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当局为了堵截偷渡潮，采取了一系列严防措施，然而逃亡者为了能成功起锚，也奇招迭出，真乃五花八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1979年初，改革开放还未开始，我班女生邝女士，时已32岁，厌倦了在农村当赤脚医生，与丈夫一起把从黑市买回来的护照贴上自己的照片，由于精心制作，几能乱真。夫妇二人持着假护照竟然大模大样地从深圳关口出关。事后她对我们说，过关那一刻，当关员的目光在他们面上扫过时，表面上他们还能故作镇静，但内心早已狂跳，不知是他们运气太好，还是关员有意放她一马，或是她命该如此，两人就这么稀里胡涂的过了关。在踏上自由的土地的那一刻，两人的裤子都尿湿了。
当年起锚若失败了，插队和插场可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遭遇。从“大仓”递解回来后，插队的知青一般都能轻松过关，因为普通农民都能理解他们，同情他们。大家都在过苦日子，知青比他们还要苦。抓回来的知青一般在生产队开会时过一过堂，大家骂几句就算了。事后有些也想走的农民还会找这些失败者作识途老马，央求他们下次走时带上他。
但插场的“起锚”失败者就悲惨得多了，被抓回来先关在农场私设的牢房里，放出来后再像劳改犯一样被监督劳动。每一个国营农场都会有一批复员转退军人，都会有一批积极分子，他们都会为了争取回城的机会或较好的工作，不放过令他们表现尽忠的机会。插场的失败者被押解回场时，一般会为他们安排一场“欢迎会”，这个“欢迎会”通常都不容易捱过。渐渐地逃亡者也学乖了，再次被抓后，他们都不会报自己真实的原单位，而是乱报一通，当他们被押到别的农场时，接收者一看不是他们的人，便会说送错了再送回去，就这样在送来送去的过程中，被捕者就可觅机逃跑。能逃跑的人都不会回原单位这个火坑，一般都会跑回广州的老家或亲友处，休养生息一段时间后，伺机再起。
我初中同学刘女士和宋女士，1976年秋四人帮倒台前夕从大鹏湾泅水到达香港。我问她们，你们以29岁超高龄又是女的，为什么还要冒那个险？她们说我们能不跑吗！她们都是“黑七类”子女，都下放到海南岛的国营农场种橡胶。两，三年前她们都失败过一次，永远忘不了那刻骨铭心的“欢迎会”，当年的积极分子难道会对女的叛国者起同情心而手下留情吗？更难受的是她们从此成了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劳改犯。1976年秋她们各自与同伴起锚，几经艰辛与同伴失散而独自下了海。大鹏湾与后海湾相比，海面更宽水更深，风浪更大流更急，大鹏湾淹死的人更多。黑夜里在海浪中仅靠香港岸边微弱的灯光为目标向前游，一个浪头打下来人沉下去，几经挣扎再浮上来很容易迷失方向，在海里乱游损耗体力。她们俩几乎是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下的水，又几乎是同一地点上岸，更几乎是一同在海中死去。她们先在山里打了几天游击，已消耗了大部体力，下到海里与海水搏斗了8、9个小时，在海里几番沉了下去都凭着顽强的斗志浮起来。刘女士对我说，天快亮时她已筋疲力尽，这时一个浪头又把她打了下去，在下沉的迷糊中她已经准备放弃生命，就在这时她的脚磕到了海底，这一讯号马上刺激起她强烈的求生欲望，她知道离岸不远了，于是提起最后一口气，奋力向岸边游去。多年后提起那个令她们生死一线恐怖的晚上，她们仍心有余悸。她们下水时不知“阿爷”（毛泽东）已死，上岸几天后四人帮就倒了台，她们都说如果在四人帮倒台前死去，那就真太惨了，如果当日知道“阿爷”死后会这样，那晚可能没有勇气走下海去。她俩由于既是同学，又有几乎一样的遭遇，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更加成为莫逆之交，现在两个家庭又都移民美国同一城市，成为我辈中的一时佳话。
当年起锚的热门逃亡路线还有一条，就是偷渡者先逃亡到澳门，然后再经过亲友的安排，花几百至一千元左右支付给蛇头，坐“蛇船”来香港。当年的澳门由葡萄牙人统治，经济上只靠一个赌业，生活水平比香港低，加上地方太小，所以起锚客一般都只把澳门作为跳板，不会将澳门作为最终目的地，短暂停留后，最终都会到香港来。由于这些原因，中方对澳门的设防要比香港松些，邻近的珠海，中山两县防守没有像宝安县那么严密。当年香港政府规定，凡是已逃亡到澳门的中国人，不能再到香港，一经发现会立即递解回澳门。由于有这个规定，便诞生了“屈蛇”这个行业。先行偷渡到澳门的“蛇仔”，在月黑风高浪大的晚上，在蛇头的安排下在澳门偏僻的海滩，多人挤上一条小渔船。一批人像蛇一样蜷曲着身体，挤逼在船舱里或匍匐在甲板上。蛇头为了多挣钱，通常蛇船都会超载，为了躲避香港水警拦截，蛇船都会绕道风浪更大的公海，“蛇仔”与船主都要冒着随时葬身大海的危险。我校66届初三一个姓谭的同学，就经历了这么一个惊险的逃亡最后一程。幸运的“蛇仔”避过了香港水警，在偏僻的地方上了岸，到香港警察局或人民入境事务处报到申领身份证时，都要作一个直接从大陆逃亡来的故事。通常香港政府对已成功上岸的人士睁一眼闭一眼，除非当场逮住。“屈蛇”这个现象直到中国大陆经济起飞，起锚结束才一并结束。
2010年9月11日于香港
《记忆》2013年2月15日第9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