乎是⼀种被重视的荣誉），他们⽆法对上海这种城市在和平年代、在最富庶繁荣的地⽅却挨饿⽆法有共情能⼒。封控对这些城市制造了“嘉年华”的⼼理效果——⼈们从平庸、按部就班的⽣活中短暂超脱出来过⼀会⼉“超常”⽣活，参与“戏剧性奇观”与“仪式性”活动，会产⽣愉悦感、兴奋感，并把创造这种狂欢效果的⼈当做伟⼈——对⼤多数⼈来说，这种“超常”⽣活的获得是千载难逢的。
始作俑者，断⽆后乎？如此阴险⽼道的下三滥分裂⼈群之术，⾮⼗恶不赦的坏⼈是想不到的！独裁者从来不缺乏拥趸，法西斯主义有着⼴泛的群众基础。在这种分裂中，⼤多数省份、地区、城市（除了有独⽴判断⼒的⼈，有悲悯情怀的宗教⼈⼠）都在看其他城市的笑话，都在炫耀⾃⼰的配合、感恩以及即便有困难也能够克服的勇敢。这样的被⽤⼼险恶的独裁者操控、分化的社会，又怎么可能产⽣⼤规模的社会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