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和美国都不约而同开启了“2024年总统选战”，各党都进行候选人的遴选。在台湾，民进党早就定于一尊，但国民党却进行激烈的竞争，而成功企业家郭台铭（郭董）更非常努力争取代表国民党的门票，很认真的提出诸多政见期待得到认同。尽管事与愿违不被提名，但他提出的“普遍将CEO精神注入行政管理系统中”或者“企业家治国”的理念或主张，却很值得一谈。
企业家治国妥当吗？
郭董明确表示“一个CEO面对的是最严苛监督，是自己所订定的经营目标，是否能达成，有非常明确的检验项目与指标，是种自我内化的要求，没有这种自我要求，不可能在激烈竞争的企业界立足”。他还说他是“表达对行政首长的更高期待，而议会监督是天经地义的，但那是最低标准。以经理人精神参选，从政的人，不应只停留在满足议会监督的标准，而要有比这更高、更难达成的标准。”这是郭董的信念，是他毕生当CEO的态度，提供和所有想从政者共勉。
乍听之下，郭董的说法似乎颇有道理，但“治国”和“经营企业”或“经商”会是相同的吗？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寇斯（Ronald Coase,1910~2013），在1930年代初对“厂商运作或管理”深感兴趣，他有一个根本的疑惑惑，那就是苏联在1917年发生革命，但我们对其共产体系如何运作却所知有限。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到1928年才实行的，列宁这样说过：“在共产主义下，整个济经体系将会以类似一个大型工厂的方式来运作。”虽然有些西方的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但在西方世界却有不少大工厂，那为什么苏联的经济就不能像一个大型工厂来运作呢？
1931年寇斯带着这些疑问赴美游学一年，拜访了社会主义领导人和福特（Ford）汽车、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并且访问了一些大学，与有关人士交换意见，阅读有关的产业期刊以及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的报告。游学一年结束之际，寇斯对于产业组织的许多问题虽仍只有一知半解的感觉，但他相信部分的疑问已找到解答。
寇斯觉得，经济学家谈到经济体系的运作时，总认为是经由价格机制（或市场）来协调，却忽略了市场运作仍有其成本的事实，而对市场以外的各种协调机能，不能一概以无效率视之，应该要取决于其成本和使用市场成本的比较。寇斯清楚知道，以此方式看问题，可能会影响对中央集权式计划所采的观点。不过，我们却可藉以了解，何以生产因素的使用，有时是由厂商透过管理来协调，有时则是透过市场协调。一笔交易会在厂商内部完成，还是透过市场来运作，应该要比较两者的成本高低来决定。
1932年，寇斯开授一门“企业组织”，自己准备授课素材，并且对自来水、瓦斯、电力，尤其对邮政与广播事业进行一系列的历史研究。1934年21岁时，寇斯撰写了〈厂商的本质〉（The Natural of the Firm）草稿，将他授课内容作有系统的陈述，经一番修改后投稿到《经济学刊》（Economica），1937年刊登出来。当时并未引起注意，五十年之后才大放光芒并成为寇斯荣获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因素。该篇文章提出“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这个重要概念。
国际知名的产权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就以“交易成本过高”来回答“一个国家不能像一个大型工厂来运作”这个论题，而中央计划共产或集体所有产权制度，光是督导从属的这种成本，就远比在私有企业或市场经济下许多成本的总和高得多。这也就是说，CEO治国，把国家作为一家大厂商来经营会是很糟糕的。
两个陷阱：公营企业与私营政府
我们换另一个角度来谈“企业家治国”。在“台大四人帮”（张清溪、许嘉栋、刘莺钏、吴聪敏四位台大经济系教授）合著的第一本最畅销、“最本土化”入门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学—理论与实际（上、下册）》七版下册“31.4中国经济制度转轨”中“两个陷阱：公营企业与私营政府”里，疏理“中国是什么经济制度？”他们以“经济制度分类的本质：政府干预市场的方式与程度，亦即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来疏理这个问题。
他们说：“资本主义就是市场经济，是由私人经营企业，在自由选择、公平竞争的环境下，透过价格的调整，指导供需双方，达到社会最大的经济福祉。而政府则因有公权力，所以从制度上利用宪法制定政府组织的三权（行政、立法、司法）分立与制衡，以及明定人民基本权利不得侵犯，来节制政府的公权力。由于基本性质的不同，市场要放任私人自由，以发挥最大的价格机能；而政府则需要有健全的制衡，才可以发挥功能，又不会弄权滥权。”
政府经营企业，就是公营企业，很少看到做得好的，1990年代全球就出现“公营事业民营化”(privatization)潮流，而共产主义经济崩溃也缘于此。
相反的，若公权力放任私人使用而缺乏适当规范，就是用强制力施加于别人，这其实就是强盗。如果政府把公权力任由没有规范的官员使用，结果比强盗更坏，因为等于是“合法的强盗”。
他们认为，中国从1949年建政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刚好掉进了这两个陷阱：1978年以前是政府全面掌管农工商业的“公营事业”体制，1979年变成政府官员使用毫无节制、毫无规范的公权力，像私人经营事业那样谋利的“私营政府”体制。
如此一来，从“公营企业”转换为“私营政府”，前一阶段成就了一个最不好的经济，后一阶段变成一个最不好的政府。
他们称这是两个陷阱，最根据经济学始祖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1723~1790）的经典巨著《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第五篇第二章第一节中的两句话而来。这两句话是：“商人性格与君主性格之两不相容的程度，那是无以复加的了。假若东印度公司的商人精神，使它成为极坏的君主，则君主的精神，也同样会使其成为极坏的商人。”(No two characters seem more inconsistent than those of trader and sovereign. If the trading spirit of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renders them very bad sovereigns; the spirit of sovereignty seems to have rendered them equally bad traders.)
他们认为第一句话是说：“从没有任何两个性格，像商人（市场）与君主（政府）那么不搭调。”而当经济学谈到“市场”时，就是“没有政府干预”的意思，毕竟市场与政府在方方面面都是对立的。第二句话是说：“如果（我们让）东印度公司的商人精神（去掌管政府公务），使他们成为烂透了的政府；那么，政府去经营企业，也一样是烂透了的企业。”十八世纪英国政府赋予在海外的东印度公司许多政府的职能，而东印度公司滥用了这些权力，成为非常坏的政府。史密斯借用这个事实，预期政府经营企业（公营企业）的悲惨后果。四位教授举出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也有相同看法，因为洛克有句先见名言：“财产不可公有，权力不可私有，否则人类必将进入灾难之门。”
他们再指出，己经知道共产主义经济体制把所有企业收归国有，成为全国都是公营企业或“政府企业”，结果是一个“烂透的企业”，而且所有共产国家都因此导至政府解体。那么，用这个盖棺论定的事实，去推论“改革开放”后仍继续维持一个不受制约的专制政府，像私人企业一样经营政府（私营政府），它必然会是一个“烂透的政府”。
他们认为，今日的中国官场，腐败已从“个人腐败”升级到“组织化腐败”，再升格到“制度化腐败”。民主国家不免有个人腐败，把腐败份子绳之以法，腐败就结束了。若是组织腐败，那就是整个单位从“一把手”全体腐败；这时，要解决问题，就是重组单位。但在今日中共的“制度腐败”，纵横交错的腐败、官官相护，除非整个制度解体，已经无药可救了。
其实，郭董最初提出CEO经营政府，是说要废除议会监督的，是经过排山倒海的批评之后才改口说议会监督是天经地义的，这根本是应付讨好的违心之论，毕竟CEO(或个别商人)是希望透过“独占地位”限制生产与供应以获超额利润，是不受监督的，美其名是“自我监督”，其实是独裁、专制。
“官僚制”公部门与“利润制”私部门分工合作
我们再由公部门“官僚制”、私部门“利润制”的角度来看“CEO治国”或“商人政府”。
奥国学派巨擘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1973）在1944年出版《官僚制》（Bureaucracy）这本书，很明显是眼见欧洲已被社会主义攻陷，而美国1930年代实施“新政”以后，政府干预市场的事件愈来愈多，而且是在民意认可下为之，但还未到积习难改的严重地步，还有得救，于是赶紧提笔引用将法、德、俄等经典官僚主义国家的经验，凸显出社会主义实施的严重后果，委婉劝说美国人民不要继续给政府愈来愈多干预市场的权力，要相信“消费者主权”的资本主义，不要相信“政府全能”的社会主义，赶紧回归1776年美国创国的传统—自由经济资本主义。
米塞斯在书中并未很明确的告诉我们“官僚制”、“官僚”为何成为骂名、被负面看待。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却可以感受得到。即使在自由民主社会里，官僚或政府官员虽口头上称“公仆”—人民的仆人，实际上是在“管”人民，因其有“权力”，除非道德高尚的人士，否则难免落入“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化”漩涡中，而贿赂、贪腐、官商勾结、黑白挂勾、合法掠夺等等现象会层出不穷，而“特权”、“特许”的“寻租行为”(rent seeking)也是家常使饭。即使没有这些弊端，由“铁饭碗”、“金饭碗”这种对公务人员的职务称呼，就知道保守、不思进取是必然的，而社会就不太可能向前进了。
经由米塞斯的透彻分析，我们应可了解官僚制的真义，也明白政府或公家机构非用官僚制不可，而民间营利事业则用利润制，即使是“自然独占”的企业也是。不过，民间非营利机构还是用官僚制。乍看之下，似乎利润制优于官僚制，其实两者无法作比较，只能说民间营利机构或事业，是可在两种制度间作选择，很自然的会选用利润制。
既然政府或公家机构非用官僚制不可，那么CEO或商人来管理，就会如史密斯所言，会是一个“烂透的政府”。所以，基本上不是谁来治理政府，而是要让政府小而有能，不可以让政府管制、干预经济社会事务才是正办。
说到底，实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让市场机能或价格机能充分发挥，而政府充其量只从事国防、治安及建立“法制的社会秩序”任务，是最能福国利民的社会。政府的“有形之手”不应牵制或阻碍“市场机能”的运作，只能为其去碍，使其运作顺畅无阻。也就是说，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是政府对于市场的运作，只可维护或给予便利，不得有所干扰。换个角度说，对人类最好的制度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企业利润制，绝非社会主义的中央计划、中央集权、政府高度管制的官僚体制。
吴惠林: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