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时任新亚书院院长的钱穆在院庆晚会上行拱手礼
在民国知识分子中,有两位大师一定要提及,一位是傅斯年,一位是钱穆。前者是20世纪中国史学界、国学界当之无愧的天才、奇才和大师级人物,有人甚至将其与另一位国学大师陈寅恪相提并论。此外,他富有激情、刚烈、嫉恶如仇的性格,更是在知识分子中少见,人送“傅大炮”的称号。后者亦在史学领域颇有造诣,与陈寅恪、吕思勉、陈垣并称“现代四大历史学家”。他还在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传播中华文化。
有意思的是,傅斯年、钱穆是中共前党魁毛泽东公开点名批评的几个著名文人之一。1949年8月,毛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称他们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控制”的“其中的极少数人”。
为何这两位文人让毛如此愤恨?那是因为与诸多上中共当受中共骗,留在大陆,饱受中共摧残的民国知识分子不同,傅斯年、钱穆不仅学问做得好,而且颇具慧眼。虽然他们理念不同,但他们都看透了毛泽东和中共,所以在中共夺取江山之际,选择了离开大陆。本篇只说傅斯年、钱穆二人。
黄河流域第一才子
1896年出生的傅斯年,先祖为清朝顺治时期的第一位状元,并曾出任宰辅,是以家门显赫。傅斯年亦是自幼聪颖好学,熟读儒学经典,号称“黄河流域第一才子”。他18岁时考入北京大学,学习国学,据说每次考试均名列前茅。
傅斯年从北大毕业后,先后入伦敦大学研究院、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学习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等,还对比较语言学和考据学发生兴趣。
1926年冬回国后,傅斯年被聘为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和历史系、中文系主任,后创办了在国内颇有影响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自任所长。他还积极组织了几次大的考古挖掘,如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其在史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亦多出于这一时期。
抗战期间,傅斯年在兼任西南联大教授的同时,还担任了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抨击贪官污吏,当时权倾一时的孔祥熙就是在其弹劾下落马的。
延安之行认清毛与中共
抗战后期,日本战败已是不争的事实,国共两党开始考虑政权问题。此时,一些中国民主同盟成员(多为有名气的知识分子)希冀未来由三方共同执政,因此决定前往延安说服中共。1945年6月2日,黄炎培、章伯钧等民盟成员拉上无党派人士傅斯年共7人联合致电毛泽东,提出访问延安。两个星期后,毛才复电,表示欢迎;而蒋介石亦不表示反对。
1945年7月1日,傅斯年与黄炎培、章伯钧等一行6人乘专机抵达了延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亲自到机场迎接。毛除宴请所有人之外,因曾在北大做图书管理员的缘故,还拿出一个晚上与傅斯年交谈。傅斯年亦有机会参观了延安的中央研究院、马列主义学院等机关,并见到了中共的历史学家范文澜。
7月5日,访问团成员离开延安回到重庆。与黄炎培称延安之行“如坐春风”不同,傅斯年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他回来后曾与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几次说过,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他在同毛的谈话过程中,发现其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兴趣的小说在内,都看的非常熟,而他正是通过这些材料去研究民众心理,加以利用,因此傅斯年认为毛不过是“宋江一流”。
罗家伦在回忆文章中还提到这样一件事:当傅斯年与毛漫步到礼堂,看到密密层层、各地献给毛的锦旗时,傅不无讽刺地说了一句:“堂哉皇哉!”毛有点察觉到,但并没有回应。
对于同行的民盟成员,傅斯年认为他们很没有出息。他说,章伯钧是由第三党去归宗,最无耻的是黄炎培,把毛送给他们的土织毛毯视为皇帝钦赐的陀罗经被一样,大概是想把这当作护身符的。因此傅斯年十分看不起他们。
对苏联中共无好感
事实上,傅斯年一直对苏联和中共没有好感。早在1932年发表的《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中,就公开称共产党“大体上是祖传的流寇,不过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产党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国民经济之整个崩溃而已”。他宣称:“因为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所以反共反苏。我不能用共产党的方法反对共产党,因为若先向共产党拜了老师,用他那一套不讲事理不重人性的办法,则自身先站不住,反共之结果,只有替共产党扩张势力耳。”在其眼中,中共与苏联是不可分割的,中共紧随斯大林搞专制,因此一旦共产党执政,社会秩序就将大乱,甚至人民的自由也会被剥夺,文化变成沙漠,等等。
当傅斯年看到许多青年人逐渐演变成激烈的左派分子时,十分不安。他曾与别人说过这样的话:我要是十七八岁的青年,我也许对共产党发生兴趣,但我自从与共产党接触以后,绝对不会当共产党!
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想法,傅斯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离开大陆,并出任国立台湾大学校长。1950年12月,因突发脑溢血,傅斯年去世。在其追悼会上,蒋介石亲临致祭,各界要人也纷纷前来告别,致祭者共计5,000多人,而挽联、祭文、唁函唁电、纪念文章亦相当多。为了纪念傅斯年,台湾大学将其陵墓安置在校园内,人称“傅园”。
学术成就
祖籍江苏的钱穆,7岁入私塾读书,10岁进入新式小学,13岁时入常州府中学堂,在这里,他遇见了后来的大历史学家吕思勉。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学停办钱穆遂在家自学,后到一小学任教。据余英时《一生为故国招魂——敬悼钱宾四师》讲述,1910年梁启超发表的力证中国不会亡的《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一文后,钱穆深受感染,但他与大多数年青人不同的是,他没有因此走上政治救国的道路,而是转入了历史的研究,即希望通过研究历史,寻找中国不会灭亡的根据,这也是驱动他80年历史研究的动力所在。
没有进过大学读书的钱穆,依靠着勤奋自学,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1927年,33岁的钱穆在苏州省立中学任教,在这里,他完成了《国学概论》,并开始撰写《先秦诸子系年》一书。历史学家顾颉刚家在苏州,返家小住的时候见到了钱穆,在读过他的《先秦诸子系年》书稿后说:“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于是推荐钱穆去中山大学任教。但因故钱穆没有去中山大学赴任。
36岁那年,钱穆应顾颉刚的约稿,撰写了《刘向歆父子年谱》,反驳康有为等的疑古之说。文章一发表,立即震动了学术界,使人们从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笼罩中彻底解放出来。顾颉刚由此推荐钱穆到燕京大学任教,教授国文。此后,钱穆又在北大历史系讲授中国上古史和秦汉史,后来还开了一门“中国政治制度史”、一门“中国通史”。据说钱穆的中国通史课堂堂爆满,颇受学生好评,在北大上了四年,又在西南联大上了两年。
除此之外,钱穆还在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兼课。
1935年,《先秦诸子系年》出版,另一位民国大师陈寅恪在看过其稿后,私下对人评价道:“自王静安后未见此等著作矣。”(按:王静安即王国维。)钱穆的学识和声望由此可见。
北大、清华等高校迁往云南组成西南联大后,钱穆撰写了史学巨著《国史大纲》,这是钱穆毕生最负盛名的著作,直到今天仍然为人们所追读。
抗战胜利后,钱穆并没有收到北大续聘的聘书,这可能和北大代校长傅斯年与钱穆理念不合有关。钱穆最终选择了去无锡江南大学任教,作《湖上闲思录》、《庄子纂笺》。
毛的一份文告让钱穆选择离开
1949年春,钱穆到广州华侨大学任教。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在中共的蛊惑下,选择了留在大陆,但钱穆却决然前往香港。原因何在?大陆《财经》杂志一篇文章提到他的回忆录《师友杂忆》中曾记述了一则往事:
1949年中共军队越过天堑长江,开始向江南挺进,知识分子面临去与留的两难抉择。以研治古典文学著名的钱基博先生的孪生兄长钱基成,劝钱穆留下来。钱穆问,君治古文辞,看军队渡江的那篇布告,有无大度包容之气象?基成先生不语。
那篇文告正出自毛泽东之手。钱穆从文告中读出了世路英雄不能涵容万有之气,颇疑作为史学家的自己不能见容,所以转赴香港去了,而钱基博则选择了相信中共。两人其后的命运自然是大相径庭。钱穆在香港创立书院,桃李满天下,钱基博心血所凝的著作手稿,却在1959年的学界“拔白旗”运动中被大量焚毁,最终郁郁而亡。钱穆的洞察力令人叹服。
创办新亚学院拒绝中共统战
钱穆到香港后,创办了新亚书院。在钱穆创办新亚书院之初,即公开在校刊撰文,直指“本书院创始,在一九四九年之秋,当时因有感于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刻意摧残本国文化,故本书院特以发扬中国文化为教育之最高宗旨”,“在今日民主主义与极权斗争之下,中国青年在思想上应有正确的认识,以免误入歧途,既误其本身前途,亦遗害于国家民族以及世界和平”。
事实上,新亚书院最初的老师和学生,很多是逃避中共而南下香港的年轻知识分子;当时及此后在新亚任教人文学科的学者如唐君毅、牟宗三及徐复观等,公开反共的文字都不少。
经过艰苦努力,新亚书院越办越大,钱穆又创办了新亚研究所。新亚书院及研究所培养了众多人才,其中最著名的是当代历史学家余英时,其先后任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而钱穆也在1955年被授予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共对钱穆展开统战工作,派其老师吕思勉和其侄子钱伟长给他写信,劝他回到大陆。钱穆在回信中说,他看见冯友兰、朱光潜这两位朋友,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当中被迫写自我丑化的检讨,那样做如同行尸走肉,丧失了人的尊严,这是他万万做不到的。他愿效法明末朱舜水流寓日本传播中国文化,希望在南国传播中国文化之一脉。
同时,钱穆继续著书立说,严厉批判中共政权种种倒行逆施之行径。他在《中国思想史》中写道:“此刻在中国蔓延猖獗的共产主义,最多将是一个有骨骼有血肉的行尸。……大陆政权正如一块大石头,在很高的山上滚下,越接近崩溃的时候,其力量越大……三面红旗多恐怖,红卫兵文化大革命多恐怖,下面还有更恐怖的事。”可见,他热爱的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而对毁灭文化、扭曲人性的中共政权丝毫不抱幻想。
晚年坚拒中共国号
1965年,钱穆卸任新亚书院校长,去马来西亚讲学。两年后,73岁的钱穆定居台北,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其后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六、七十年代,他在给台湾各军官学校做巡回演讲时,毫不客气的抨击中共对文化的摧残。
1986年,钱穆在文章《新春看时局》中,依然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因为这国号代表“从此以下,中国不由中国人自己领导,需改由非中国人如马恩列史来领导”;他更直言,此国号与共产主义不除,两岸不能谈统一。
1990年,钱穆去世,享年96岁。
结语
可以肯定的是,若钱穆留在大陆,不仅连性命不保,而且也不可能创办新亚书院,更遑论长寿如此。至于性格刚烈的傅斯年同样未必见容于中共。显然,他们的慧眼让他们逃脱了中共的戕害,从这一点上说,那些错信了中共、留在大陆的那些大师们的结局就没有那么好了,陈寅恪、刘文典、熊十力等莫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