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奋斗有用吗？在发了2500份问卷、访谈了200人之后，调研最终显示，努力并不能真正改变他们的处境，决定命运的主要是社会因素。
我家小区的保洁老赵，来北京打工了23年，60岁时却没法退休。他未来的养老金每月只有100多元，因此打算打工到70岁为止。
他这代农民工，也是我国“第一代农民工”，生于70年代前，在八九十年代进城打工，不少人务工超过30年。但这8600万余人到晚年，情况和老赵大致相同。
老赵是河南驻马店人，2000年来到北京，那年他32岁，看过门，做过绿化，2007年来到我们小区做保安。如此又过了10年，49岁了，还没攒够钱结婚，一个人住在冬天没暖气、夏天潮湿发霉的10平米地下室。
我知道这些，是因为我当时在报社实习，需要出一篇农民工的稿子，而老赵是离我最近的农民工。
“我7年没有休假，一天工作10小时，一个月2700。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情况，大家都是这样的。”临走他叮嘱，“这几句话你千万不能删”。
不止这几句，关于老赵的整个部分都被删掉了，原因是“负能量”。老赵不符合我们对于农民工生活的美好愿景，但这个人群的实际处境，比我们能想到的还要更糟。
安徽师范大学的副教授仇凤仙做了一项研究。她发了2500份问卷，访谈了200人，想知道第一代农民工老去后如何维生。我在报告的字里行间看到了无数老赵——
当我们热议“延迟退休”，担心60岁不能休息，他们中60.7%只能“干到干不动为止”；
当城市老人每月平均能领到3000元退休金，他们的养老金只有一两百元；
他们都打工超过15年，但到了晚年，一半以上的存款还不到5万元；
他们挣到钱都寄回家里，供孩子上学，但结果，下一代阶层跨越不到20%。
我们更容易忽视的一点是，他们既是工人，也是老人。他们在本该退休的年纪不得不继续努力工作，但结果是，他们既得不到老年生活所承诺他们的，譬如天伦之乐和医疗保障，也得不到工人应有的回报和尊严。
1993到2005，全国城镇职工的月工资提高了1260元，而农民工的增长幅度是：68元。
他们并非不努力，但调研最终显示，努力并不能真正改变命运。仇凤仙最后用“社会脆弱性”来描述他们的处境，即这是一个时代性问题，深受社会排斥性政策的影响，远非个人能决定。
他们的困境，和今天很多人面临的困境惊人地相似，这或许是一个社会中，弱者们常见的命运。
“退休”不存在
现实中的老赵，已经整整两年没有领到过一分钱工资了。4年后，小区取消了保安岗位，于是他就转去做保洁，不料又过3个月，保洁岗位也不给发钱了。
老赵仍然在坚持给小区做保洁，他每天早6点来清理两个垃圾桶，7点垃圾站开门时“永远第一个到”，然后回去清扫6栋楼。为了挣出饭钱，收垃圾时他自己分类去卖废品，每月能卖出600多元。
“你可以不做，但以前的钱他都不给你咋整呢？”他说要耗到拿回工资。
他不是没考虑过劳动仲裁，那是在他没领到工资的第21个月，但他不知道仲裁需要合同，而这份14年的工作从来都没有劳动合同。
因此，这份工作的状态，处在一个薛定谔猫的状态，如果最后他能领到工资，它就是，如果领不到，那就不是。但在老赵眼里，这个“工作”仍然“来之不易”，因为他已经55岁了，在劳务市场，这个年龄只能去做更不稳定的日结工。由于“清退令”的出台，他即将连去工地搬砖也失去资格——政策严禁60岁以上的农民工再进入工地。
老赵不是孤例，站在60岁前后这个坎上，好多农民工为了能有份工作，想尽了办法。
为了在上海工地上找一份工作，一位64岁的农民工办了张假身份证，把年龄改小7岁，结果刚上工两天，就在检查时被抓获。他被罚500元，拘留了1天。
也是在上海，一位49岁的保洁员想跳槽，但总因年龄被拒。她也花300元办假证，把年龄改小11岁，最后被行政拘留5天。
即便工作难找，即便冒风险，第一代农民工大都不打算退休。接受调研的农民工里，76.1%决定60岁以后继续在城市里打工。
他们并不具备退休享福的条件。城市里的老人有养老金保底，平均每月3000元，在第一代农民工群体里，这个数字不到300元。即便如此微薄，也只有65%的人可以领到。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年轻时顾不上考虑晚年，只能把工资用在当下。2009年养老金政策出台，35%的人不相信或不理解这项政策如何与自己的未来有关，于是没有参保。他们60岁后只能领基础养老金，每月仅100多元。
参保的人也很少能搞明白养老金是“多缴多得”的。一位45岁工人已缴了11年养老金，但其实一直按低档缴费，60岁后每月只能领195元。他在得知这个数字后问，这有什么用？第二句：我交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一个月就拿这点钱？
为了领到较高的养老金（每月600-700元），一位女工需要在60岁时一次性补齐此前15年的保险费，共8万元。她凑不出这笔钱。她每月只挣几千元。“都让我交养老保险，我吃什么呢？”她决定放弃，继续做环卫工人。
这些农民工也没有什么存款。接受调研的人里，接近一半（41.22%）打工超过20年，但是超过一半（55.2%）存款不到5万元。
他们只能继续工作。但市场和政策限制，却让他们随年龄增长，越来越挣不到钱。
50来岁的农民工还可以在建筑工地上找到日薪300元的活儿。虽然“一天不能坐”，有人喊一声让拎泥桶、搬木头，就要立刻去帮忙，很多人还会自愿加班多挣些钱。一位山东56岁的工人最多一天干14小时，有时加班一整夜，第二天白天还能继续干。
当年纪超过60岁，他们连挣这份辛苦钱也失去资格。近两年，各地出台“清退令”，严禁60岁以上的农民工再进入建筑工地。他们只能转去做绿化、保洁、仓库管理员，薪水不到工地上的1/3。
再超过70岁，他们在城市几无生路了。一位农民工71岁被迫回乡，在村里帮忙盖房子，工钱一天100元。75岁时，一家劳务中介下乡招保洁员，工资一天110元。虽然只多10元，他还是去了，69岁的老伴刚做完胆结石手术3个月，好在也能干活，两人收入加一起就有200多元。
从此他带着老伴，每天早6点坐1小时车进城，到一处工地上倒垃圾、扫地，下午4点再坐车回乡，一周干7天。他说：“能动是福气，不能动就可怜了。”
工作、收入被时代限定努力也存不下钱
第一代农民工大多在80年中期、90年代初进城打工。他们最能挣钱的青壮年时代，恰好是城市发展最快的三十年。但时代红利为什么没给他们带来好处？他们打工半辈子，为什么还是没能存下钱？
我们来看看这三四十年间发生了什么：
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第一代农民工开始进城，在1989年创造了第一次“民工潮”。同年，各地开始清退农民工。
1990年，北京要求清退25万人，所有单位、企业都要每月填表报进度。那时，“民工潮”冲击了城市管理，同时城市正面临下岗潮，城里人也要再就业。农民工成了城市的“麻烦”。
三四年后，市场经济体制逐渐确立，城市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他们又被允许进城了。两三年后，他们再一次遭清退，因为城市又面临大规模下岗。
但他们不懂政策，不知道自己被“清退”过，只知道有天被开除后就很难再找到活。一位89年开始外出务工的农民工记得，找不到活，他就在桥洞住了一个月，自己带被子。
90年代末到20年代初，城市对农民工可以参与的工种也有限制——
在上海，全市三类工作中，只有一类“允许考虑”使用外地劳动力，前提是招不满本地人；
在北京，全市8个行业、103个工种，都不许雇用外地劳动力；
在青岛，市属企业每招一个外地人，还要交50块钱；
他们甚至无法像后来的农民工那样进入工厂做流水线（很多工厂也仅限本地户籍），他们能做的都是本地人不愿干的，建筑业和人力装卸。这些活很多是“黑工”，他们中21%遭遇过欠薪等权益侵害。
涨薪更无从提起。在改革带来红利的12年，1993到2005，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月工资只提高了68元（而全国城镇职工平均提高了1260元）。考虑到通货膨胀，相当于他们在黄金年龄段，一直被降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