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个月，奥密克戎席卷，南北多个地区先后进入疫情高峰。
首先被看到的是城市：40分钟才能接入的急救电话；病人在急诊等候6小时，从马路一直排进大厅；刚刚康复的医生，返岗第一天连续工作15个小时以上；急诊留观室、抢救室、ICU、输液室被挤得满满当当，呼吸机没了，氧气也很快用完了。
镜头切换，疫情中的农村，缺医少药的事实在过去被讲述了很多次，人的面目是模糊的。和城市相比，在乡村生活的人们没有更多的可能性和选择，没有被挤爆的ICU，更没有被热炒上万元的药物Paxlovid，他们贴近生存地面，诉诸内心直觉，被动地承受了疫情呼啸而过时留下的痕迹。
于是有人构建了想象：沉默的乡村仿佛不存在城市的焦虑，没有抢药潮，没有重症，没有疾痛。在一篇赤脚医生打赢农村疫情逆风局的爆文中，沉默被错当成了胜利。
日前，官方称，随着春节返乡人群增多，农村的重症高峰即将抵达。
1月初，我来到距离北京100多公里外的河北农村，看到了疫情在农村展现出和城市里全然不同的面貌。
年关将近，北方冬天的阳光下，屋檐下的大筐里撂着晒干的玉米，集上的人比一周前多了一倍，村委会门口的广场散坐着晒太阳的人。
01 只要这一窝得了病，就是阳的
我最先拜访了 D 村，距离县城32公里，四面环山，常住人口700多人，65岁以上老人近200人。
外界谈论乡村，“疫情席卷”“返乡潮之下，重症高峰即将到来”。
但作为风暴中心，这里一片平静，没有核酸、没有CT、抗原是有限的几十支，村医和村民也没有做抗原的动力，无论是感染、重症、康复还是死亡，都很难有一个清晰的定义，村庄里的疫情是一片混沌之地。
在这里，想准确统计有多少人感染新冠，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城市的医院管理者和医生无法掌握宏观数据，但对于发生在院内的疫情感染进程，总会有一个大致轮廓，院内接到感染者数量、重症比例、数量趋势……
但村医很难做出上述表达。这些数据与乡村匮乏的资源、疾病文化、人情、就医逻辑彼此纠缠，混沌一片。
村医被认为是庞大体系的神经末梢，他们被要求摸排查清，将信息回传中枢。但根据村医的个体感受，不难察觉，这一结构并非预想般灵敏。
1月初，村医李营接到乡卫生院的任务，要求统计感染人数。李营填了5个，其中感染的 65岁以上的老人有4个，另外一个是他自己。
事实上，在我跟着他输液的半天里，遇到有新冠症状表达的村民是这个数据的一倍以上。对于是否感染新冠，李营有自己的判断，“你看，只要这一窝得了病，就是阳的”。
但他没法往上报，没依据，“村民也不承认”。
李营手里有两盒抗原，其中一盒是去年乡卫生院发的，一盒20支，至今没用多少。“有人来开药和输液，我问要不要做个抗原，人家说，做那个干啥，不做。”
王家峰与李营同属一个乡卫生院，是另一个村的村医。他报上去的数据是0。“人家说我就是感冒，就是咳嗽，输个液过几天就好了。轻点的躲在家里不出声，严重的去医院。回头上面追究下来，你咋给人家确诊的，我咋说？”
他手里的20支抗原也没用完，他甚至不觉得有限的几支能发挥什么作用：“就算一个人发两根抗原，但很多人起初都测不出来，测一下，没感染，再测一根，还没感染，抗原就用完了。花这个力气，不如抓点药吃。”
从12月至今，科学界一直呼吁，提高新冠感染数据的质量，准确、透明，做好监测，帮助我们理解疫情的真实状况，做好预警和防控。但对于处于系统末端部分的村医来说，他们很难意识到这一层，“上面让你填什么，你就填什么。”
1月6日，村医们收到了乡里的通知：“目前新冠患病率已到80%以上，大家的报表新冠患病率是60%左右，请尽快摸排。” 村医并不知道，80%和60%的数字从何而来，有着怎样的意义，他们也不太在意。
感染是不确定的，死亡的面目也是模糊的。在过去，没有疫情的年份里，冬季都是北方农村老人死亡高发的季节。
石辉89岁的岳母是在这个冬天离世的，但她“应该不是新冠”，因为“不喘”，感觉是“老死的” 。
在他家被打通的两间宽敞明净的屋里，石辉平静地告诉我，岳母最后几天没怎么吃饭，家人没有叫村医，觉得没必要抢救了，自己在家一量，血压都没了。
三石的母亲去世刚过一周，老人84岁，有糖尿病，一直在家服药，身体原本不错，日常还能给家里人做饭。
母亲去世后，三石家人去卫生院办了死亡证明，死因是基础病。
“去县城医院的时候没测核酸，找不到人做，只能说我自己感觉跟这个病有关系。”
过去一个月，李营没上报过“新冠死亡”，对他来说，“城里的医生可以根据检查结果，将死因跟新冠做联系。我没凭据，怎么填？”
相比“感染”“阳了”这类网络热词，走进卫生室的村民更愿意陈述症状，发烧、咳嗽、流鼻涕，喘不上气。
12月，城市里，人们热衷发朋友圈，晒抗原、讲述自己生病的过程。农村始终沉默着，生病的人躲闪，“不过是感冒”。在村民的讲述里，还能察觉被外人知道自己感染新冠的恐惧：12月之前，因为疫情，县城和村封了许久，穿着白衣服的人半夜上门把人拉走，一车一车地拉。
人们的避讳，很大一部分是长久根植的对新冠病毒感染者的歧视。尽管村民的认知经历了如同过山车的变化，“去年的时候很严重；放开那会，听说是感冒；现在我感觉，80岁以上的人够呛”。
02 指南与现实
无法确认新冠感染，那村医怎么治？按症状，发烧、咳嗽、流鼻涕。
李营的做法是，“刚发烧，头三天不用输液，吃布洛芬就行，三天不退烧再给输液。”
他凭经验做了分类，比较严重的病人，上头孢。不太严重的，用阿奇霉素。一般搭配着利巴韦林和地塞米松使用，这就是传说中的四板斧——“退烧药+抗生素+抗病毒+激素”。
近期，一篇赤脚医生打赢农村疫情逆风局的文章广为流传：“抗生素+抗病毒+激素+退烧药”四板斧一顿乱拳打死了老师傅，而大城市按照科学方法，不用抗生素和激素，损失惨重。
这篇爆文从科学上讲固然漏洞百出。但这也正是乡村面临感染潮的现实困局，也许不科学，也许有风险，但四板斧已经是村医和村民们最现实的选择。
中国医疗界最好的医院和医生们，在乡村感染潮来临之时，纷纷发布了针对基层医疗机构的方案、技术以及建议。
1月以来，北京协和医院推出了《新冠病毒感染基层诊疗方案建议及适宜技术》，上海市新型冠状病毒病临床救治专家组、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发布《上海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诊治规范与分级诊疗流程》（基层医疗机构应急使用简版）。
这些指南几乎都不提倡常规使用抗生素，提倡口服的小分子抗病毒药（阿兹夫定和Paxlovid都属于这类），以及一般性的呼吸支持。
但回到D村，从诊断到救治，每一个环节，村医能够判断和使用的工具都是有限的。
我跟着李营去了一户人家，87岁的姚重侧趴在床上，大口喘气，黄白色的面皮，嘴唇乌紫。他病了十几天，前一夜，他一宿没睡，一声一声地喊，早晨家人醒来，见他这样趴着，始终没换过姿势。
“这得去医院，已经是重症了，”李营说。
临床上重症的判断需要检查炎症反应和免疫反应，需要抽血化验和影像学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