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病示意图。
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Jeffrey A. Tucker撰文／唐云舒编译
在2020年防疫封锁政策实施初期，当所有媒体步调一致地大肆宣扬这项我们有生以来最具侵犯性的公共政策时，来自加州贝克斯菲尔德（Bakersfield）的两名医生大胆地发表了截然不同的观点，反对这一政策。
他们是在“更快紧急护理”公司（Accelerated Urgent Care）就职的丹‧埃里克森（Dan Erikson）和阿廷‧马西希（Artin Massihi）。两人召开记者会，称封锁政策只会让病毒延迟传播，无法最终控制疫情。他们还预测，在封锁结束后，人们会因为地方性病原体（endemic pathogens）接触不足，比以前更容易生病。
你可以说两人很勇敢，但为什么只是分享有医学背景者人人具备的一般常识，还需要勇气呢？是呀，减少和病原体接触会让人更容易生病，这是过去一百年来每代人都在学校学到的常识。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他们遭遇）的暴行！尽管两人说的，没有一样不是我在9年级生物课堂上听到的东西，但却被视作煽风点火的疯子；媒体狂轰乱炸，称他们的观点是异端邪说。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媒体、科技平台和政府机构如何密切合作、扭曲公众对科学的认知，使得封锁政策迅速被全社会奉为圭臬，并得以实施。这真是荒诞至极！
那套扭曲了（科学认知）的理论屏蔽了有关自然免疫力的基本知识，简直不可思议。我的天，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他们想卖疫苗。这不是阴谋论。他们竭力让大家相信，新冠病毒（COVID-19）对每个人都非常致命，这样他们就可以理所当然地实施全社会封锁了。
三年过去了，如今人们生病的消息满天飞。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说，“这个冬天大家好像都在生病”（It Seems Like Everyone Is Getting Sick This Winter）；雅虎新闻网（Yahoo）说，“现在大家都在生病”（Everyone Is Sick Right Now）；微软-全国广播公司（MSNBC）说，“为什么大家都好像是在生病？”（Why Does It Seem Like Everyone’s Sick Right Now?）；“连线”（WIRED）杂志说，“为什么大家都在生病？”（Why Is Everyone Sick?）
诸如此类。
现在是不是该给这些医生一些赞誉，或者对他们受到的媒体恶意攻击表示一下遗憾了？
与此同时，现在也是大家搞清楚一些基本事实的时候了。最能够阐明这个问题的人，恐怕非杰出流行病学家苏尼特拉‧古普塔（Sunetra Gupta）莫属了。以她的贡献，可以被视为传染病领域的伏尔泰（Voltaire）或亚当‧斯密（Adam Smith）了。从启蒙时代到现在，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自由主义理论最基本的观点就是，社会可以进行自我管理，不需要自上而下的计划，试图对经济或文化进行中央管理的做法，总是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
（注：伏尔泰是公认的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领袖，亚当‧斯密是十八世纪著名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开创者。）
传染病问题也是如此。古普塔的观点是：我们和病原体共处一个生态圈，在微妙的相互联系中演进；在和病原体的纠缠中，我们既受苦又受益。打破这种平衡的话，免疫系统会被破坏，我们就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脆弱，因此更容易生病。
古普塔在《每日电讯报》撰文说，“我习惯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待传染病。因此，封锁期间几乎立刻出现非新冠季节性呼吸道疾病，一点儿都不奇怪。许多人认为，这说明封锁措施对阻止疾病传播有效，但他们忘了，封锁措施对发病机理已经被认识的疾病或者地方性流行病的作用，和对仍处于‘流行’阶段的新疾病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
她解释说，全社会都避免接触病原体，导致“免疫债务”（immunity debt）。（医学上）有个“群体免疫力阈值”（herd immunity threshold）的概念，指的是，当群体内具有免疫力的人数超过一定数目，大流行病会转为地方病或消失。也就是说，如果具免疫力的人数低于“阈值”，就会产生“免疫债务”，高于“阈值”就会产生“免疫盈余”。
（注：“免疫债务”是指，接触病原体少时的免疫力，和之前接触病原体多时的免疫力之间的差距。该说法在2021年才出现在大众视野；当年6月下旬，《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疯传，使得该说法成为一个时髦概念。该报记者稻田美穗在文章中写道，“后COVID-19时代，世界面临不得不偿还‘免疫债务’的风险”。）
对于常见疾病，一般会在冬季出现“免疫债务”，“群体免疫力阈值”会升高，因此冬季更容易得病。正如诺格尔神父（Fr. Naugle）所指出的，“基督教年历”（liturgical calendar）反映了这个情况；教会通常在冬季发出信息，（让教徒）谨防危险、保持健康，和朋友及家人在一起，并加强对“生死”问题的关注。
不过，对比常见疾病流行时期，春天会出现“免疫盈余”，让我们可以恢复信心、无忧无虑地生活；因此，“复活节”（Easter）象征着新生命的开始。然而，享受阳光、参加运动和聚会的这几个月，又使得另一笔“免疫债务”逐渐积攒起来，我们又开始在冬天“还债”。
请注意，这个模式在每一年和每一代人中都会反复出现，政府和公共卫生机构都没有插手。古普塔写道，“打乱这个规律，会严重影响人体抵御疾病的能力。最重要的是，人体和致病微生物之间的微妙生态平衡，显然正在被打破。”
封锁措施没有改变这些季节性的自然规律，只是让我们的“免疫债务”前所未有的沉重，（其后果）也更可怕。
可以肯定的是，封锁措施最终没有消灭新冠病原体，相反只是让一个群体比其他群体更早、更频繁地接触病原体，而这种接触模式是一种政治产物。
我们都看到了，劳工阶层首先接触并感染病毒，统治阶层感染的晚一些，暴露出一个中世纪式的严酷“病毒感染政治等级制度”。封锁政策不是鼓励弱势群体去避难，同时让其他人正常生活、获得“群体免疫力”，而是让劳工阶层先和病原体接触，以保护统治阶层。
然而，现在的结果表明，那些竭尽全力避免感染，或试图用“新发明的针剂”（疫苗）来操控“人体生态平衡”的人，不仅最终感染了新冠病毒，还变得更脆弱，比普罗大众更容易得病。
知识渊博的古普塔解释的内容实际上是过去很多代人的共识。“封锁”意识形态之下的危险创新，无法改变自然规律，只是让我们比以前病得更厉害。因此，上述顶级媒体发出的惊呼声，多少让人觉得讽刺。对此，正确回答应该是：你还能期待什么呢？
来自贝克斯菲尔德的两名医生从一开始就是对的。我们的祖辈都是对的。他们在传染病方面的智慧，比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和他的同伙，高了不知道多少倍。
作者简介：
杰弗里‧塔克（Jeffrey A. Tucker）是总部位于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的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的创始人兼总裁。他在学术界和大众媒体上发表了数千篇文章，并以五种语言出版了10本书，最新著作是《自由抑或封锁》（Liberty or Lockdown，2020年）。他也是《米塞斯之最》（The Best of Mises）的编辑。他还定期为《大纪元时报》撰写经济专栏，并就经济、技术、社会哲学和文化等主题广泛发声。
本文原刊于布朗斯通研究所，授权英文《大纪元时报》翻译和转载，英文报导请见：How Lockdowns Made Us Sick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