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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镣铐的无声中国
三年来，中共以“防疫”之名在整个中国⼤搞封城、封口、挪腾⼈的“⽇常⽣活恐怖主义”，“弱民”、“贫民”、“疲民”之术⽤到登峰造极，其本质是进⾏⼤规模服从训练，为习近平“复辟”帝制登上独裁专制的“皇帝”宝座扫除障碍。⾼压下的中国，民不聊⽣，百业凋敝，万马齐喑，民企闭户，外企跑路，中产尽铲，⽆产倒悬。天怒⼈怨，⼈神共愤之际，尽管抗争此起彼伏，层出不穷，但规模都较⼩，并很快被中共⽡解，未能形成雷霆万钧之势。
彭载⾈四通桥壮举，道义薄云天，从历史经验来说，本会是⽕⼭爆发的引爆点，尽管⼈们不断冲破禁锢以各种⽅式传播彭载⾈的壮举及其所揭⽰的真理，但依然没有出现⼤规模的反极权运动。⼆⼗⼤开幕式的调⼦更是把改⾰开放积累的⽂明成果彻底清零，把百年来中国⼏代⼈追求民主⾃由的艰苦卓绝奋⽃之路打回原点。这本是已经睁眼看过世界精彩的国⼈的承压极限，本可以是压⼒锅⽯破天惊拼死⼀爆的时刻，但依然没有产⽣如伊朗般撼动独裁基⽯的⼤规模抗议⾏动。
镣铐中国，何以⽆声？
故国梦断，⼭河破碎之际，避⾛他乡的有识之⼠与海外民主运动的各个阵营扛起了反极权争⾃由求宪政的⼤旗，在提出策论的同时，对国内死⽔⽆澜的状况感到“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甚⾄把中国⼈当做⼀个整体辱骂为“奴才惯了“活该”。为了⾃由中国之奋⽃有成效，我们必须去深刻省察⽆法产⽣⼤规模抗争的复杂远因与近因，才能争取、聚合国内外更多的民主⼒量，才能见招拆招，功不唐捐。
二、作为远因之结果的近因
其⼀，社会抗争的领导、组织⼒量被彻底⽡解。纵观近现代史上⼤⼤⼩⼩的社会抗争运动，青年学⽣、知识分⼦、社会精英都是领导与组织⼒量。在今年4、5⽉份开始的对上海展开的最为严厉的封控期间，学⽣被严厉禁⾜于单⼈3-4平⽶或4⼈10多平⽶的宿舍促狭空间⾥，“牢饭”由志愿者送上门，上厕所都要换牌⼦。对学⽣⽣理、思想、意志的摧残之酷，史⽆前例！以⾄于不断有上海⾼校教师⼤声疾呼“这是世界上最残酷的服刑，因为就是囚犯也有放风时间。学⽣们在逼仄的空间⾥连呼吸都困难！”知识分⼦与社会精英也被禁⾜家中，在⼀⽇两次披星戴⽉的核（酸）试验、⽇夜抢团购⾷物、以及不准松懈的在线⼯作（包括加码的政治会议）中早就耗尽了精⽓神。
其⼆，社会抗争的成员⼒量⽆法整合。封控期间，所有被禁⾜家中的市民成为原⼦化个体，⾷物购买与核酸试验被要求以楼栋为单元进⾏，每个⼈编队于⼀个楼栋编码（正如叶普盖尼⾦反乌托邦作品《我们》中揭⽰的情形），被⽹格化为⽆数碎⽚。⽽且，“⼀⼈阳，全楼栋进⽅舱”的连坐制让市民既不敢也不愿异动——怕连累邻居。再有，封控伊始，每⼀个楼栋中的中共基层党员都被组织赋予监控使命，作为封控单元的⼀个楼栋的微信聊天群都⽆法产⽣“妄议”语⾔，更别说⾏动。其三，抗争的动员机制被⽹络监控彻底破坏。⼀般的社会动员都需要通过信息传递来进⾏成员招募、⾏动规划以及实施⾏动。物理空间被封控、隔绝的同时，信息传递的重要渠道——微信等社交媒介平台的封控也不断升级。各种号召抗议、表达抗议的声⾳⼏乎是“见光死”。⽐如，笔者的朋友——⼀名在沪上颇有影响⼒的宪法学教授，撰⽂表⽰封控是严重违法⾏为，很快⽂章被404，从此再也听不到他的声⾳。包括为学⽣“减刑”（让学⽣可以在校园活动）呐喊的微博帖⼦也是秒删。现代传播技术的使⽤是道⾼⼀尺、魔⾼⼀丈，当整个社会在信息⽹络⾥被分割、隔绝，⽆法守望相助时，控制者的信息⽹络与⼈⼒⽹络却是⾼度整合的、更技⾼⼀筹的。（附带说明，美国思考中国问题的逻辑还是太正常，认为青年失业率是中国⾯临的危机。独裁者之所以是独裁者，他根本不按逻辑出牌——⼤量⽆业、失业青年被招募为⽹监专门删帖，其余的也许将送往既定的侵台战场上。分化社会团结，解决青年就业，为称霸野⼼输送炮灰，⼀举三得，他乐在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