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季羡林任北京大学东方语文学系系主任。他早年留学国外,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文、法文,尤精于吐火罗文(当代世界上分布区域最广的语系印欧语系中的一种独立语言),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
古人所说“士可以杀不可辱”,到了共产时代变成既可辱又可杀。季羡林与大多数知识分子既在六〇年挨饿,到了六七年后整整十年间又挨打又挨杀,一个个都生不如死。
文革初期,红卫兵在多次抄家中找到了季羡林他的罪证:(一)在一个竹篮子里有一堆还没有烧尽的信;(二)他老婶母的枕头下藏有一柄菜刀;(三)有一张石印的蒋介石与宋美龄的照片。这三条罪可大可小,大到可以立即就地正法,乱棍打死;小到必须被拳打脚踢,耳光相向,凌辱漫骂,背曲腰弯。
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开始,季羡林几乎天天被打被批斗。家不但被抄,而且完全被毁,在红小将打砸抢下,家中已无一件可用的物品,也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于是季羡林决定服安眠药自杀。
可想自杀谈何容易。就在季羡林决定求死之际,红卫兵突然上门把他双手反扣、卡住脖子押去批斗。他们把季羡林带到北大最大的聚会场所,命他面壁站立,与其他牛鬼蛇神一样低头认罪。在认罪的行列中,不断听到红小将的喝骂声及打耳光的声音。终于季羡林也重重挨了几个耳光,打得他满嘴是血,接着背后又挨了一记重拳,然后腿上又被重重踢了几脚,他想转头看看打他的是谁,一口浓痰吐在他脸上。有人高声喝叫:“不许乱说乱动”,季羡林立即低头不敢再看,也不敢抹去脸上的浓痰。
季羡林的忍耐仍然得不到红小将的欢心,接着下来便押他站上批斗台,要他弯腰、低头,并再命他“往下弯,再往下弯”。他支持不住,以双手扶膝,却又招来一顿拳打脚踢,红小将不准他扶膝,也不准他张望。但从批判的声音听去,他只是陪斗,被批斗的主要人物是更大的“反动学术权威”。
季羡林在被批斗时,最害怕的就是游斗示众。军人、工人阶级与红卫兵联合组成的造反派在第一次游街示众时,把他押上一辆敞棚的车上,车子进行中,群众夹道观看,兴高采烈,但脸上充满对季羡林的刻骨仇恨。他们向季羡林挥拳,往他脸上吐痰,用石块向他投砸,把季斗得昏头转向,不辨东西。他不明白大家为什么会这样仇恨他。好不容易挨完游斗,车子还不知在何处停下,他睁大眼睛想看看自己身在何处,突然被身边一名大汉,飞腿踢中他的后腰,把他从车上踹了下来,跌爬在地上。没有想到,他刚想爬,一名工人阶级的汉子冲上来对着他的脸猛击一掌,当场把他打得七孔流血,又跌到路上,此时突然听到有人喝叫:“滚蛋”,季羡林如闻纶音,立即连爬带走离开,但已混身血汗。
第一次批斗所受的凌虐,居然打消了季羡林自杀的念头,他想:这样重大的打击,他还可活下来,今后还有什么不能忍的,何必求死,他相信会熬过去。
接着下来是一次比一次厉害的批斗,季羡林尝够了“祖国母亲”加在他身上的惩罚,为了应付批斗,他开始锻炼身体去对抗侵害。他回到睡觉处,自行练习喷射式——低头躬身、两臂后伸、弯膝曲腿。果然身体抵抗力增强,即使被斗三小时,姿势不变,晕而不倒。在此之前,他只需被斗半小时就腰酸腿痛,浑身汗水,身体摇动,脑袋发胀,两眼发黑,耳朵轰鸣,最后是不支倒地,被造反派上来踢打,骂他装死,使他受到更多的皮肉之苦。
被斗挨打两年之后,季羡林被送去劳改。他以为劳改虽苦,总不致每天受辱挨打。没有想到任何一个所谓革命群众都可以在路上碰面时鞭打他,看他不顺眼,随时可被掌嘴,踢屁股,弄得季羡林在劳改期间不敢走大路,只敢贴着墙边走阴暗潮湿的小路。尽管这样小心,还是逃不过殴辱。
某次,季羡林走小路,被一枚钉在木板上的钉子插入脚底中间,钉尖深入,拔出来后血流如注,造反派见了,不但不同情,还勃然大怒骂他,并要他滚蛋,然后又把他调去煤炭厂劳改,由当家的工人看管。工人在那些弱不禁风的知识分子颈上挂一个十公斤重的大木板,上面写他的歪倒的名字,然后再押到台上批斗,所有被送去煤厂劳改的“反动学术权威”,形容煤厂是阎王殿,十分可怕。季羡林每次从批斗台下来,变成了一块没有知觉的走肉,被工人大众像死狗一样拖来拖去,没有知觉,也不知人间还有荣辱。他实在不明白以整人为乐的工人还有没有人性!
在严重迫害折磨下,季羡林病了,而且病得不轻,睾丸肿得像小皮球,两腿不能并拢,既不能走路,也不能站立,他爬去医院求诊。医护人员因为他是黑帮,拒绝为他治病。没有想到,后来慢慢就痊愈了。
过了不久,季羡林又被送去牛棚,牛棚内也是地狱。他被迫每天背毛语录,如果背错或背漏,就会遭到毒打,并被诬为反毛。他目睹一位地球物理系的老教授因背错语录,被打得鼻青眼肿,还有一名学者因背错语录,被当众打耳光,并命跪地向毛磕头求恕。
有一位西语系归国华侨老教授,重病在身,起不了床,造反派要他躺在床上接受“改造”,最后被活活打死。在牛棚内有不少人自杀、有不少人发疯。而这些人都是留学欧美名校的硕士、博士。当年都以为中共令“中国人民站起来”而向中共靠拢,投入中共怀抱,结果均死于非命。
在文革十年中,被整死反而是一种福气,因为活罪更难受。所有在牛棚内的教授、学者,走路不可抬头、不许翘二郎腿,更不准笑。长期管制下,他们一个个低头、并膝,甚至完全不会笑,因为一笑就会被打被辱。笑变成一种罪过,甚至是可能致命的理由。长期下来,这些饱学之士,即使活着,也生不如死。
最令人难堪的是造反派戏弄牛棚里的男女学者,强迫他们喝尿吃屎、饱痰罐水。如有不从,就拳打脚踢,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脚。季羡林就经常碰到这种事。
某次,季羡林在牛棚中准备睡觉,突然外面有一人喝叫他的姓名。他立即放下手中一切,赤脚跑出去报到,发现是一个姓张的学生叫他。他跑上去向学生鞠躬,没有想到张姓学生喝叫:“喊你为什么不出来?你耳朵聋了吗?”
季羡林回答说:“我不是出来了吗?”季羡林还没有说完,就感到脸上和头上一阵热痛,原来这名学生以胶皮包裹的自行车链条迎头打了下来,接着全身挨了十几下,每一下都打向致命地方,尤其集中在头部,把季羡林打得脑袋嗡嗡响,眼前冒金星,甚至不敢躲闪,直打到混身钝痛、火辣、麻木,将晕倒之际,耳边听到了一声“滚蛋”,他就连滚带爬逃回牛棚内,后面惹来一片嘻笑哈叫之声。季羡林惊魂未定,检视身体,发现眼肿了,五官流血,手脚打木了,好在骨胳未断,只是外伤。
最叫季羡林难忘的是“解放军之怒”。某次,一名“解放军”讯问他,他的反应慢了一点,便被视为顽固抗拒,“解放军”拧住他的胳膊把他押进一座楼内,楼内全部是工农大众、小将学生、“解放军”头,他们叫口号、念语录,震耳欲聋,接着拳头如雨打在他的身上。这些自称不要人民一针一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此刻却差一点要了季羡林的命。
这种非人生活一直延到七〇年代,毛死江囚之后才得到平反、宽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