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为了祖国的“美好未来”而响应共产党的号召，纷纷投身于“争民主、争自由、求解放”的斗争行列。我父子俩，也跻身于这一行列。
那时有一句最响亮的话，叫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句话，在今天来说，人们会不以为然，可在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那简直就是一种震撼，一种号角，一种神往。我父子两人，就是在这种“震撼、号角、神往”的激励与感召下，以身家性命为代价而追随共产党投身“争民主、争自由、求解放”的武装斗争的。
那时候的我们，可真是充满了激情。因为中共领袖毛泽东，总是在大谈民主、自由，他的许多关于号召建立民主、自由、幸福、美好的新中国的讲话和著作，让无数中国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他高高举起反对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党的民主大旗，更是大得人心，他说：“中国人民已经深刻地认识它（一党专政）的罪恶，很自然地要求立即废止它，在中国已经没有一个人还敢说‘训政’或‘一党专政’有什么好处，不应该废止或结束了……”。中共中央和新华日报，也常常发表文章赞美和宣传西方民主。尤为让人推崇和向往的是，那时候在中国大地上，哪里有迫害、有暴行、有不公，中共便开动一切宣传机器谴责、声讨。让广大的、深深渴望民主自由的中国人深受鼓舞，并毫不怀疑地认为：将来中国共产党一旦执掌政权，中国将有望从此结束一党专政，从此走向民主、宪政、共和；从此不再有迫害、有残暴、有不公；从此可以过上自由、幸福、美好的新生活。
无数中国人、包括各个阶层人士，就是怀着这样的推崇、向往而自觉自愿地追随共产党的。具有朴素民主主义理念的家父李忠邦，也是其中特别热衷的一员。他在遵循“忠孝传家”的祖训引种文山三七成功、继而经商致富后，一直在乡里致力办学，抗暴安民，支持学运，伸张正义，因而成为远近闻名的开明乡绅。加之，家父是原国民革命军第60军军长万保邦将军之侄女婿，受万将军的影响和委托，在屏边东部地区，做了大量的分化土匪、联络乡绅的工作，致使其名声越来越大。那时候，中共云南地下党看准了我的父亲，当我还在小学六年级读书时，就有许多我们只知道绰号的诸如“青蛙”、“小蚊子”、“洋水桶”、“白面书生”等等以下乡教书为名的、以做生意为掩护的、或干脆就说是我家远方亲戚的地下共产党人，便陆续出进我的家。家父向来喜欢广交朋友，他很热情地接待他们。最让父亲喜欢的是，这些不速之客都显得很有礼貌，很有学问，说话很新鲜。特别是他们的关于“一切恶势力都是社会腐败的象征”、“要想铲除恶势力，必须推翻旧社会，推翻独裁统治，建立民主、宪政的新中国”等方面的谈论，很能吸引我的父亲（因为我父亲一直在与各种恶势力作斗争）。所以，父亲很乐意帮助他们，为他们去办他们要办的事情。哪怕这些事情办起来有难度，要担风险，弄不好会杀头，我父亲都在所不顾，都在尽力而为。这些不速之客也常常流露出对我父亲的感激和钦佩之情，他们说他们很早就听到了关于我父亲在地方上仗义抗暴、惩治歹徒、与各种恶势力作斗争的传说。至于“李忠邦智打贪官”、“李忠邦单枪匹马救少女”、“李忠邦威武神算惩恶贼”等等当地人大都知晓的故事，他们还当着我父亲的面讲了一遍又一遍。他们还送给了我父亲好几本父亲非常爱看的书……
正是在这些人的影响下，家父组织民众武装参加了由民革中央领导的、以万保邦将军为总司令的反蒋武装起义。这支由中共华南局同民革中央秘密商议创建的反蒋武装——滇黔人民自卫军（简称民卫军），先后同国民党26军、第8军进行了大小战斗一百多次，付出了重大牺牲。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兵团司令员陈赓将军也这样说过：“云南的和平解放是因为民卫军的起义，它吸引了敌军的主力和注意力，使边纵有机会发展壮大；因为边纵的发展壮大，才促成了云南的和平解放。”家父李忠邦是民卫军最有实力的第三团团长，在民卫军攻打蒙自严重失利的情况下，他率领第三团，在阻击赶来的26军先头部队和保安团、掩护民卫军总部向金平方向边战边撤退、保护万将军向文山安全转移等战斗任务和秘密行动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李忠邦因此成了26军悬赏缉拿的“通共匪首”，我的家三次被抄，我一家老小常长年逃难于深山老林。
蒙自会师后，出任蒙自地区军管会主任的四支队政委饶华找家父谈话，除了对家父投身边纵以来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赞扬和充分肯定外，主要是要交给家父新的任务。饶说：“屏边土匪历史上从未剿灭过，现在仍十分猖獗。考虑到屏边剿匪任务艰巨，你对屏边情况熟悉而且享有声望，经支队和军管会研究决定，以独立大队原班人马为基础，临时组成‘屏边剿匪大队’，由您任大队长，立即开赴屏边剿匪，我想先听听你的意见。”听了饶的话，父亲几乎是未加思考地回答：“我没有什么意见，只要是我本人和我的部队使得上力的地方，我都会尽力而为。”饶对父亲的回答表现出掩饰不住的高兴：“好，太好了，屏边方面有你去，我们也就放心了。”
接受任务的第三天，家父便率领着临时组建的“屏边剿匪大队”返回屏边剿匪去了。至于在此剿匪过程中所经历的复杂、惊险和特殊困难，就不在此陈述。这里，我要说的是，就在屏边剿匪刚刚接近尾声，家父便突然遭到逮捕。没过几天，就被枪决了。直到后来平反我们才知道，不仅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连起码的报批手续都没有。一个曾在地方上做过许多好事、远近闻名的乡绅，一个被国民党26军悬赏缉拿的“通共匪首”，边纵副团级指挥员，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处决了。
这里，还要说明的是，如此下场的不止是一个李忠邦，还有李忠邦下属的近20人。原民卫军除万保邦将军之外的所有中、上层干部，都无一幸免地被打入另册，其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指挥员，都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刀下鬼。就连万将军的胞弟万保伦及受周恩来器重的原黄浦军校的教官、民卫军总参谋长万梦麟也被枪决。边纵十支队蒙屏护乡团绝大部分屏边籍的干部（包括当时正担任着屏边县公安局局长和第一区区长在内的近30名），均在一个早上被当作反革命抓了起来关进大牢。在云南，诸如这般下场的比比皆是。
父亲被处决后，我的家人一律被扫地出门。这时，我正在十三军文工团工作。也正在这时，为发动部队抗美援朝，我所创作的《朝鲜战场见》一剧，在十三军全军文艺会演比赛中获剧本创作一等奖，我因此被定为送去驻校学习的培养对象并即将动身。可是这时，一个晴天霹雳突然向我袭来，十三军保卫部收到寄自屏边东区的一封信函称：“我区有一个大恶霸地主的儿子名叫李国仆，现化名李斌，已混入贵部文工团。其父李忠邦因有血债，罪大恶极，已被我人民政府镇压，特此函告。”（注：“李斌”系打游击担任军事联络员时部队首长为我取的名，目的是为了保护我，并非个人行为）。与此同时，又有人在文工团大门口检到一封诬陷我已购得一批枪支弹药、通知家人到开远接运的信，我因此被捕入狱。两个月后，因查明此信原是本乡一个逃亡地主受人指使所为，我才得以释放。
这次入狱是我一生中第二次坐牢。第一次是在学校参加学生运动，而且是学运中“最不安分守己的危险分子”，被国民党地方当局逮捕关押在文山平坝监狱。后经地下党帮助援救出狱后而直接参加边纵打游击，蒙自会师后转到十三军文工团工作。今天设身处地地想想：第一次坐牢并不冤枉，既然你在处心积虑地煽动颠覆国民党政权，国民党让你坐牢，这完全是天经地义的事。可第二次所坐的却是我一心追随的共产党的牢啊！而且，案件查清我是无辜的，没有人表示过一声道歉，还被决定“转业”回乡。
回乡后，我被安排到一个边远少数民族山区小学教书。对此要说没有想法，没有思想包袱，不真。但我不甘心就此沉沦，反而激起一种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的拼搏精神。经过三年多的努力，我把这所原为一师一校、一块破旧黑板的山村小学，发展成了让中共屏边县委、县政府以及教育界同仁都刮目相看的中心完小，因此顺理成章地被任命为学区校长。不到两年，那场全国规模的“肃反运动”开始了。在这场运动中，我虽未被打成反革命，但已领受到了反革命的“待遇”。肃反结束后，屏边当局根据中共蒙自地委下达的“凡本人或家庭有重大问题的，一律不得留在领导岗位”的文件规定，撤销了我的学区校长职务，调到另一所小学任教。一年以后，那场以言治罪的“反右运动”接踵而至。在屏边整风领导再三动员、精心安排我大会鸣放后不几天，一顶早已为我准备好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帽子，便重重地扣在了我的头上，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一去二十一年，九死一生。
父亲被杀、妻子离婚、孩子离我而去，典型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究竟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父子认定共产党、毛主席会给中国带来民主、自由、幸福、美好而不惜身家性命痴迷追随，却落得如此的悲惨下场？
对这样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问题，我一直苦思而不得其解。直至近十几年来，陆续读到一些真实历史，看到一些本来面目，听到一些能指点迷津的声音，才让我从迷茫中慢慢走出来。但这毕竟是个很严肃的问题，本人才疏学浅，说不清道不明，故寄希望于史学家们能够拿出让人信服的研究结论，也寄希望于所有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国人、特别是一些知识精英所作的还中国历史本来面目的努力。当然，我们这些有幸活着的罹难者，也责无旁贷地有着一份带着历史伤痛、深入反思历史的责任。
对此，我认为李曰垓先生“卸磨杀驴”的见解，很有独到之处，甚至不失为一种突破。他是这样说的：“因为他们认为所确定要残害的对象，是不可能接受‘斯大林加秦始皇’的专制体制的革命者。上世纪30至40年代末期崛起于滇桂黔大地这一代知识分子，是踩着抗日救亡的时代鼓点而走在历史前列的志士仁人……因此，在决定要建立斯大林加秦始皇体制的人看来，与其让这些具有五四精神和民主理念的人成为建立独裁专制的障碍，不如先行铲除之”。
多么精辟！历史不正是在这样证明着李曰垓先生所言的正确吗？其实，人们只要稍加回顾，便会清楚地看到：当共产党在全国夺取政权不久，毛泽东便逐步走向他所标榜的民主自由的反面，把他过去的一切主张和承诺，通通抛向了九霄云外。本文一开头的那许多由衷的推崇和称赞，今天看来，那无非是由于自己的愚钝，不识其真面目而对毛泽东高超表演的盲目喝彩罢了。事实是“新中国”成立不几天，毛泽东便独断专横地废止了受到各阶层广泛拥护的、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飞扬跋扈地公然玩起了“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绝招，一以贯之地实践着他年轻时所写的“独坐池塘如虎踞，杨柳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出声”的《咏蛙》诗中的那股霸气，肆无忌惮地大步走向了以暴力为后盾的反民主宪政的道路，利用“反右运动”，在完全剥夺了全国人民的言论自由和表达权利的同时，“舆论一律”地进一步欺骗、蒙蔽人民为他的旨意鸣锣开道，掀起一波接一波的阶级斗争浪潮。其目的是用强制力量消灭不同声音，消灭异己思想，以维持其暴力威慑态势，阻断中国的民主进程，加速实现他的皇权专制梦想。
正因为中国有了这样一个“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一个“吐辞为经、出言是法”的“斯大林加秦始皇”，大到国家、民族、社会尚且都被强暴、被糟踏，我父子俩作为小小老百姓有此悲惨遭遇，也就不足为奇了！
写下这些，无非是为了给后人留下一段真实的历史，给人们一些提醒和警示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