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吊死在"牛棚"窗上
然而孙历生没有能活过文革的第二轮迫害高峰。1968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是文革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迫害人的高峰时期。毛泽东亲自批发了一系列的文件，指导在各个单位整人。那个时候，各单位已经成立了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组织领导"揪出"和"斗争"所谓"隐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孙历生再次成为重点对象。
她被关在学校里，不准回家。
在1968年，一大批人被"隔离审查"。"隔离审查"是当时权力当局用的正式术语。"隔离"的意思就是关起来，失去自由，而且不准和人接触。
和斯大林迫害人的不同之处之一是，除了动用专业的"专政机关"之外，毛泽东迫害人还大量地在各个单位进行。在各单位对大量的人员进行"隔离审查"，就需要在各单位建立监狱。这种监狱当时权力当局并没有给予正式名称，后来就被俗称为"牛棚"，因为当局把"敌人"称为"牛鬼蛇神"。
这种"隔离审查"的目的之一是要逼迫人"交代问题"和把人整成各种名目的"专政对象"；同时，这种隔离本身就是一种残酷的虐待和折磨。以后的人们很难想象这种每个单位建立监狱关押本单位职工的情景，也很难想象为什么要把大批孙历生这样的人"隔离"起来。孙历生这样的女教师，能做什么危害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权威的事情？"隔离"他们能查出什么秘密的破坏计划？然而，实际发生的是，在北京，在全国，在每一个学校，都有一批老师被"隔离审查"。大批人死在"隔离"中。把孙历生这样的教师们这样关起来，剥夺自由，长期施行心理的和肉体的折磨。发动和领导这样的"运动"的人，如果不称之为"虐待狂"，应该用什么名称比较合适？
1968年7月12日，孙历生吊死在女三中校中。学校当局宣布她是"自杀"。
孙历生的母亲一直对女儿的死怀有疑问。因为在孙历生死亡的前一天，孙历生曾经悄悄离开学校，来到母亲的家中。她和母亲有过一场短促的谈话。然后她就匆匆离开，回到她学校中去了。
那天孙历生告诉母亲，她在学校中被整得非常厉害。整她的人是学校里的同事，以前是她的好朋友，现在这个人很是得势，在"革命委员会"里面，拼命整她，"揭发"她。她是很难逃过去了。她还告诉母亲，她的同事方婷芝老师，已经撞在公共汽车上死了。（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方婷芝老师死于孙历生之前。）
孙历生从隔离室跑到母亲家和母亲谈话的那天，她的第三个女儿在场，她缩在床上，假装睡着了，片片断断地听到了母亲和姥姥的谈话。她记住了方婷芝的名字，另外，她记得妈妈提到她家门口的石榴树。那时候她9岁。妈妈离开后，她在被子下面悄悄地哭了。
第二天，孙历生被报告吊死在学校里。她在窗户上吊死。学校当局说她自杀，但是从来没有说孙历生留下了自杀遗书。
孙历生的母亲和孩子一直不相信她会自杀。他们说，她在前一天偷偷回到母亲家的时候，说的是怎么对付整她的人，没有流露任何要自杀的意思。最重要的是，他们说，她是母亲，而且，她是一个非常爱孩子的母亲。她有四个未成年的孩子，其中最小的一个只有7岁。她的孩子需要她抚养。她不会丢下四个孩子死去。
另外，他们说，从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到1968年，孙历生已经经历了离婚，劳改，以及红卫兵的残酷殴打和折磨。她不是一个没有受过苦的娇弱的女人。她不会轻易结束自己的生命。他们想要知道，在孙历生死亡以前，究竟发生了什么？
孙历生死亡的时候，已经在学校里被关押"隔离"了很久。期间曾经有一次被允许回家。可能是回家取粮票。她和第二任丈夫以及他们的女儿住在一起。那也是她最小的女儿最后一次见到她。小女儿记得妈妈回家的时间很短，爸爸为她做了鸡蛋炒饭，装在一个铝饭盒里，让妈妈带到学校去。那时候北京一般市民的生活都很苦，孙历生那个年龄的教员工资很低，加上他们两个人都是"右派份子"，境况更差。鸡蛋炒饭要算是很好的食品。在短促的回家时间中也只来得及做鸡蛋炒饭。
孙历生的前三个女儿也说，继父对待母亲很好。两人都是"右派份子"，都受到外界迫害，但是家里没有问题。这也是她们不认为她会自杀的一个理由。
然而，尽管有种种怀疑，在1968年，孙历生的家人不可能调查她的死亡。当时，孙历生的父亲也被"隔离审查"，她的母亲是个老年家庭妇女，她的最大的女儿只有14岁。她的身为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前夫也被关了起来。她的第二任丈夫自己也是教员和"右派份子"，也在被整。
孙历生死后，尸体火化了。对自杀的人，当时称之为"对抗运动""死有余辜"，不准留骨灰。孙历生的丈夫偷偷抓了一把骨灰带回家中，保存起来。但是，不久以后，他也去世了。孙历生的骨灰不知所终。
孙历生死亡的那一时期，是文革最恐怖和残忍的时期之一。经过两年的文革，迫害变得越来越组织化了，也更加深入细致了，越来越无法逃遁了。在这个网站上，可以看到一系列的和孙历生在同一时期悲惨地死去的人们。他们死了，还被诅咒作各种罪名，他们的家属也受到连累。
谁杀害了孙历生？
孙历生是死在"隔离审查"中的。被"隔离"的人在里面遭受了什么，他们的家人和亲友不可能看见，也不可能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在"牛棚"里动用私刑甚至杀害生命，可以有条件进行。从"牛棚"里活着出来的人，说出来"牛棚"如何运用肉刑，如何进行心理的折磨。但是，死在其中的人，已经不能开口告知他们所遭受的折磨。
孙历生家人的心里一直没有安宁。
孙历生的母亲认识孙历生所说的那个在学校整她的那个人：她们俩曾经是同学和朋友。孙历生和高级干部丈夫结婚时，经济条件优越，还常常拿出自己的工资接济这个朋友。后来两个人中间有了矛盾。在1968年，那个人进入了"革命委员会"任职，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后，狠整孙历生。孙历生的母亲认为女儿是被这个人整死的。女儿死后多年，听说这个人病了，病得不轻。这时候孙历生的大女儿已经长大，酷肖其母。孙母拿出了一件孙历生生前常常穿的衣服，让孙历生的女儿穿上，看起来好像孙历生又复活现世一般。她说要让外孙女到那个人家里去"闹鬼"，让那个人看到，以为是孙历生的冤魂来索命，一定非常害怕。
这件事情实际上并没有进行。但是，受害者家人的这种心情是容易理解也令人感叹的。不要说文革未结束前，甚至在文革后，即使受害者得到了"平反"，但是，作恶者上至毛泽东，下至各单位打人整人的人，都没有受到责任追究。受害者的家属失去了他们的亲人，痛心之至，却完全没有办法诉诸司法正义，对害人者做哪怕是很轻微的惩罚。（在这个网站上，可以在"卞仲耘"条目中看到文革后死者家属长达十年的法律诉求如何全然失败。）在无可奈何之中，他们只能作这样的想象中的报复。
在文革时代，因为个人的怨恨而借机整人的现象，相当普遍。像"清理阶级队伍"这样的大"运动"，整体上是毛泽东指挥的。但是在每一个单位里，整谁，整到什么程度，都是由那里的掌权的人来具体实行。他们决定"隔离"谁，决定如何"斗争"和折磨"被审查"的人。没有了法律的限制，他们当然可能利用机会来滥施刑罚。文革把法律和法庭这些文明的基本要素打破了，把人性中的恶释放出来，作为"革命"的动力。
1978年，毛泽东死了两年以后，压在受害者头上的大石板终于开始松动了。邓小平和胡耀邦给1957年的"右派份子""改正"，给文革中的受难者们"平反"。各个单位为死去的人开了"追悼会"。孙历生的女儿们想了办法，在八宝山给母亲开了追悼会，虽然按照当时的规矩，孙历生这样级别和地位的人是不可能有在八宝山开追悼会的待遇的。在当时的报纸上发表给文革受害者平反的文章，对受害者的级别有严格的控制。
她们寄出了100张请帖，来的人却有好几百。其中有孙历生小时候的老师，那时候已经80多岁了，流着眼泪回忆那个热情漂亮的学生时代的孙历生。来宾中也有和孙历生一样在文革中受到残酷殴打的中学教育工作者。其中之一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校长1966年8月遭到红卫兵学生毒打。红卫兵以为他被打死了，把他送到了火葬场。因为当时被红卫兵打死的人太多，北京的火葬场的焚尸炉供不应求，火化尸体要排长队。在等待过程中，高云在死人堆里醒了过来，爬了出来。高云幸运逃过一死，但是他校中的两个同事，靳正宇和姜培良，都被红卫兵打死了。高云在追悼会后还去看望过孙历生的孩子们。共同的文革悲惨遭遇使他关心孙历生的家人。孙历生的第一个丈夫没有来参加这个追悼会。
许多年来只有一个人表示过歉意，是陆定一。陆定一在文革前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1957年孙历生被划成"右派份子"，罪状之一是曾经说过陆定一"作风粗暴"。在她，大概只是批评一个丈夫的同事，但是在1957年被认为是"反党"。陆定一为此向孙历生的女儿道歉。
陆定一的这种道歉，所以应该被报告和记载，是非常难得的事情。陆定一是所谓"彭罗陆杨"，即文革中最早被"打倒"的四个中共高级干部之一，在文革中长期被关押，吃尽苦头。但是，即使是在那些受到长期迫害的人中间，能对自己所做过的迫害他人的事表示道歉的人，非常非常少。这是一个应该注意和研究的现象。相当多的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虽然亲身经历了迫害的痛苦，却并不对他们自己迫害过他人表示悔过。也就是说，他们对迫害本身不作否定。
道歉不能使死者复生，也不能使事实回转，但是道歉不但表示是非方面的澄清，也是一种道德上的救赎。显然，没有多少在文革中和文革前迫害了人的能够道歉。这一现象表明，文革毁坏的，不但有人的生命和生活，还有道德水准。因此，应该对少见的忏悔者，尤其应该表示肯定。
没有任何女三中的人来道歉过。那些在1966年给她头颈上挂砖块强迫她在玻璃渣上爬行的人，那些在1968年把她"隔离审查"致死的人，都没有来向孙历生的家人道歉过。
最早告诉笔者孙历生的名字的那位被访者说，她认识的一些在文革中用残酷手段迫害他人的人，在文革后居然毫不惭愧地说："我们当时就是跟着毛主席革命。"那么，只要毛泽东的巨幅画像还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的尸体还在水晶棺材中受人瞻仰，他们仍然可以有恃无恐。
在实质上，害死孙历生的是"反右派运动"和文革。一个"运动"一个"革命"，把孙历生和千千万万其他受难者变成了"阶级敌人"，然后，任意凌辱与虐待，直至把他们整死。这种长期的大规模的迫害，不但造成了千万人的悲剧，而且不断强化和灌输一种哲学，好像一个政权是可以这样迫害人的，这样做是天经地义的，这不过是像父母打孩子。
这个比喻至少错在三个方面。第一，政权不像人民的父母。父母供养孩子，政权并不供养人民而是靠人民供养。第二，人民所受到的迫害的残酷程度，如孙历生所受，决不是父母打孩子的程度。第三，在现代法律上，父母虐待和杀死孩子，也是要被判罪的。
这个"父母打孩子"的说法的实际意义，就是在文革被记录和清算以前，就原谅了文革的罪恶。这个比喻无助于说明文革和"反右派运动"的历史，但是有助于劝说人民服从于权力当局。提出和宣扬这种说法的一些文人，也就得到权力当局的鼓励和报答，被授予官位和特权。
时间过去。对于孙历生的死，她的家人虽然心里一直不平，但是也没有办法找到证据来证明母亲是被害死而不是自杀的。2000年，一件新发生的事情又使这创伤被打开了。
北京的银行处理长期没有人来认领的存款，其中有一张孙历生名下的存单。银行找不到孙历生也找不到孙历生的家属，后来了解到了孙历生的前夫是很有名的高级干部，就把关于孙历生的存款的消息，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马列所（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通知了这位高级干部。
孙历生的这笔存款，数额不小。可是，孙历生死以前，却没有把这笔钱交待给她的家人。特别是，她身后留下了四个未成年的女儿，其中最小的年纪只有七岁。如果她真是自杀的，为什么不把这笔银行存款交待给家人，作为小女儿的生活费呢？这仅仅需要写一个简短的纸条说明就可以了。即使确实孙历生当时陷于绝望万念俱灰不想再活下去，她也不会要剥夺她的小女儿需要的这一笔钱呀。但是，孙历生没有写自杀遗书，也没有告诉孩子有这样一笔钱。是她没有写？还是她写下的遗书因为揭露了关押她的人的罪恶而被销毁了？或者，她本来就不是自杀的？
这笔存款的发现，给孙历生的女儿们重新带来了巨大的心理震动，使他们再一次对母亲的死亡发问：她真是自杀的吗？还是在"隔离审查"中被打死了？她会不会是被打死以后再挂在窗户框子上的？如果她是被人害死的，谁是害死母亲的人？
孙历生的大女儿记得，她小的时候有一次天气突然变冷，孙历生一夜没有睡觉，给她织好了一副毛线手套。她的三女儿听到过她死亡前一天跟姥姥谈话时提到石榴树，她了解到孙历生那时候住的地方，确实有一棵石榴树。母亲对他们不是梦，而是有血有肉充满母爱的活人。他们幼年丧母，三十年后伤疤再次揭开，痛苦之重难以衡量。
在这个网站上，就有文革中打死人后伪造自杀现场的例子。北京第六中学的老校工徐霈田，在1966年10月被该校红卫兵学生毒打折磨，并用绳子勒死。然后，红卫兵把尸体拖进设立在学校中的"牛鬼蛇神劳改所"中，在尸体的脖子上套了绳子，挂在高处。当时被关在那里的10多位老师，见证了他们伪造自杀现场的过程。红卫兵把徐霈田的尸体挂起来的时候，尸体掉下来，挂了几次才挂上。挂上以后，又在死者脚下放了一个踢翻的凳子。然后，他们叫来警察收尸。他们在死者脚下放的踢倒的凳子的高度，和悬挂的尸体相距很远，而且，尸体脖子上的绳子打的是死扣而不是活扣。打死徐霈田的主要是初中学生，他们的伪造手段不高明，或者也并没有太在乎要伪造得高明。那时正是红卫兵最为威风的时候，警察一眼就看清了事实，但是什么也没有说。在此之前，在那个"牛鬼蛇神劳改所"里，红卫兵已经打死过了两个人。
另一个真实故事也能说明孙历生的女儿的怀疑有其理由。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副校长、化学老师刘美德，1966年夏天受到该校红卫兵的残酷殴打折磨。她当时正怀孕，红卫兵学生明知如此，仍然剃了她的头发，押她游街，逼她吃脏东西。还有一次红卫兵强迫她跪在桌子上，把脚踩在她的背上，摆好姿势，由一名报纸记者摄下照片后，把她一脚踢下桌子。然而，刘美德遭遇的不仅仅只是这些公开的恐怖。
到了1966年底，因为红卫兵到全国"革命大串连"，学校里的人很少，比较冷清。刘美德每天在学校里"劳改"，打扫卫生。有一天，她在楼上擦走廊的窗子。有两个女红卫兵走过她身边，进了厕所。刘美德在他们后面到厕所里取水。她进去厕所以后，竟然听到两个女红卫兵在商量：我们可以把她推下去摔死，不会有人知道，然后就说她是自杀的。这两个女生正在排便，是在厕所的隔板后面，不会看见刘美德进门，但是刘美德能听见他们的谈话。她闻此大吃一惊，急忙蹑手蹑脚走出厕所，远远避开这两个人。从此以后，她总是注意要在人多的地方"劳改"，以免被突起杀心的人暗暗害死。
刘美德被"斗争"时怀的婴儿，生下不久就死亡了。但是刘美德活了下来，有机会告诉笔者她的遭遇。如果孙历生能在地下和我们谈话,她会说出什么呢？
在徐霈田和刘美德的故事里面，还只是一些中学生表现出来的邪恶。文革给了他们这样的机会实施和展现那些通常被社会常规压抑的恶念。那些高高在上大权在握控制引导整个文革的人，是怎么下令残害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的呢？他们掌握生杀大权，他们看到文革害死无数的人，他们的内心想了什么？
非常明显，对文革的残忍和人性的阴暗，至今其实是了解得太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