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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寒:史家的身影如竹影——纪念余英时先生悼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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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先生辞世了。在那个酷热炎炎的盛夏清晨。

晚清以降百年中国新旧知识人传承交融的一曲乐音,于今弦断,倏成绝响。

他留给世界的,是史家的身影。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俗世洪流中硕果仅存的一个传统士人,在民国的军阀混战年间诞生津门,在抗战的烽火中避居皖南乡间,在内战的隆隆炮声中随父北上沈阳,在山河变色的前夕考入北平燕大,在大陆拔帜易帜的翌年南下香江,投拜名师,孜孜攻读,笔论时弊,在维多利亚港浩浩汤汤的海面上,洒下一掬国破家亡的清泪。再后来,扬起心中的歌谣之帆,不远万里漂洋过海负笈美利坚东岸,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埋首书斋,走上讲台,皓首穷经,著书立说,流连于东西方浩瀚的史册典籍之间。

少时的流离,半生的漂泊,长年的感时忧国,数十载的笔耕墨耘、呐喊呼吁,一甲子的凝眸故土历史文化,多少次的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如今,都随着这一副忧深识远的身影的离去,而镌刻在了时光的深处、历史的画卷。

余英时的一生,正是近现代中国的一幅长卷,颠沛,斑驳,光彩陆离,而又动荡起伏。到如今,时间将一切都涂改得面目全非,几度沧海桑田,桑田又沧海。多少的权争利攘、牙笏满床,多少的枪烟炮雨、轻歌舞场,都在岁月无坚不摧的冲洗下烟消云散,徒留后人评说。这个昔日在抗战硝烟中被父亲送至安徽潜山乡下避居的懵懂少年,如今也悄然地退出尘世,坦然地走入历史。

然而,相比于那些喧赫的权势、堆簇的财富、显曜的武功、矜夸的鼎业,乃至于不可一世的政权,他这一生所活出来的,才真正是不朽的。虽历经未来漫长的岁月风雨的洗刷,也不会褪色。我相信。

在各种传媒书刊上,余英时给人的印象是一副慈眉善目、和颜悦色的样子,而不像一些学界名宿那样庄重严肃得让人望而生畏。

但凡跟他交往、接触过的友人亲朋、门生同道、新雨旧知、记者报人,都说记忆中的余先生总是随和亲切、笑容可掬,言谈之间还喜欢夹带几句玩笑,有时候还会放声开怀大笑。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为他举办的追思会上的遗像,也是面色蔼然,含喜微笑。

可是,我仍然觉得在他内心,始终藏着一股深沉、郁结的悲怀,或者说是——悲愤。

为何而悲?因何而愤?

他为自我的流亡、亲友的失散而悲;他为国土的沦陷、民生的多艰而愤。他为华夏文明的饱受摧残、知识分子的群遭迫害而悲;他为文化的激进主义、政治的极权主义而愤。他为传统乡土社会的消亡、淳朴善良民风的失落而悲;他为历史被政治宣传扭曲、文化被意识形态斫丧而愤。他为台湾的威权戒严而悲,为大陆的党有极权而愤。他为港台的自由遭侵蚀、北京的学运遭屠戮而悲;他为故国走上了歧路、世界也为之受毒害而愤。

在他成年之后的大半生里,他都在为中华文化思想基本价值的日渐随风逝去、也为故国转入正途、回归文明之路的异常艰难而悲愤、而郁结。

这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悲愤,思想层面的郁结。对于一个中华文化的守护者和托命人,一个心系中华历史思想、承继中国文化衣钵的文化人来说,还有什么比看到中华文化倾圮、传统价值崩溃甚至文化灭绝更为痛苦的呢?并且,他早就做好了心理上的准备,要与这样的精神痛苦相伴终生。

作为一个自述的“悲观的乐观主义者”,他对有生之年能看到故国的制度变革、文明转型,从来就不抱有任何的希望。而他大半生的潜心撰述、所言所行、呐喊批判,只是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明其道不计其功”、“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传统士人和现代知识人所遵奉的“公开运用理性向全社会发言”的信念使然罢了。

正如他曾题赠给导师杨联陞教授的一首七律,以之表明心志。

诗的头两句是:“火凤难燃劫后灰,侨居鹦鹉几旋回。”

这两句诗的典故,是他多次引用的一段佛经,也凝聚着他为人为文、矢志不渝的一种情怀:

一场大劫难过后,就算是凤凰浴火燃烧,也很难在一片废墟之上重建家园。但是,平生向学、有志于明道弘道的我,愿意效法佛经上所说的那只侨居陀山的鹦鹉,以翅膀沾一些水来,以图灭火。

只因为,我实在是不忍心,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曾经居住过的土地上的历史文化毁于一旦啊。我是明知自己翅膀上洒下的这些少量的水滴,未必能救得了火,甚至于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也一定要献出自己的微薄之力!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纵览中国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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