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合作秩序若要延远流长，须借助于货币，但，货币也将使引导人群合作的种种机制，覆盖在一层难以穿透的浓雾之中。(Jack Taylor/Getty Images)
最近，除了美元会不会被取代或抛弃、人民币能否国际化、有没有其他货币会取代美元等争议论题外，中共政府开始实施的所谓“数字货币”也引起人们热烈讨论，而美国联准会（Fed）何时发行“数字货币”同样引来关切。这些议题都以“货币”为中心。
虽然货币、金钱、金融等等名词人人耳熟能详，而且似乎都自认知道货币，也大都认为货币就是钱、是钞票。不过，当问起“信用卡、金融卡是货币吗？”的类似问题时可就感到茫然了！因此，“货币是什么？”好似经济学幼稚园的问题，但进一层深思可就会意识到其不单纯、不容易，甚至很可能永远找不到令人满意的“标准答案”，虽然汗牛充栋的经济学教科书、货币银行课本等都有货币金融的篇章，却依然混沌未明呢！
为何有货币？
话说60年前的1963年，如今国际著名的华裔产权名家张五常教授，当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攻读博士学位时，旁听艾尔秦（Armen A.Alchian,1914~2013）这位名师的课，学期开始第一堂课，艾尔秦一进教室就问：“什么是货币？”师生们（都是一群I.Q.顶高的人类）搞了三个星期，还是找不到完满的答案，而艾尔秦在1977年2月虽发表了〈为什么有货币？〉（Why Money？）这篇论文，依然无法释疑。
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海耶克（F.A. Hayek,1899~1992）这位终其一生不断致力于对社会主义、极权主义挞伐，并揭穿其荼毒人类的真实面目，以增进人类福祉的大儒，在1988年出版的《不要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种种错误》（The Fatal Conceit-The Errors of Socialism）这本最后一本书的第六章〈货币与贸易的神奇世界〉中，对货币或钱的描述让我们叹为观止。
海耶克说，一般人对不懂的事物，往往因为猜忌而产生厌恶心理，对于货币就是如此，尤其因为货币是高等文明秩序中最为抽象的机制，这种厌恶心理也就更为强烈。交易和贸易倚赖货币，透过货币的媒介传导，个别特定的交易行为，可以在最遥远的地方，以最间接的方式，造成种种最为一般化、而且也最不容易理解的影响。人类的合作秩序若要延远流长，就必须借助于货币，但，货币也将使引导人群合作的种种机制，覆盖在一层难以穿透的浓雾之中。
一旦以物易物被以货币为媒介的间接交易所取代，原本还可以理解的事物便消失不见了，而代之而起的种种抽象的人际互动过程，即使是最有洞察力的人，也无法全盘理解。就是因为如此，海耶克才说，货币，或者说我们平常所使用的“金钱”，是所有事物当中最难理解的东西。
人类对于金钱流露出既爱又恨的心理，金钱是自由最有力的宝贝，同时也是最为邪恶的压迫工具。海耶克认为货币的运行，就像语言或道德那样，是一种自化（自然演化）的秩序，而解释这种秩序的理论，又是最不容易求得圆满的。因此，货币专家们至今仍然对一些重大的问题争论不休。有些这方面的专家甚至已经认命，不再追求圆满，因为在他们看来，各种细节必然都无法被察觉，而整个秩序又是如此的复杂，以致于如果能够抽象地说明货币秩序据以自化形成的种种原则，我们就应当感到心满意足；这种抽象的原则性说明，尽管带给我们很多重要的启示，却没有办法预测任何具体详细的结果。
货币面对的道德挑战
货币不仅让专门学者感到苦恼，道德家们对于货币的猜忌也几乎没有一刻松懈。货币好比是万能工具，谁掌有了它，谁就有力量，能够以最不着痕迹的方式，实现或影响最多种类的目的。对于这个万能的工具，海耶克举出两个让道德家猜忌的理由。一是虽然一般人一看就明白许多别的财富项目被用来作了些什么事；但，我们通常无法分辨使用货币究竟给自己或别人带来什么具体的影响。二是即使在某些情况下，货币所造成的影响可以分辨出来，但货币虽然可以用来行善，也同样可以用来为恶。因此，对于有钱人来说，金钱之功用在于其万能；然而，对于道德家而言，正因为金钱万能，所以金钱更不值得信任。而且，经由巧妙地运用货币，进而取得的巨大利益，看起来一如商业买卖，和体力付出无关，也看不出有什么其他的功德。
货币就是这样让货币专家们感到迷惑，同时也让道德家们感到愤怒。这两种人都因为发觉整个事态的发展，已经超出了我们能力观照得到的范围，以及因为我们已经不再能够控制我们赖以生存的事态发展顺序，而感到震惊。似乎一切都已经超出我们的掌控，难怪有人谈起货币，往往措辞强烈，乃至夸张。事实上现在还有许多人，相信借钱取息和谋杀一样坏。
货币制度就像道德、法律、语言，以及各种生物那样，也是来自于自化的秩序，因此，也同样受到变异与演化选择过程的萃炼。然而，货币制度终究是在所有自化长成的结构当中，最不令人满意的产物。海耶克曾举例说，自从基本上含有自动调整机制的国际金本位制，在专家们的指导下，被由政府刻意操纵的“货币政策”取代之后，迄今已过了70多年；但，很少人敢说，在这段期间中，货币制度的运作有任何改进。事实上，根据人类过去的经验，货币确实并不值得信任，但不是因为一般人所设想的那些理由而不值得信任。而是因为货币经历过的演化选择过程，比别种制度受到更多的干扰。由于受到政府垄断货币，阻挠市场竞争进行各种试验的影响，演化选择机制在货币方面，未曾充分发挥作用。
政府垄断货币并不适当
海耶克进一步说，在政府的照顾之下，货币制度已经发展到非常复杂的地步了。然而，在此一发展过程中，由于政府从中作梗，几乎没有市场试验，也很少让市场自由选择可能适合它的制度。因此，我们到今天还不太清楚什么是好的货币，也不知道货币可以好到什么程度。
其实，政府对货币发展的干扰与垄断，并不是最近才开始的，几乎在铸币开始被市场选作普遍接受的交易媒介时，政府的干扰就不断地发生了。海耶克严厉地指责说，没有货币，延远的自由合作秩序，就无法运行，但，货币几乎自始就遭到政府无耻的摧残，以致它竟然变成延远的人类合作秩序当中，干扰各种自动调适过程的主要乱源。除了少数几个幸运的短暂时期，整个政府管理货币的历史，简直就是一部诈欺和朦骗的历史。在这方面，海耶克已经证实，政府自己比任何在竞争的市场里提供各种货币的私人机构，都来得更不道德。海耶克说过不少次，如果政府不再垄断货币，则市场经济的潜能也许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重读海耶克对货币的剀切剖析，不禁对世人当前面临的金融风暴和低薪、贫富悬殊极化打颤，各国政府控制货币的欲望不但一如以往，或许还变本加厉，而且国际“货币战争”更为炽热。
总括来说，当今世界的问题，病灶都出在货币上。有人说，古往今来，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无非就是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这两件事，其他都是这两者的衍生物，如今就牢牢地掌握在政府手中。
进入二十一新世纪之后，贫富悬殊恶化的速度加快，一％对抗九九％的极端对比也早已浮上台面，而打着“公平正义”旗帜抗议的场面也是全球化的司空见惯。劳资对立、庶民对抗权贵的阶级斗争更成为政客们在选举时最好用、最有效的诉求，而期待强而有力的政府主持公道，利用政策工具来消弭这种现象，就是最标准的答案，尤其对低薪、买不起房的青壮年更具吸引力。不过，这可能是治丝益棻、甚至是通往地狱之路的“饮鸩止渴”做法，因为诊断错误、抓错了药，甚至是“请鬼拿药单”。那么，症结究竟在哪呢？
已故的台湾中研院蒋硕杰院士在1980年代“蒋王论战”时提出的“五鬼搬运”和“金蝉脱壳”就是“无形方式的搬钱(将升斗小民的钱搬到巨富手中)”之“窃盗行为”，而五鬼搬运和金蝉脱壳之所以得以成功且顺利进行，“政府独占货币发行权”就是终极答案。
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美国联准会(Fed)和世界各国央行执行的“货币宽松(QE)政策”，堪称是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财富大挪移。而“零利率(甚至是负利率)政策”以海量货币超发方式，大大地堆高金融资产价格，金融业的超高报酬率与企业苦心经营的惨淡收益相较判若云泥，于是金融市场对企业资金产生“虹吸”效应。上市公司趁着超低利率大量举债融资，在股市上大举回购自家股票，推高股价，董事会、CEO和股东们皆大欢喜，金融机构普天同庆；不过，进行高风险，长期的技术投资动力不足，扩大生产、增加就业、提高工资则乏人问津。
《时代》和《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拉娜･福洛荷(Rana Foroohar)在2016年出版的《大掠夺》(Makers and Takers)这本书中就告诉我们，金融业掌控的权力大到不成比例，它代表七％的经济产值，但拿走了大约二五％的企业获利，而且只创造四％的工作，但它塑造政府官员、监管机构、执行长，甚至很多消费者的想法和心态的能力更为强大。2008年之后，行政部门的决策为金融业带来庞大利润，并造成房屋所有人、小公司、劳动者和消费者的损失。金融业已经成为经济成长的阻力，而不是催化剂，因为它的成长使得企业和整个经济社会都受到损害。
拉娜还告诉我们，以“苹果”这家美国最大企业为首的大公司都偏向如何从“财务”工程，而不是从“传统(生产)”工程来赚钱，热衷从事金融游戏，已采取华尔街的思维，开始运作得像银行，用大笔借来的现金，购买企业债券。苹果回购股票和发放股利，已经成为稀松平常的事，这个策略让公司的高阶主管和最大股东变得更富有，但长期下来经常扼杀了创新的能量，也削减了创造就业的机会，并慢慢侵蚀了它的竞争地位。
“金融化”是经济疾病
拉娜说，今天，在美国，是金融家在对企业发号施令，在金融市场创造财富已变成目的，而非把金融市场当成工具，以达成共享经济繁荣的目的。金融思维已在美国企业根深柢固，即使最大和最有前景的公司也开始运作得像银行。现在的美国企业只要搬动现金，就能比以前赚到更多钱，光是从单纯的金融活动，是交易、对冲买卖、税负优化和销售金融服务，就能产生比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差不多五倍的收入。我们的金融体系已无法对实体经济发挥作用，只对其本身产生功用。这是一种经济疾病，以“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这个名词来称呼，意味着华尔街和它的思维趋势，不仅渗透到金融业，更已渗透到各行各业。这种非常重视短期又高风险的想法，在2008年几乎翻覆了全球经济，现在还拉大了贫富差距，阻碍了经济成长。
“金融化”现象只在美国发生吗？当然不是，它已成为另一种“全球化”。英国作家尼可拉斯･谢森(Nicholas Shaxson)在2018年出版的这本《金融诅咒》（The finance curse: How global finance is making us all poor）很直接明确用书名宣示，“金融化”不但是全球性，而且“全球金融化”已让全人类都趋向贫穷，甚至已经成为“金融诅咒”了！
谢森告诉我们，1970年代正式浮上台面的“金融化现象”，如今已缓慢、安静地不知不觉影响了你我，它经由金融（financial）、保险（insurance）、房地产（real estate）这三大火红产业，在规模与权力上的大幅扩张。同时，金融市场操作技巧、动机与思考模式进一步深入我们的经济、社会、甚至文化之中。
半个世纪前，各界普遍相信经营企业的目标不只是赚钱，还要服务员工、社区与整体社会。过去几十年来，进入金融化时代，企业宗旨缩小到只剩下尽可能为股东与企业主创造财富。复杂的企业结构实际上是金融结构，架在真实、具实质功能的工作之上，用创新又复杂的方式把钱向上层输送。
“金融诅咒”蓄势待发
在金融化时代，企业主与他们的顾问，还有整体金融业，已从为经济体创造财富，转向利用金融技巧从经济体提取财富。当金融不再担当传统上服务社会并创造财富的角色，转而从经济体其他地方榨取财富，不但利润更高，金融业也因而获得庞大的政治权力、设定法令规章，甚至形塑整个社会以满足自身需求。结果就是经济成长放缓、贫富差距扩大、市场缺乏效率、公共服务受创、贪腐更严重，其他经济部门被掏空、民主和社会整体受害，“金融诅咒”就出现了。如今，世界上诸多国家都已深陷于“金融诅咒”之中而不自知，仍然为了创造大笔的财富与飘渺的国家竞争力而诅咒自身。
回顾历史，18世纪工业革命引发的悲惨世界造就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9世纪马克思的《资本论》吹起斗争资本家的号角，演变成穷人翻身的流血革命，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受到指责、挞伐，政府中央计划、保护主义、管制和干预市场成为主流。
同样的故事到20和21世纪连续上演，贫富悬殊极化，政府出面强力干预市场，指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谴责自由市场，期待政府驯服可恶的大资本家、大型企业，并以课税方式惩罚可恶的剥削者，终而达成公平正义的社会。这实在是“请鬼拿药单”，毕竟若无政府的纵容、保护、勾结，可恶的大奸商在自由市场竞争力量下是无法遂行压榨、剥削的。近十年来，零利率或超低利率所导致的货币超发和贬值，才是全球普遍恶化的贫富差距元凶，它破坏了财富分配的公平契约，压制了生产力发展，颠覆全球分工的红利分享、瓦解了民主社会的基石。
在1930年代开始的所谓“凯因斯的政府创造有效需求时代”，货币超发的效率与当今相比是小儿科，而1970年代以来，货币超发飞跃、效率提高了百倍千倍，而一般民众对极端复杂的现代金融体系，理解力也下降了成百上千倍，“政府独占货币”可能就是祸源。
海耶克早在1976年就写出〈货币非国家化〉（Denationalization of Money）长文，提出“货币非国家化”主张，要求货币发行市场自由化，也隐含中央银行民营化。他的学生罗兰·巴德(Roland Baader)也说：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不幸就是让国家成为货币的独家供应者。一向备受冷落、忽视、甚至敌视的“奥地利学派”学者的暮鼓晨钟，应该让它喧天价响了啊！
作者吴惠林：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