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东方支部。(大纪元配图)
一份中、苏沆瀣的诡异名单
下面这份颇有内涵的名单,列出的是中共历史上举足轻重的14个头面人物的中文名字和俄文名字。
周恩来↔莫斯克文
刘少奇↔达尔斯基
邓小平↔多佐罗夫
任弼时↔布林斯基
王明↔克劳白夫
王稼祥↔科穆纳尔
张闻天(洛甫)↔伊思美洛
秦邦宪(博古)↔波戈列洛夫
陈延年↔苏汉诺夫
王若飞↔尼姆泽夫
赵世炎↔辣丁
……
毛泽东早期没到过苏俄,大概因此,毛没起过俄文名字。但是,在俄罗斯解密的共产国际档案中,秘存着共产国际印制的、由毛泽民(毛泽东胞弟)亲笔代毛泽东用中文填写的十分完备的“个人履历表”。除了填写本人自然情况外,还要详细填写受教育程度、政治态度、参加共党后的简历,以及家庭和社会关系等——这是一个人(毛泽东)与一个以颠覆和毁灭人类为终极目标的恐怖组织(共产国际)存在隶属关系的最好证明。它表明,毛泽东的“人事关系”在共产国际备案,受共产国际控制。
同时,一份由周恩来为共产国际用俄文亲笔填写的个人履历也被发现。
我们不知道究竟还有多少中共成员有这种中、苏沆瀣的诡异名字。然而,我们知道的是:
中共1931年在江西建立“国中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以“苏维埃”冠名的;在其宣言中,称苏联为世界上唯一的无产阶级的“祖国”。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的中共生死大逃亡,是在万不得已时以苏联为保命地的。1937年成立的“陕甘宁苏维埃政府”,也是以“苏维埃”冠名的。中共“六大”在国内开不成是跑到苏联开的。贺子珍受不了毛泽东沾花惹草负气出走投奔了苏联,还在苏联生下她和毛泽东的最后一个儿子。周恩来、林彪、江青等人治病养伤都是去了苏联。截至1930年,在苏联学习受训的中共党员大约有3000人之多。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有100多名中共的“红孩子”生活在苏联伊万渃沃国际儿童院,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的后代都在其中……
可以这么说,从中共建立到中苏关系恶化之前这几十年间,中共到苏联既像是“走亲戚”,又像是“回娘家”。苏共跟中共哥俩好、一家亲?这里边不会有什么猫腻吧?
苏共跟中共啥关系
笔者在《共产党爷、子、孙三代“家谱”》一文中,通过对共产党来龙去脉的追溯,揭示了共产党与撒旦教和光照帮的渊源迭代关系,把共产党魔鬼世家的黑“家谱”摆上了阳光大看台。
如果按照从上到下的辈份排,撒旦教是共产党的“亲爷爷”,光照帮是共产党的“亲爹爹”,苏共是中共的“大哥哥”,而魔鬼撒旦是它们共同的崇拜和邪灵主宰。“魔鬼撒旦→撒旦教→光照帮→苏共•中共”一脉相承。
今天,我们再从另一个时空维度,来表述一下苏共与中共的关系。
1919年3月列宁在苏俄组建“共产国际”,1920年共产国际成立主要针对中国的远东书记处,1921年6月成文的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计划”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
对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最贴切的比喻就是:共产国际是设在苏俄的公司总部,中共是它开在中国的一个分公司。
对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更进一步的形象描述是:盘踞在苏俄的公司总部(共产国际与苏共两位一体,老板是列宁),要在中国搞事,派马林和尼尔柯斯基到中国,在中国招募了一帮“打工仔”: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李汉俊、董必武、陈潭秋、毛泽东、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后十三人为中共一大代表),组建了一个分公司,上述一众人等是分公司的骨干分子。
老板就是老板,打工仔就是打工仔。老板叫干啥,打工仔就得干啥。下面我们来看“老板”的一道“密令”,如何通过“打工仔”改写中国历史。
马林其人
1883年5月13日,马林降生在荷兰鹿特丹。中学毕业考入荷京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开始接触“无产阶级革命理论”。1902年,19岁的马林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党,开始政治生涯。1913年2月,马林前往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从事“革命工作”。
1914年5月9日,在马林的倡议下,创建了“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印共前身),马林在机关刊物上发表了不少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17年11月,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武装暴动推翻沙俄政权。消息传到马林耳朵里,令他兴奋异常,他一连发表了多篇文章,宣传“共产主义暴力革命”。因此,1918年12月5日,被东印度总督驱逐出境。
1920年5月,马林从荷兰前往苏俄,以印尼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二大”筹备工作。列宁对他的能力格外赏识,在共产国际二大上,马林当选为执委会委员,成为共产国际领导人之一。在共产国际挑选赴中国建立“远东支部”的人选时,列宁认为马林是“非常合适”的不二人选。
马林与中共一大
以光照帮为“亲爹爹”的苏共,自然遗传了父辈的伪装与渗透伎俩。早在1920年春,苏共已派魏金斯基以学者身份为掩护,来华与李大钊等取得联系,随后在几个城市建立了分散小组性质的共产党早期秘密组织。马林于1921年6月到达北京后,通过魏金斯基搭桥,找到李大钊,提议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以正式建党,马上得到李的赞同。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秘密召开。参会者除了13位中国人,还有两位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
身为共产国际执委的马林,在代表共产国际致辞时说:“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当时包括李大钊、陈独秀在内的中共早期成员,对马列主义建党理论了解不多,马林在会上的介绍起了很大的作用。
后来,中共把7月1日定为“建党日”。
马林“探营”
“宁信世间有鬼,也别信共产党的嘴!”聚众摇唇鼓舌传播歪理邪说,是共产党的起家本领之一。在苏共对中共党员的培训中,当众演说能力是一项必修课。
列宁以演说著称于世,其实,马林的口才也不比列宁差多少。马林的三寸不烂之舌,在中国派上了大用场。
1921年12月23日,马林在广西桂林获准“拜望”了孙中山。马林在孙中山的大本营一住就是9天,对国民党进行了仔细考察。马林在孙中山面前,再次施展了他的雄辩口才,获得孙中山好感。孙中山向马林表示,虽然他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是他的思想与马主义有一致的地方。通过这次会见,为后来孙中山确定“联俄容共”政策埋下了伏笔。
常言道:“善者不来,来者不善。”马林进入孙中山的大本营,其实是来“探营”的。孙中山先生哪里知道,这次“拜望”,是一个巨大阴谋的开始。通过探营马林认为,中共党员在保留党员身份的前提下,加入国民党,进入国民党的领导层,这样可以迅速壮大中共。其实,共产党的前身光照帮为了生存秘密加入共济会,与马林的思路如出一辙。
马林力促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2年4月,马林回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工作,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建议。获得共产国际完全同意。1922年7月11日,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交报告,介绍中共的成立和他访问孙中山大本营等情况。
共产国际执委会做出指示,让中共立即把中央委员会驻地移到广州,同时要求中共与马林密切配合,开展“国共合作”的有关工作。由魏金斯基签署的这个绝密级“密令”,被打印在一块白色绸缎上,缝进了马林的衬衣。
就这样,怀揣共产国际的密令,1922年7月24日,马林第二次赶赴中国。他到上海后便会见了陈独秀,将共产国际密令交给了他。全文如下:
“根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的决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接到通知后,必须立即把地址迁到广州,所有工作都必须在菲力浦同志紧密联系下进行。
“共产国际远东局维金斯基1922年7月莫斯科”
文件中提及的“菲力浦同志”就是马林。
共产国际的密令被全文打印在一块白色绸缎上,缝在马林的衬衫里带给中共。这块白色绸缎今天陈列在荷兰的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网络图片)
为了统一思想,马林建议召开一次中共中央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国共合作问题。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意见,他在发言中坚持共产党员必须加入国民党;中共必须尊重共产国际的意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可以使国民党“革命化”;尤其可以影响国民党所领导的大量工人群众,将他们从国民党手中夺取过来等等。
马林手握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尽管陈独秀、张国焘以及蔡和森对此有强烈异议,也不得不低下头来。最后,陈独秀代表中共表态说:如果这是共产国际的不可改变的决定,我们应当服从。
当打工仔的想法与老板不一致时,当然是老板拍板说了算。
“我们应当服从”让中华民族付出惨重代价
如果我们用国际贸易的概念,来表述中共成立的话,那么,中共早期骨干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从苏共进口“共产主义暴力革命理论”,堪称人类历史上一笔最大的赔本儿买卖——甚至可以说改写了中国历史走向。
这笔买卖最初是以牺牲中国人的国家独立和人格尊严为代价,从此中国一步步成为苏共的掌中物。作为共产国际“远东支部”的中共,执行主子的世界革命计划,以颠覆国民政府为目标,先是在江西建立“国中国”,继而抓住日本侵华乘机坐大,直到在大陆建立政权。中共当政几十年,致使国土丧失,道德沦丧,文化变异,生民涂炭,台陆骨肉分离,河山失颜。
李大钊、陈独秀加上中共一大十三代表等等人,也许不知道,马克思是秘密的撒旦教徒,列宁是暗藏在共济会里的光照帮——撒旦教分支成员。撒旦仇恨上帝、毁灭人类的罪恶心理,就是马列理论的精神源头。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魔鬼撒旦降临中国的标志;1921年中共成立,则是魔鬼撒旦附体中国人的开始。只要加入了中共的党、团、队三级组织的人,都是魔鬼撒旦附体的对象。撒旦附体中共信徒,跟中国民间老百姓常说的“被黄鼠狼给魔住了”是一个道理。一旦被撒旦附体,就被撒旦所操控。这种操控既隐于无形,又显于有形。共产党是通过把“共产主义暴力革命”的歪理邪说根植于党、团、队员的大脑,大脑支配人的躯体,来实现其具体操控的。共产党强调“个人对党组织的绝对服从”,以及举着拳头为其发出“奋斗终身”的毒誓,就是这种无形操控得以实现的根本保证。
中共的原始名称,是共产国际的一个“远东支部”,而实际上是以苏共为主子的卖国党。共产国际打在布条上的密令,就是中共的御旨。尽管在接旨前中共另有打算,接旨后就只能“绝对服从”;中共的最高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也不敢有丝毫的违背。陈独秀代表中共说的那句:“如果这是共产国际的不可改变的决定,我们应当服从。”大家不妨对照一番,这与后来所有中共成员面对党组织时的表态何其一致?这就是被洗脑操控后的共产党组织成员必然、必须的生命常态。
附体,是共产党组织的基本生存和发展方式。它不仅体现为撒旦附体其成员,也表现为共产党组织附体其它社团或社会整体。大家知道,共产党组织的前身是光照帮,光照帮为了掩人耳目,其成员秘密加入共济会。中共为了生存和发展壮大自己,先后两次假“国共合作”之名,附体国民政府。今天的中共,则是附着在中国和中国人民身上的庞大特权犯罪集团,盘剥压榨,残民以逞。
苏共与中共历史上形成的这种“主子党”与“奴才党”的关系,为中共向苏共出卖中国主权,以及其它丧权辱国的事件创造了机会。比如,中共迫于苏共压力最终放弃外蒙古主权;执行斯大林的命令出兵朝鲜,致使数十万中国军人魂丧异国;1953年斯大林死后,中共在天安门广场为这个杀人恶魔追悼等等。此类事件伴随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共与苏共关系恶化暂告一段落。
然而,中共向苏共卖国的行径,被中共前头目江泽民再写续篇:江泽民早年留学苏联时秘密加入克格勃,为了掩盖这段丑恶历史,讨好俄罗斯,1999年12月,江泽民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北京签订《国界叙述议定书》,出卖了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外兴地区”,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的“乌东地区”,17万平方公里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共计344万平方公里。这些土地,是清朝末年因不平等条约割让给沙俄的。按国际法,可以如香港、澳门一样回归中国。
结语
以魔鬼撒旦为源头的共产主义,之所以能在我中华落地,有“三匹黑马”罪不可赦。
其一是马克思。是他代言撒旦,抛出了邪恶的共产主义理论,实现了共产主义在人间的“理论落草”。
其二是陈望道。他是第一个翻译《共产党宣言》全译本的人。加之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的大力鼓吹,使共产主义在中国实现了“理论落地”。
其三就是荷兰人马林。是他作为共产国际的执委钦差,力促并主导了中共一大,使共产主义在中实现了“组织落地”。
第三匹“黑马”马林还有两点值得一提的是:
●中共一大最后的闭幕式开始不久,有一个“穿灰布长衫”的不速之客从弄堂进来直接推开后门,闯入了会场。他借口寻找社联的王主席,张目四探,随即匆忙离去。马林感觉其中有诈,提出中止会议马上转移。从而使中共避免了还未“出生”就胎死腹中的厄运。
●马林先是“探营”用花言巧语打动孙中山,后又怀揣共产国际“密令”挟迫中共“国共合作”,让中共由黑社团非法变合法,由弱不禁风到发展壮大,直到窃政夺权成功,为祸中华百年,造成我神圣领土、传统文化、同胞生命、汉字正体致命之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