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前夕，中共当局再次提出要大力治理工业污染，且重点放在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沿岸的各省工业园区，然而此举与中共稍早提出的2023年大力推动经济复苏说法完全对立。中共要想快速复兴经济，势必带动“两高一低”项目增加；而治理污染带来的高成本，必然使大批中小企业无法维持运营。
2月16日，中共生态环境部召开了2023年中国生态环保会议，声称要加大力度推动土壤和水污染治理。而此次治污行动的主要目标是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沿岸的省区工业园区水污染、黄河流域展开矿山遗留废物以及农用地土壤的镉等重金属污染。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会上承认，加快经济复苏这可能带动中国的“两高一低”（指高耗能、高污染、低水平）项目增加，以及使企业违规生产和排污情况加剧。
他表示，过去三年受疫情的影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特别是2022年受Omicron病毒爆发以及俄乌战争等影响，市场主体生产经营困难，经济社会活动整体减弱，污染排放也有所缓和。现在要加速经济复苏，就使环保治理工作面临巨大压力。
鱼和熊掌不可能兼得
去年5月，中共国务院发布了一个治污方案，区域集中在中国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针对目标是石化、涂料、纺织印染、橡胶、农药、医药等多个行业的有毒物质生成与排放。
这一目标地区正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涉及行业也多为当地的支柱产业。如果要减少这些地区的工业污染，必然会增加当地企业的治污成本支出，大量中小企业将难以维持运营，给相关省的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
比如，珠三角地区的广东省在2022年制定的支柱产业中，就包括了化学品制造、纺织业、皮革制品、造纸业等高污染产业。
据官方数据，2021年，广东省的服装、家具、造纸、玩具、日化产品、塑料制品、陶瓷、日用金属制品等轻工纺织产业的增加值达到1.24万亿元（1784亿美元），占到广东省当年GDP的10%左右（12.44万亿元，约合1.8万亿美元）。
而包括了水泥、建材、陶瓷、剥离、铝材、铜材、稀土发光材料、树脂、涂料、塑料材料、电子化学品等产业在2021年的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2402亿美元），占到广东省GDP的13.4%。
这些行业不仅贡献GDP，还提供的大量的工作岗位，尤其是雇用了大量的农民工。
另一个中国的重工业大省江苏省，在2022年GDP为12.3万亿元（1.77万亿美元）中，苏州市的生产总值为2.4万亿元（3453亿美元），占全省GDP的近2成。
而苏州市拥有多家炼钢厂；此外，该市还拥有冶金、纺织、化工等高污染产业。另外两个领跑该省工业生产总值的城市——南京、无锡的产业结构都与苏州类似。
在黄河流域（包括内蒙古、山西等省），除了拥有大量矿藏，包括煤矿、稀土矿以及其它矿藏外，还拥有稀土加工厂、煤电厂等高耗能高污染产业。
即使这样，中共生态环境部的会议通稿仍强调，今年对中共极为重要，必须稳住经济大盘。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配合中共的“事业大局”。
中国生态环境破坏严重难以恢复
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进逐步进入工业化高速增长的阶段，城镇化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但是，随之而来的环境污染并未得到解决。
中共当局今年2月份的报告说，对中国24.5万公里河流和湖泊岸线展开排查，查出16.6万个排污口，即每隔1公里多就有一个排污口；长江和渤海沿岸查出至少有2万个污水直排、乱排的水口。这些污染物进入河流，再流入中国重要的五大淡水湖地区，污染到农作物；或是渗入地底，污染地下水源。
另外，中共政策推动下的高强度经济开发破坏了中国的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黄小赠在2月的一个例行新闻发布会承认，中国湖泊生态保护面临的两大困难。一个是地面污染严重，遇到降雨天或是汛期，大量地标污染物流入河湖；二是长期高强度开发使得中国的河流和湖泊周边缓冲带面积大幅减少，导致部分湖泊生态系统失衡，蓝藻等灾害进一步扩大。
例如，太湖所在地江苏省的公开文件显示，流入太湖的15条主要河流总磷污染都超标，太湖的磷污染严重，蓝藻泛滥。2017年到2021年，太湖超过300平方公里面积的蓝藻爆发就出现了80次。
湖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吕文艳曾透露，湖北的湖区多年来进行高密度围网养殖，造成湖泊底泥中污染物浓度普遍偏高。
吕文艳说，人为的建堤坝围湖，隔断了子湖与大湖之间的联系，阻隔了水体之间的循环流通，湖泊功能与调蓄能力大减；同时，急流、浅滩等生态环境减少，湖泊生物种类趋于单一化，生态系统功能受到影响；而外来物种则大量蔓延。比如洪湖，每年投入数百万资金打捞这些生态破坏物，也无法杜绝。
独立撰稿人诸葛明阳3月9日表示，“其实中共自己知道，真治理污染，经济就发展不起来；不治理，舆论上又不好听。各级官员要的是政绩，偶尔杀只鸡也是给老百姓看。像这类宣讲，与其说是政治任务，不如说是政治作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