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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下滑使中国经济步日本后尘?克鲁曼:更令人忧心

中国人口2022年出现负成长,是61年来首见。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曼认为,这将对中国经济带来双重挑战。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克鲁曼。(路透)

中国人口2022年出现负成长,是61年来首见。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曼认为,这将对中国经济带来双重挑战。

克鲁曼18日在纽约时报专栏撰文指出,许多观察家对中国的统计数据高度存疑,或许更正确的说法是,“中国已经宣布国内人口降低”。无论如何,显然中国人口正在或将要触顶。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众人的顾虑是担心世界面临人口过剩危机,北京政府甚至以“一胎化”政策抑制人口成长。如今,中国人口步向萎缩,有助于减轻地球有限资源负荷过重问题,难道不是好消息?

人口萎缩的经济挑战

就经济层面而论,克鲁曼指出,中国人口下滑将带来下列两大经济管理问题。当局者若能思虑清楚并拿出政治意志力,问题未必不能解决。但北京当局能胜任吗?令人怀疑。

第一个问题是,人口下滑也是人口老化问题。在当今几乎每个社会,老年人都倚靠年轻人奉养。

例如美国有三大社福计划,包括社会安全(Social Security)、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和联邦医疗补助(Medicaid),前两项明显聚焦年长者,第三项的支出也多半花在年长及身心障碍者身上。这些社福计划的财源从哪儿来?终将倚赖工作年龄成人纳税。众人之所以忧虑美国长期财政展望,主因就在“扶老比”(old-age dependency ratio)走高,即倚赖工作年龄成人的老年人口比率日增。

相较于美国,中国的社会安全网更不成熟,但年长者仍依赖政府补助,尤其是公家退休金。而且,中国的扶老比正扶摇直上。这意味未来中国年长者将承受莫大痛苦,要不然年轻人税务负担将大增,或两者皆是。

第二个问题也很严重。一个社会要保持充分就业,支出必须维封在够高的水准,才能跟上经济生产产能。

乍看下,人口下滑,产能随之降低,这任务不就更容易达成?问题是,人口(尤其工作年龄人口)下滑,往往会降低一些重要支出,特别是投资支出。毕竟,假如劳工人数萎缩,就不必盖那么多新工厂、办公大楼等;同理,如果家庭户数减少,就不那么需要大量兴建住宅。

结果呢?其他因素不变下,工作年龄人口萎缩的社会将遭遇经济持续疲弱。

日本经验可作借镜

日本就是明显的例子。日本在1990年代中期工作年龄人口升到顶峰,之后就一直与通货紧缩缠斗,纵使数十年来利率荡到极低也无济于事。其他富国也已开始碰到困扰日本多年的类似问题,只不过新冠疫情爆发后,各国政府采取政策因应燃眉之急、引发通膨窜升,这些问题才暂时搁在一边。

克鲁曼认为,日本对人口下滑问题处理得当,借由赤字支出支撑经济,避免大规模失业。这么做付出了公共债务居高不下的代价(债主大多是国内个人和公司),但未察觉任何迹象显示投资人对日本偿债能力失去信心。

中国与日本比一比

反观工作年龄人口自2015年以来就走下坡的中国,也能处置得宜吗?有充分理由存疑。

克鲁曼指出,中国经济极度失衡。经济成长果实并未让一般家庭雨露均沾,导致消费者需求相对偏低;当局选择以极高的“投资率”—国内投资占国内生产毛额(GDP)的比率—刺激经济成长,比日本1980年代末泡沫时期浮滥投资的颠峰水准还要高出许多。正常情况下,投资未来是好事,但极高的投资发生在人口下滑之际,其中一大部分的投资报酬递减,无可避免。

就在此时,中国经济不就是靠膨胀得离谱的房地产业在苦撑?看来,一场金融危机正等着爆发,只是迟早问题。

克鲁曼说,长期观之,短短数十载,中国就从贫穷的开发中国家跃为经济强权,绝不是省油的灯,若一口咬定北京当局对因应人口问题束手无策,或许并不明智。然而,曾几何时,日本也是傲视全球的经济强权,现在呢?

重点是,经济表现一如投资基金,过往绩效不保证未来结果。人口挑战会不会击倒中国经济?此刻无人知晓。但有充分理由表示忧心。听悲观人士描述中国现况,跟后泡沫时期的日本相似,但中国却缺乏日本那么高水准的社会凝聚力,可让政府和社会推行政策缓和冲击。况且,中国现在是超级强国,有个独裁、善变的领导人,有谁敢示警,提醒尽早构思良策因应?

责任编辑: 楚天  来源:经济日报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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