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博奕》新书封面
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默顿･米勒奖得主、2006年被《华尔街电讯》评选为华人十大经济学家，现为香港大学经管学院经济学讲座教授与亚洲环球经济研究所所长的陈志武教授，继2019年推出的《耶鲁最受欢迎的金融通识课》和2020年出版的《受用一生的耶鲁金融投资课》两本畅销书之后，2023年初再推出《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博奕》新书。前两本书各厚达461页和569页，新书加码至796页。前两本顾名思义都在教授一般大众认识金融和利用金融投资，新书说的是“人类文明的推演”这个大课题，看似无关金融，是用经济学视角解释人类社会的进化，用风险与博奕来剖析和理解人类文明，其实骨子里还是讲述金融。
浅说文化、文明
在前两本书里，陈教授已明确指出“金融的本质是价值的跨时空交换”，且从金融的起源讲起，透过我们生活中和历史上的各种案例，阐述了金融的意义和价值、普惠金融、债券市场、基金市场、股票市场、金融衍生商品等与人们一般生活紧密相连的内容，已经隐隐约约触及人类历史和生活的演进。这本新书就大开大阁诠释人类的演化，而以“文明的演进逻辑”作为主题探寻其来龙去脉。
翻开一般字典，“文明”是指“人类进步的状态”，而“文化是文明所表现的典章、制度和教化”。根据《辞海》的说法，文化乃“文治教化也”，而《剑桥百科全书》，对文化的定义是“一个群体的生活方式，内容包括后天逐代相传的行为模式以及思想，诸如群体的信仰、价值观、语言、政治经济活动，以及器具、技术与艺术形式(后四者即所谓的物质文化)”。虽然没有一个标准定义，但也有“人类社会由野蛮而至文明，其努力所得之成绩，并表现为科学、艺术、宗教、道德、法律、习俗、习惯等，其综合体，则谓之文化”的一般用语。或者可将文化的内涵定义成“人类生活的全部”，而由文化的内涵与结构的观点，大致上也可将文化区分为器物、制度与理念三个层次。
器物与人类食衣住行育乐的具体生活有关，而科技已大幅提高人类器物生活水准，制度是指一个社会的典章规范与风俗习惯，藉以维系群体关系的稳定与秩序，至于理念，是指人生的理想与观念，如一般所理解的“真、善、美”，甚至于更高层次的“真、善、忍”，透过文学、艺术、宗教、哲学、信仰，得以保存与发扬。在历史演变过程中，“衣食足而后知荣辱，富而好礼”无疑是正面发展，而“饱暖思淫欲”则是负面走向。中国半神文化五千年悠久历史曾孕育出“忠、孝、节、义、仁、义、礼、智、信”等等的伦理道德，其目的无非要让人民的生活福祉提升，不但一代一代永续发展，而且要愈来愈好，且“物质”和“精神”都应兼顾。不过，人类实际演化过程并不一定朝向正面发展，也不容易以具体数据“量化”。
这本《文明的逻辑》就在探寻人类从数万年前古怪又混乱的原始人，进展到21世纪井然有序现代社会文明人，呈现出秩序战胜混乱、文明战胜野蛮。究竟一代又一代的人类做对了什么创举？作者由如何度量“进步”和“倒退”的“评估量尺”之选择开章，选用传统的“生产力”(productivity)和他自己新加的“风险应对力”(亦即应对风险的能力)这两把量尺，并用经济学的“成本效益评估”工具，来完整地解读人类文明化进程。作者无疑更偏重“风险应对力”，认为在人类历史长河中，风险是文明更重要的催化剂。
风险应对力催化文明
本书以十二章循序渐进剖析，以“风险惹的祸：为什么古代人崇尚暴力？”开文，接着依序就“风险催生的定居农耕”、“迷信作为秩序的起源”、“把婚姻当成避险工具”、“礼制与家秩序”、“宗教兴起与避险逻辑”、“基督教排斥金融和反犹的历史”、“商业市场与文明化”、“海上丝路与全球化的兴起”、“金融市场与文明化”、“风险、福利与国家的起源”，以及“文明化进程走向何方”等等课题，以“人类与风险的博奕历程”为线索，使用资料量化分析和文献研究分析，经由我们熟悉的创新、商业、金融等现象与历史，用详实的资料与资料分析探索文明演进背后的内在逻辑，由“风险应对力”这把新尺规，来帮助我们更完整地解读人类文明化进程。
如作者在最后一章“文明化进程走向何方”的最后所言：人类上万年的文明化探索中，生存风险经历多次转型，而每次又因风险挑战催生出新创举。先是“自然风险”开启早期文明化，气候风险迫使人类放弃狩猎采集的原始生活，发明各类迷信与定居农耕。“自然风险”也催生了婚姻、家庭、家族、宗族、私有财产、国家，并将无组织的松散迷信转型为组织化宗教，这些创举加在一起，大大地提升了人类的风险应对能力，促成暴力的持续下降。到了中世纪后期，特别是欧洲新教改革之后，金融市场加速发展，给人类提供更多的分摊风险、实现人际合作的工具，逐步取代过去基于婚姻、家庭和宗教的避险互助方式，也从此开启了“人造风险”时代，这也就是“金融危机风险”，而且失业风险、经济危机风险这些人造风险也伴随而来。为了因应这些人造风险，19世纪创造了“福利国家”和“中央银行”，1930年代末又出现了“凯因斯主义”，由政府来“创造有效需求”，于是“大政府”应运而生，而“福利国家、货币国家、财政国家”的现代政府全权管控并消除人造风险。同时，婚姻、家庭、宗教等传统组织与生活方式逐渐式微，人们在探寻新出路。
“大政府”腐蚀文明
陈教授最后提到，无论在北美还是亚洲、欧洲，打开电视和其他媒体，或者参加论坛研讨会，看到、听到的建议多以“政府应该……”，而不是以“民间应该……”的句子开头，把责任和出路都推向政府，而不指望民间自做创举。长此以往，文明进程只会延续工业革命以来的趋势——资源与权力更多集中于现代政府之手。陈教授自问：“这对人类文明化进程和风险应对能力是祸还是福？”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祸”，毕竟政府是由“凡人”组成，无法成为无所不能的神，而且“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化”。举例而言，“气候变迁”是多年来热门话题，2022年11月6日至18日第27届联合国气候峰会在埃及举行，大会同意设立“损失和损害基金”，联合国秘书长认为是“向正义迈出了重要一步”。不过，这可能是催生了一个世界级的政府、世界级的税收机构和世界级的管理体系，来重新分配财富，让穷国和富国的中下层人民承受不必要的负担，因而被认为是类似于全球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毕竟气候变迁及其成因，在学术界和科学界仍争议不休，而联合国的官僚们不顾反对派科学家的强烈呼声，就强行推出这样一个征税、花钱、滋养官僚主义和跨国浪费的基金协议，而且相信人工可以改变气候、改变地球大气的运行、改变地球气候的长期运作模式，并主导未来地球气候的转变和走向，这和当年中共领导人喊出的“战天斗地”，“我们一定要战胜大自然”不是很类似吗？
关于气候问题，木身就是偏颇、谬误、存在巨大争议，但左派大政府主义者，却在误导民众，让人们判断错误。以“节能减排”来说，政治目的和利益驱动都非常明显。当然，人类应节能，但应是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而非减少用或不用。毕竟人口还在增加，必须使用能源，不可能降低能源消耗，“减排”应是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扯到碳排放或气候问题，显然是有人在模糊概念、误导民众，尤其当由而引来的国际强制，以增税、加大国际官僚主义、膨胀世界政府，或者劫富济贫、中饱穷国官僚阶层的腐败私囊。难免走入歧路，可能引领人类世界步向国际共产主义之路。
回归传统拾回伦理道德
至于社会福利、福利国和政府垄断货币，奥国学派学者早在1940年代就担心前者会是通往“奴役之路”，而政府垄断货币，早被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海耶克(F.A. Hayek)严厉批判，认为货币遭到政府无耻的摧残，以致货币竟然变成延远的人类合作秩序当中，干扰各种自动调适过程的主要乱源，甚至于更被指责为“国家偷走了我们的钱”呢！当今流行的政府“大撒币”量化寛松(QE)政策其实是“五鬼搬运”的“窃盗行为”，将升斗小民的钱搬到巨富手中，就是政府独占货币的后果。货币本是“交易媒介”，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是“承诺”或是“信用”，也就是“伦理道德”，一千多年前唐玄宗开元时期的宰相张说七十多岁时写出的〈钱本草〉一文，就明说需以“道、德、仁、义、礼、智、信”煎熬，才会是“良药”，否则会是“毒药”，而如今“金融病毒”的出现，可以得知金融圈的道德之败坏，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耶鲁大学教授席勒(Robert Shiler)就明确指出，要让社会继续前进的“金融创新”，必须将优良的道德融入华尔街文化。至于凯因斯的“政府创造有效需求”，正如他的名言“在长期，我们都死了！”(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是“活在当下，没有明天”的政策，怎么可能让人类文明持续呢？
其实，由“置于死地而后生”、“生命是会自行找寻出路的”之话语，可知“自由人”会自发创新来克服困境而向上提升，而大政府的本质是极权主义，不只会让人类进入“奴役社会”，甚至走向“毁灭之路”呢！何不大家齐力拒绝所谓的“现代社会进步观念”这种无神论思想，回归“敬天敬神”、找回“伦理道德”做个“真人”呢！
回头再看这本《文明的逻辑》，是陈志武教授花费十六年的岁月，在诸多研究人员协助下完成的呕心沥血巨著，文笔流畅，资料扎实、丰富，由其独创的“风险应对力”来诠释人类的文明史，提供我们深思人生，很值得一读！
（作者是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