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智的父亲是外贸部的老干部，文革初也没有逃过挨整的噩运。那时胡智还只是十来岁的小孩。部里的“叔叔阿姨”（平时都是熟人）来抄他们家时，把他关在厨房里，使他感到特别恐怖，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后来父亲又被关牛棚、下放，被当作异类，前前后后有七八年之久，因此给他种下了对文革敌视的种子。此时正是胡智的成长时期，这本来是灌输对毛主席崇拜的年龄段，胡智却因为家庭的不幸而缺失了这一环节。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的消息公开以后，北京陷入一片悲痛与恐怖之中。二十岁的胡智忽发奇想，他要组织几个哥们开个庆祝会。
我曾经问过他：“毛主席去世了，北京人都很悲痛，你怎么冒出这种想法呢？”
他说：“你说北京人都很悲痛，这不一定。如果他在文革初去世，没准会是这样。可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得罪的人太多了。人们仇视文革，自然降低了对毛的尊敬。”
“那你应该害怕自己的想法呀？”
“那时刚刚二十岁，还不懂得什么是怕。”
这是实情，北京许多干部子弟胆子大，常常能干出超人想象的怪事，这是尽人皆知的。后来经历文革、经历上山下乡，早一拨敢冲敢闯的干部子弟逐渐成熟起来，做事也日渐稳妥。可是胡智属于后起来的一拨，没经过上山下乡，他们本来就有天不怕、地不怕的“基因”，再加上那年头整天宣传“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革命造反精神，弄得许多还不太懂事的青少年有一股浑不吝的劲头。1976年的“四五运动”也与这些敢做敢闹的干部子弟有关。
胡智在1976年的4月初也去悼念周总理，为当时受到江青等人打压的邓小平鸣不平。后来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被打压，这又给胡智内心积累了新的不满。于是，他才会产生要“开庆祝会”的大胆而叛逆的想法。与他相好的几个同学和朋友性格也大都类似。
那时，7月28日的大地震才过去一个多月，许多人还睡在地震棚里。在胡智的提议下，9月10日这一天，他们几个便聚在胡智的地震棚“家”中开庆祝会。几个年青人竟然背着吉他、大大咧咧地骑着自行车到胡智这里来聚齐了。
那时北京正处在一级战备之中，警察们也都瞪大了眼睛，国丧期间，又有禁止娱乐的严格规定，携带乐器在大街上行走都特别扎眼。几个年轻人很快引起了关注。因此这个“会”还有开起来时，一个警察带着几个民兵和几个“小脚侦缉队员”已经尾随着进了他们聚齐的地震棚。警察们一进地震棚，惊呆了：
地上竟有毛主席石膏像的碎片！
这些青年刚才干了什么不言而喻。警察和民兵一下子把胡智等人围了起来，并招呼了更多的警察把胡智几个捆了起来、一起抓走了。
这是毛泽东去世时北京最重大“现行反革命案”之一。
进了局子后，此案马上被当作重点案子审讯，前前后后一共审了数十次，苦头吃了不少——此时审讯人员为了表明自己政治立场和阶级感情的正确，有可能采用任何手段。胡智说，最初审讯规模极其庞大，预审员与驻公安系统的军代表一起上，有时审讯员竟多达数十人。审讯室小，连坐着的地方都没有，大家都站着，只有被审的胡智一个人坐着。当时是华国锋主政，强调继承毛主席遗志，于是胡智就成为最好的反面教员。他被拉到市内各种大会上批斗，以教育群众。
然而事情很奇怪，他于1976年9月10日被抓，但一直是拘留，直到一年之后的1977年10月才正式被逮捕；被捕之后，改由北京市高法提审了。接着又有一怪事：审是高法，而判的时候却仍是“西城区人民法院”，1978年4月10日胡智被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然而判决书的编号却是“1976年度刑字第72号”！这些矛盾后面有什么背景？直至今日仍不得而知。
这个判决可能与“拖”有关。时间对胡智有利。如果这个案子在1976年判，他必死无疑。1978年4月10日的“判决书”中说：“胡犯思想极端反动，仇视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自1976年4月以来，经常纠结现行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张待林、王照轩、范士华（均另案处理）等多人，在一起散布反动言论，恶毒地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无产阶级司令部，并扬言要拉队伍上山打游击，自命为司令，张犯充当参谋长，妄图推翻无产阶级政权。更恶毒的是，1976年9月9日后，胡犯疯狂地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损毁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反革命气焰极其嚣张。在押期间，抗拒改造，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胡犯罪大恶极，民愤极大。”
当“判决书”写到“民愤极大”处，就完全是个立即执行的死刑犯的判决词了，如果有“缓”，下面就应该有个转折，比如说“该犯在押期间尚能悔罪知过，交代自己的问题，揭发同伙，有立功的表现”等等，这样才能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而这份判决书在“民愤极大”之后又进一步加码：“在押期间，抗拒改造，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按过去的规矩，这是非死不可的了。
然而胡智还能逃脱这关，判为“死缓”，我认为主要原因是时代在变。虽然粉碎“四人帮”后，1976、1977两年，仍在主持北京工作的市委书记吴德还一味坚持1976年10月6日之前反对“四人帮”还是“现行反革命”，但到了1978年，整个社会风气都在变，话剧《于无声处》（歌颂“四五事件”的）和天安门诗抄或在剧场演出，或在报刊登载，邓小平也出来工作了。“四五运动”虽然在整体上尚未平反，但谁也不敢坚持说它是铁定的反革命事件了。
因此，这个判决坚持胡智判死刑、在“判决书”中沿用的语言还延续过去的认识，但没有搞“立即执行”，说明判决者也拿不准这个问题，他们给胡智留条命，也给自己留下个改正错误的机会。胡智也没有敢上诉，后来他说自己怕被枪毙。
我在一监见到胡智时已经是1978年的5月了。那时他还像个小孩儿，一副吊儿郎当、满不在乎的样子，不像个被判死缓的。也很巧，他到一监不久，1978年下半年社会上拨乱反正、平反冤狱逐渐被提上日程（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致信陈云，就说：“为了实事求是地、公公道道地弄清每个老干部的功过是非”，请陈云向中央“写几句话”）。
但胡智的问题的解决已经属于平反运动的末班车了。西城区法院所给“再审判决书”后面所署时间是1979年12月30日。这个判决书写得特别简单，在叙述了原判刑期后说：“经本院复查认为：被告人胡智的行为，不构成反革命罪，原判应予纠正，故改判如下：一，撤销本院1976年度刑字第72号判决；二，宣告胡智无罪，予以释放。”
据胡智说，中共中央为此下过文件，市公安局和胡智父亲的单位外贸部也都下过文件。平反大会是在西城区法院礼堂开的，新华社有记者参加。被抓时他还是在家待业的学生（或说是社会上的闲散人员），但放他的同时却为他找了一个好工作，释放后不到一个星期，1980年1月4日他就到七机部（现在的航天部）上班了。
胡智在七机部所属的工厂干了13年，当过电工，搞过供销。1992年邓小平南巡推动了第二次改革后，胡智也辞职下海。他办起了生产水消毒罐的工厂，以供高层建筑使用。此时北京正是高楼林起之时，这些楼顶上都要装上这种能够自动消毒的水罐。他的生意特别好，水罐销路极好，偶然碰到他，胡智满面春风，已经是个成熟的商人了。
后来，他卖了罐收不回来钱。那时欠钱的是爷爷，自己是债主、也是三孙子，杨白劳、黄世仁的关系颠倒了。胡智整天就是走门子收账——他说连要账也要走后门，拉关系，谁能还钱，还要给他们个人一些好处。这真是中国特色。
干了13年，胡智收摊儿了，把工厂关了，不再生产了，专力收债。有时间了就旅游、读书，倒也自在，不招灾、不惹祸，朋友有事他还能帮帮忙，过的是神仙般的日子。
彭灼南：刺杀迫害父亲的保卫处长
按说他不能算干部子弟，因为父亲彭嘉衡从民航局退休时是没有职称，没有级别，没有职务的。然而自从前几年民间发起找寻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老兵时，发现彭嘉衡是住在北京仅存的美国第14航空队（又称“飞虎队”）、中美航空联队中的军官，成了媒体关注的红人。媒体与民众才开始关注彭嘉衡的历史，按照其经历与贡献说他是位中级以上的干部并不为过。
彭嘉衡1937年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1941年考入昆明中国空军军官学校，1942年被选送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高级飞行学校深造。抗战结束后，作为华侨，他回到印尼与父母团聚。1950年，他在报上看到国民党政府两航（中国航空公司与中央航空公司）人员起义的消息，他也回到大陆参加祖国建设，并与抗战末期认识的女友履行婚约。他进入军委民航局任飞行副驾驶，1954年被正式任命为机长，并负责培训飞行员。十多年里，彭嘉衡主要从事专业航空，先后执行过包机、护航、探矿、护林、灭虫等急、难、险、重任务，共飞行7000多个小时。按照这种经历、再考虑到1950年代缺少技术干部的情况，他怎么也应有个中高级职称了。
彭灼南本人也很羡慕干部子弟，他天地不怕，是个蔫大胆，还真有点干部子弟的作风。在一监时，有次闲聊。他说，我爸爸如果1949年去了台湾我也是个国民党高干子弟了吧？那时我就知道他爸爸与妈妈是建国后结的婚，妈妈是大陆人。我说那你爸爸的后代就不是你了。彭灼南挠着头无可奈何地笑了笑。他虽然被判了20年徒刑，但性格天真，一副老睡不醒的样子，笑起来还像个中学生。
他的案子听起来很重，是“反革命阶级报复杀人案”。在十年浩劫中，此类案件能逃脱一死就是幸运的了，但彭灼南仅获刑20年。
案发与其父有关。彭嘉衡回到大陆后与未婚妻结了婚，1950年代时工作也还顺利，生活还算愉快。然而自1960年代初狠抓阶级斗争之后，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因为他历史上的问题太多了。第一是出身华侨，全家还在印尼；第二曾毕业于国民党的军官学校；第三在美国军官学校中深造过；第四又在美国军队当过军官。凡是经过文革的中国人看到这个履历就可以推算出他会遇到多少麻烦和苦难。做检查交代、控制使用、降级使用、大会小会批斗等等都不会少，对于这些，彭灼南不甚了了，因为文革开始那年他才7岁。
等到了他十七八岁的时候，已经是个非常有个性的青年了。有一次看到他母亲向上级为彭嘉衡多年来被误解、被冤枉一事写的申诉，他才知道父亲的悲惨遭遇，信中提到首都机场保卫处长张某在迫害彭嘉衡上表现尤恶，多次殴打彭嘉衡，彭灼南看了怒火冲天，想找个机会报复。他知道这一报复的结局，那时强调阶级斗争，保卫处长的身份和行为是代表无产阶级以及党和政府的，报复他不就是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嘛！这些作为高中生的彭灼南都明白，但他还是决计一搏。
经过筹划，彭灼南偷偷拿了家中的全国粮票还有一些钱，请平常在一起玩儿的小哥几个吃了顿饭，算是与他们告个别，大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之意。一天下午放了学之后，彭灼南背着书包去了张家，两家离得也很近，张某的女儿与彭灼南还是同班同学。他敲开了门，开门的是他的同学。“你爸在家吗？”女同学告诉他在里屋。彭灼南推开里屋的门，张某正坐在小马扎上看报。
1米83的彭灼南俯身一把撕去挡在张某脸前的报纸，厉声问张：“文革中是你打我爸来着……”张还没回答，更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彭灼南已经从书包里抽出切面包的餐刀向张扎去。张本能地围着桌子跑，向他求饶。
这是彭灼南最感快慰的，曾向我说过数次，每次说的时候都露出得意的憨笑：“平常谁都怕这个保卫处长，他一瞪眼不仅五类分子有问题的人怕他，就是普通老百姓也惧他三分。这回他向我求饶了！”
彭灼南毫不动心一共刺了张四刀，有一刀扎穿了脖子。扎完人他夺门而去，最初还准备跑（身上带了钱与粮票），后来他看到逃跑很困难，就到机场派出所自首了。
此时他还不满18岁，又事发在1976年，当时也是惊天大案。可是审判时已经粉碎“四人帮”了，人们对于文革中被整的人多了些同情，因此这个典型的“阶级报复”案件最后只判了20年。据说被刺成重伤的张某又查出与林彪集团有些瓜葛，彭灼南事件的政治性质更加淡化，因而也就被减了十多年的刑期，只在监狱呆了几年就被释放了。
1977年，彭灼南到三中队服刑，他被安排到与张建旗一个机台上干活，张建旗还对他有点照应。张建旗不吃细粮和肉时便都给了彭灼南，彭灼南细高的个子像豆芽菜，成天晃晃悠悠，丢三落四，老像神不守舍。有个老犯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大秧子”（北京方言中指少爷公子不明世故、不会办事），这个外号很传神。张建旗高大而壮硕，稳重而富有精力，他与彭灼南的关系有点像大哥与小弟。
有一次接见日之后，彭灼南很兴奋，跟我说：“爸爸妈妈从来没有对我这样好过！要是我因为‘玩闹’（当时称小流氓各种违法活动）进来，决不会来看我。”说着眼睛都亮了，其情景至今我记忆犹深。
再度见到彭灼南是33年之后了，此时他已经五十多岁、闯荡过日本和欧美许多国家了。他也像父亲一样在美国呆了很久，但不是去学习，而是开长途载重汽车，藉以谋生。他挣了一些钱，最后还是回到中国。此时父亲获得了迟到的荣誉。2005年9月，二战胜利60周年，彭嘉衡收到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亲笔签名的信。在印有美国国徽的信纸上写道：
“尊敬的彭先生，参议员科尔尼已经转发了您8月1日的信。我非常荣幸能够获得您的消息，并对您曾经作为一名‘飞虎队’成员而致敬。献上我最恭敬的祝福。乔治·布什。”
此后，彭嘉衡抗日战争中的事迹遂为人所知，一些老战友也得以往来。彭灼南看到和分享了父亲的快乐和荣誉。晚年父亲得了白血病，住院花费极大，媒体披露这个信息后，人们纷纷解囊相助。彭灼南也为父亲献上了骨髓，尽了儿子最大职责。老人于2010年8月22日在北京辞世，享年90。
彭灼南又代表父亲完成了他最后的遗愿：将其账户中余有的十多万元“再捐出去，给那些更需要帮助的白血病患者或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在关键时刻，无论艰难还是顺畅，彭灼南都是父亲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