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人举着“中共不等于中国，爱国不等于爱党”的标语游行。（李明／大纪元）
1921年7月，中共在“国外敌对势力”——苏俄共产党的操控下，在上海成立。其直接目的是，颠覆中国的合法政权——中华民国。
1917年，列宁领导的“十月政变”颠覆俄国现政权后，建立起一个以列宁为首的苏维埃政权。为了避免孤立无援，1919年3月，列宁领导建立起一个新的国际组织——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开始向世界各国“输出革命”。
如何“输出革命”呢？第一步，就是由共产国际出面，在各国建立附属于苏俄的共产党，然后支持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颠覆本国的合法政权，建立附属于苏俄的政权。
为了“吸引”中国人，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对苏俄产生好感，列宁先后于1919年、1920年发表两个“对华宣言”，宣布放弃沙俄与中国签署的不平等条约；放弃沙俄侵占的中国领土；放弃沙俄在中国的租借和领事裁判权；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放弃在中东铁路方面的一切特权等。
这两个对华宣言一发表，立即在一些中国人中间，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强烈反响。当时在北京大学当教授的李大钊等人欢欣鼓舞，认为这个新生的苏俄政权实在是太好了，苏俄是人类的希望，苏俄是中国的榜样，中国要走苏俄的路。
列宁发现他甩出的两个“钓饵”在中国有人“上钓”后，从1920年开始，不断派人，带着钱，到中国宣传马列主义、筹组中国共产党。
1920年4月，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远东局外事处代表维经斯基到达北京，与李大钊等人见面。一番晤谈，一拍既合。之后，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到上海，与他的好友陈独秀见面，商议建立中共的事宜。
为了便于维经斯基开展工作，俄共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负责为他筹措经费，并派遣特使携带价值10万美元的钻石到上海变卖。
维经斯基到中国后，上海、北京等地相继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出版宣传马列主义的刊物，为筹建中共奠定基础。
1921年4月，共产国际东方部派马林带着钱来到中国。6月6日，马林抵达上海，与李汉俊、李达等人筹备召开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向六个外地共产主义组织（北京、广州、武汉、长沙、济南、东京）寄送通知，邀请六地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开会，并给每个代表汇去路费100元。代表回去时，每人再送50元路费。
毛泽东就是靠这笔钱到上海参加中共一大，并在会后游历杭州、南京的。毛此时在长沙师范附小主事，年薪仅百余银圆，他不断给报社投稿以赚稿费，很辛苦。直到获得中共中央每月寄给湘区的活动经费后，毛的经济状况才大为改善。
关于苏俄资助中共成立及国共合作，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1920年维经斯基来中国，与陈独秀、李大钊及其他有关人员联系，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1921年初夏，第三国际又派了马林，与赤色职工国际尼克斯基来中国，到上海与中国共产党代理书记李汉俊等计划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定计划，提供经费，完全是出于马林一手筹划的。当然马林是执行第三国际的命令，也就是按照列宁命令办事的。”
中共一大刚开过，1921年8月，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等五人被捕，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使尽力气，聘请法国律师应诉，花了许多钱打通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最后以《新青年》杂志有过激言论罚款5千元结案，所有款项皆由马林向共产国际领取支付。
1922年6月30日，中共二大召开前夕，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在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专门报告了中共党费的收支情况。
根据陈的报告，从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中共从共产国际得到的款项共计1万6千6百55元，自募仅1000元（月均不足100元）。
1923年6月，中共三大上，中共中央执委会委员长陈独秀向与会代表作政治报告时说：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1万5千元，其中1千6百元用在这次代表会议上。
中共三大一结束，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写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中谈到，中共现有党员420名，缴纳党费的党员不到十分之一。“整个（中共的）工作几乎都是依靠外国经费”。
俗话说：“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软”。对于这个道理，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很清楚。他起初不想要共产国际的钱，怕因此受制于共产国际，但是，没有钱什么都办不了。比如，他被抓捕后，没钱就“捞”不出来。正是共产国际的钱，让他可以办《新青年》杂志，让他免了牢狱之灾。
陈独秀对于拿共产国际的钱，经历了由“半推半就”，到“受之无愧”，再到“开口要钱”三个阶段。
1924年9月7日，中共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写信给维经斯基，向共产国际要钱。信中写道：
“我们党的经济状况很严重，由于经费不足许多方面工作处于荒废状态。我们希望您立即从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给我们寄7、8、9、10月份的钱来……我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将提前举行。我们期望经过不长时间能从您哪里得到一千多元钱来支付会议开支。”
中共国际代表马林的档案详尽记录了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共的资助情况：
1924年，中共月均得俄款约3000元；1925年预算月领2250元，4月起增至3650元；1927年月均收到3万元以上；1928～1932年，每月预算5万元左右。
1927年以后，每年仅用于“特别费”一项，中共就得到几十万元。比如，1927年组织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得俄款约3万元；开办党校得5万元；7～8月为解决湖南农民运动问题得款近5万元；9月准备秋收起义得款1万元；12月准备广州起义及善后得款近10万元。（这段提到的“起义”应为“暴动”）
据中共历史档案财务统计，1927年，共产国际秘密拨付中共的各项款额接近100万银圆。
1928年6～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苏共提供了约10万卢布的经费。会议按照苏共的旨意，选举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任中共政治局主席兼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主席。
1928年上半年，共产国际给中共拨款12.5万卢布。之后，苏共政治局决定：1928年下半年增至34万卢布。
1931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密会他的小老婆杨秀贞之后，被上海法租界的巡捕抓捕，随后移送给淞沪警备司令部。向忠发被抓后，经不住严刑拷打，为了保命，很快就招供了。他在供词中说：
共产国际帮助中共每月1万5千元美金，（相当）中国的五六万元。实际上，共产国际的钱是苏共提供的。最近中共中央的经济支配权操在周恩来手上。
向忠发被抓捕后，中共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了，分批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去了。
1931年9月18日，中国东北发生“九一八”事变，随后日本关东军侵占中国东北三省。
1931年11月7日，国难当头之际，中共在苏共支持下，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一个“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公开武装对抗中国的合法政权——中华民国，公开鼓励中华民国境内的蒙古人、回族人、藏族人、苗族人，黎族人、高丽人等少数民族搞民族自决，直至建立独立国家。
2007年6月1日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中苏关系史纲》称，苏共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精力”，“事无巨细，几乎一包到底”。
中共在江西等地“占山为王”，成立“国中之国”，煽动分裂和颠覆中华民国，自然受到中华民国的围剿。到1934年，中华民国先后发动五次围剿。第五次围剿，中共大败，被迫撤出江西，开始所谓“长征”。
1934年10月，中共开始长征前夕，与共产国际的电报联系中断。直到两年后才恢复。
1936年6月16日，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拍发的第一封电报，就是要钱要物。电报说：“请你们讯问（共产）国际能否每月帮助我们三百万元”，并要求提供飞机、重炮、高射机枪、步枪、子弹等。
1936年11月20日，张闻天再次向王明、康生告急：“因为没有现金，粮食也买不到了。请即刻经过天津付款处送一笔款子来，以救燃眉之急。我们的交通正在那里等候。”
1936年12月5日，张闻天第三次给王明、康生发电报：“你们答应十一月底在沪交款，究竟实行了没有？第一次交了多少，是否交给了孙夫人（指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我们派人于本月十五日由西安乘飞机到沪取款，决不可使落空，八、九万人靠此吃饭。”
1936年12月2日，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向苏联财政人民委员会发电报，要求向中共“拨出200万卢布之外，再提供50万美元”。
1938年2月，共产国际为中共拨款50万美元。
1938年7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国，带回30万美元。
1941年7月7日，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电告毛泽东:“援款100万美元已获批准，将分批寄出。”
共产国际是1943年5月15日解散的。在共产国际存续期间，一直在资助中共。
中共究竟从共产国际或从苏共哪里拿了多少线？由于资料的不完整，很难有一个准确的答案。
但是，中共是喝共产国际或苏共的“洋奶”长大的，是不争的事实。
关于中共得到共产国际或苏共资助问题，由于涉及外国政府在中国寻找代理人颠覆中国合法政权这个敏感话题，长期以来都是中国学者研究的禁区。
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时代的变迁，历史黑幕背后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1982年，中共出了内部读物《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89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再出公开本，内有陈独秀1922年给共产国际的工作报告、1923年中共三大的政治报告，中共依靠苏俄提供的经费建党的事实得以曝光。
1989年和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和近代史研究所合作编译的《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及荷兰学者托尼·塞奇编译的《中国第一次统一战线的起源》，再次提供了一批中共接受苏俄资金的具体史料。
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苏俄、苏共、共产国际的档案相继解密。1994年、1996年俄文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926～1927），1997年、1998年，中国出版中译本，又披露很多中共接受苏俄资助的细节。
英文版的《中国法律与政府》杂志在1997年第一、二期上，发表一组从1930年代中后期直至1940年代中后期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档案，直接涉及共产国际资助中共的数据。
2001年，俄国学者石克强整理了九份来自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档案，发表于北京的《百年潮》，也从一个侧面提供了1920～1921年俄共（布）和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资助的线索。
2004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杨奎松研究员发表《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对这一专题做了较为详尽的史料梳理，大致可以窥见苏共资助中共的概貌。
正因为中共是喝共产国际或苏共的“洋奶”长大的，中共从成立之日起，长期不得不听命于苏共。中共从领导人的任命，到组织建设，到路线、方针、政策的确定，都由莫斯科摇控。
苏联解体后解密的苏共档案显示：1923年至1927年，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112次，作出738个决定。连蒋介石执掌国民党大权后，什么时候派什么人去找蒋介石谈话，谈话要注意什么等细节，都有明确指示。
从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到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从南昌暴动到井冈山武装割据，从中央苏区肃反到陕北根据地肃反，从王明、博古被确认为中共领导人，到毛泽东被确认为中共领导人，等等等等，都是苏共说了算。
苏共把中共套牢后，将两次对华宣言中的承诺忘得一干二净，全盘继承了沙俄侵略中国的成果。不仅如此，苏共比沙皇更进一步，出兵中国的外蒙，并在外蒙驻军，直至把外蒙从中国分裂出去；吞并中国的唐努乌梁海地区；侵占中国的黑瞎子岛；承认伪满洲国；在抗日战争期间与侵略中国的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等。
苏共在对中共的洗脑中，一直把自己打扮成“人类的解放者”，把所谓“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当成必须打倒的敌人，让中共跟着苏共反帝、反封建，而苏共搞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比历史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是，被洗脑后的中共完全生活在苏共党文化的话题体系中，被苏共牵着鼻子走而不自知，甚至认苏联为中共的“祖国”，在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时，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
到最后，中共认马列为自己的老祖宗，沦为马列主义操控下的洋子洋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