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这种明道弘道的责任感，存亡继绝、返本归新的使命感，使他能够在任何地方、任何时代都耐得住寂寞，抵得住诱惑，受得住攻讦，不求荣华，不贪富贵，不慕虚名，而长年安心地在浩如烟海的故纸堆里专心研究，发掘史料，提出新说，诠释传统，钩玄提要，如他自己所说的“得到某种程度的真理，把已有的真理向前推进一步”。
与此同时，也在为故国的现当代百年厄运望诊病症，探究药方，以期赓续传统，拯救国魂。
一方面，他要在一个绵长庞杂的故国国史之中，重新去整理、发掘和评估他所心心念念的中华传统文化思想。
他的这项研究工作的参照系，是西方的历史文化；研究的方法呢，也是西方的现代学术理论和方法。
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深邃精致，使他心凝形释；而这个古老文化当中的精华部分，更让他感动惊叹。他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研究心得告诉世界，中华文化的儒释道三大思维系统中，同样也包含有若干普世价值的意识。
比如，华夏本土千年以来所传讲的“道”，就类似于以色列的宗教、古希腊的哲学；它所表达的，正是承认人类共通的价值、人道主义和尊重人类尊严。
另一方面，他继承了清末、民国学人的问题意识，即中国的国家方向和现代化问题、中西文化之争和融合问题。
具体来说，20世纪的中国究竟会不会亡国？中国文化会不会消亡？中国怎么样变成一个现代的社会，或者说，如何走上现代文明的道路？中国文化如何和西方文化走向融合？
对这个问题，他的导师钱穆主张“中学为体”，他的学界前辈陈序经等人提出“全盘西化”。“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他，偏偏选择了另一条路径，“我认为中国传统是既存事实，不可能完全抛弃，只能逐渐改进，而现代中国也不能不接受某些普遍价值，一定程度的西方化也无法避免。”他在这里所说的“西方化”，是他的毕生信念：民主、自由、人权、宪政、法治等普世价值。
作为一个心存“问题意识”的学者，在他长长的一生著述生涯中，伴着青灯黄卷、案头稿纸，他陆续地完成了一部部以思想史和文化史为主、兼具原创性和系统性的中英文著作、学术论文。
他的学术关注，从上古、中古到近现代，几乎横跨了整个一部漫长而连续的华夏历史。大凡上古时代、三代、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到宋元明清的思想史，再到近现代思想史和知识分子问题，他都下过一番苦功。
更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著作论文有诸多的原创性洞见、论述。这里举例于万一，比如说，他发现了中国思想史的几次重大突破，均发生在王朝更替之际（如春秋战国之际、汉晋之际、唐宋之际、明清之际），并对此大处着墨、悉心剖析，如庖丁之解牛，如拨云以见日。
长年伏案的他既是在握笔书写，也是在深情对话。他在书斋中与自己对话，与古人和今人对话，与记忆中的皖南少时村庄对话，也是在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当代情势对话。经由这些对话，他的著述给学术思想界、给很多海内外读者带来了醍醐灌顶的冲击、甘露洒心的启发、豁然开朗的领悟。当然，也给这个世界，留下了研究和理解中国思想文化传统极其重要的一把钥匙。
带上这把钥匙，能够打开一扇扇古老而幽深的门，然后眼睛为之一亮，从惊奇的瞳孔中可以看到：中国文化思想传统的源头活水、演进历史、内在规律、清魂精魄。
这真是一座丰饶的学术文化矿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