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村医这里，他没有血氧仪，只有听诊器和双眼。李营判断重症的唯一标准是，“你看，嘴已经发黑了，严重缺氧”。
我们聊起抗生素和激素的使用，如何确定是否为细菌感染。
在大医院里，司空见惯的辅助手段是，血常规、尿常规、胸片、症状体征阳性部位的超声检查等。
但对于李营和他的病人来说，这些都够不上。李营判断是否存在细菌感染的标准近乎原始：“一些老人发烧好几天，听肺部有水泡一样呼噜呼噜的声音，再问问痰的颜色，是不是黄痰。”
给退烧药和感冒药、输液，是李营能做的有限的治疗。
卫生室里还有什么？血压仪、担架、消毒锅。他没有呼吸机，也找不来氧气。卫生院从前给配了简易呼吸机，即外界称呼的“球囊”，需要人工挤压送气。但没人教他怎么用，“根本也使不得”，闲置很久了。
除了卫生室和村里的私人诊所，D 村老年人能选择的诊疗也不多。
一直以来，乡镇卫生院被视作农村医疗的中坚力量，根据2021年11月底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数，中国乡镇卫生院共有3.5万个，村卫生室共有60.8万个。在日前见诸报端的讲述中，不难看出，各地乡镇卫生院的医生们正努力应对疫情，他们中的一部分正感受着疫情的冲击。
但在我拜访的这一区域，包括村医在内，人们向上就医会越过乡镇卫生院往县医院走。村民谈及，过去三年，乡镇卫生院更多在搞公卫，“不看病，做了三年核酸”。
我去了三次 D 村上级的乡卫生院，大楼安静，两辆救护车在院里停着。一楼门诊往上，除了工作人员，看不到其他人。二楼住院层，护士站灯火明亮，护士们或坐或站，闲聊着，病房处在暗影里，房门紧闭，异常安静，通道黑洞洞的。
村医李营往往建议人们去县医院。距离村庄 30多公里的县城有三家公立医院，包括一家三甲医院。在这波疫情中，这是村里老年人能够得上的最好的诊疗条件。来这里住院，报销比例比乡卫生院少20%。
我拜访了县里唯一的三甲医院，这里的病床从12月27日开始紧张，楼道两侧全是加床。收治病人不分科室，心血管内科的病房里，除了一位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剩下三位都是“跟新冠相关”，平均年龄80岁，家属说，“医生讲，肺是白的”。
普通病房里，医生给的手段大都是：输液、服药、吸氧、做雾化。
一位12月28日入院的病人家属告诉我，入院没几天，医生说，没有激素了，家人在外面找到8支，“刚把激素用完，炎症控制住了”，医生又说，化痰止咳的药也没了。
在我的跟访中，三石的母亲是为数不多的，发病第三天就被送去县医院救治的老年村民。
他们在县里的三甲医院待了三天，一直输液，“越输感觉越厉害”，医生加了氧气，也打了激素。最后一天，医生下了病危通知，“重症是进不去了，医院治不了，让回去。”
三石拿着片子跑去其他医院，“大夫说，肺已经全白了，拿来也看不了。”
对于“白肺”的治疗，过去几周，北京协和医院、朝阳医院、上海同济医院的大夫们先后提到，可用的手段是吸氧、糖皮质激素，必要时需联合托珠单抗或巴瑞替尼等药物。如果病情危重的患者，需要插管使用呼吸机，甚至接受体外膜肺氧合（ECMO）治疗。
但在这个县城最大医院的ICU里，一台ECMO都没有，进价太贵，一台100-300万，平常用到的机会也并不多。
三石听儿子说过抗病毒药物，但县城的大夫说，自己也没见过，“去市里打听也够呛，只能去北京问问”。
1月初，李营和王家峰收到乡里的通知，附了一条链接：“学习小分子抗病毒药物的使用”。李营打开签到，没细看课程，“这个药长啥样，我都没见到过。”
王家峰听完了课程，他只觉得麻烦，“这个药听说不便宜，在农村会有人买吗？” 最近，村里常用的一种感冒药涨了 5 块，他听了满耳朵抱怨。我遇到的一位村民正是因此转向选择几块钱的退烧针。
03 身病与命病
大流行进入第四个年头，目前流行的奥密克戎毒株变得相对温和，疫苗以外，人类用高效药物、重症医学等多种现代医学的手段，能将它的危害降至最低。
这场人类和新冠病毒的战争，在一些农村老人身上是隐形的，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自然选择的过程。在乡村，不只一位老年村民跟我讲，“扛得过去就扛，扛不过去是命”。
在许多乡村老人身上，疾病被分成两种：身病和命病。
当病毒作用于身上，引起一些轻微的症状时，比如咳嗽或者流鼻涕，他们吃些药，甚至不吃。如果身上的疾痛已经严重影响生活或劳作了，他们会求助卫生室，打退烧针、静脉注射。
李秦就是前文中嫌药价贵的老人，65岁的他和妻子先后生病，妻子没吃药，他发烧，身上痛，当天就去卫生室打针，比输液还便宜，“输个液好几十，打针才几块。”
问他打的哪一种针？他不知道，只觉得有用，上午两点发的烧，打完针没一会儿就退烧了。
李秦并不能理解肌肉注射的风险和副作用，也无法理解这样的操作可能让免疫系统难以发挥作用，只觉得“有用，能治病”，烧退了，他的病“就好了”。
村里，像李秦这样的老人并不少见，三位80岁以上的老人跟我讲述当时的惊险，大都是“一直烧”，“身上没劲儿，吃不下饭”，“最后还是扛过了。”
当村卫生室的手段无法应对新冠病毒的时候，那就是命。乡土的就医逻辑与疾病类型、生计、伦理紧密相关。
三石的母亲被送去了县医院，但姚重没有。
结束上门输液的工作，村医李营当天又返回姚重家劝说，“情况很不好，比前一天还不好，如果今天不送医院的话，熬不过三天。”
“岁数大了么，有点病扛不住了，”姚重的妻子答。
李营说，“不去医院就得准备后事了。”
姚重妻子说，后事已经备好了。
奥密克戎袭击之下，65岁以上的老人被认为是重点高危人群。在距离D村100多公里外的北京，医生们告诉我，急诊和重症里躺的大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在这里，人们认为，与病毒的抗争，现代医学还能最后一搏，我们有抗病毒药物、呼吸机、ECMO。
哪怕资源紧缺和匮乏，城市里的人还能喊，抢药，买呼吸机，找重症床位，渠道五花八门。
但在资源有限的村庄，很多重病的老人无法感受现代医学奋力一搏的力量。
村民们普遍建构了一种解读逻辑：“好多人不想给孩子增加负担，在家养着吃点药。农村不是城里，七八十岁的老头老太太，没有劳动力，城里有医保，有养老金退休金，活一天拿一天钱，所以家里人更愿意救。”
村里人普遍认为，更值得救的是孩子，父母带着孩子去北京辗转求医的故事，带着辛酸、庆幸、骄傲的口吻被讲出，在村庄里，这样的经历我听过不止一个。
探访村庄的当天下午，我收到李营的信息：“那个病人（姚重）病危，快要停止呼吸”。
在河北农村，有一个讲究，人死后，要在门口放三只炮。出殡时，白事儿体面的标志之一是，鞭炮要响。
我走的时候，鞭炮声停了，村庄恢复了原本的生活质地。午后，许多人走出家门晒太阳，放寒假的孩子嬉笑做游戏。整个村庄露在外面，跟疫情有关的，仅有村口三间被废弃的彩钢房，封村时，村民住在里面守着，防止有人偷偷溜出去。
部分受访对象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