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罗网记者秦瑞报道/习近平7月11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全面深改委第二次会议，其中谈到农业时，习近平强调要“以处理好农民和土地关系为主线”。各种迹象显示，中共正在走“人民公社化”的老路，而历史性的悲剧可能再度重演。
习近平在会上讲话中涉及所谓“构建新发展格局”、“农村改革”、“高等学校、科研院所薪酬制度改革试点”、能源等多方面问题。
其中，习近平在谈到农业、农村问题时强调，要“以处理好农民和土地关系为主线”。还说要落实二十大对深化农村改革的部署，“加快推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攻坚突破”，以及“允许和鼓励不同地区因地制宜探索，...对探索创新中遇到困难的要及时给予支持。”
其中的“攻坚突破”、鼓励“探索”、对遇到“困难”的给予支持，读之令人担忧。
因为中共对于其夺取政权之初的大跃进时期的定性，称之为“艰辛探索”。就这样一句“艰辛探索”，三年大饥荒中数千万饿死的民众，不仅没有提到，中共还摇身一变，成了没有功劳还有苦劳、饱受艰辛的英雄。
因此，当中共再度强调“探索”、强调“攻坚”，再结合中共农管不断曝光出的种种恶行，不能不让人担忧历史重演。因为当年悲剧发生的各种要素正在具备。
而这句“以处理好农民和土地关系为主线”，也让人想起中共二十大报告中的一句话，“鼓励依法自愿有偿转让”，根据历史来看，所谓的“依法自愿有偿”完全就是一句空话，农民的利益根本无法保证，无数的问题恰恰由此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中共各级党组织、农管将要起什么作用，完全可以想象。
中共二十大报告中，还说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所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就包括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等。
中共的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是造成大饥荒的直接原因。
在共产党国家，不仅仅是中共国，苏联也曾出现过大饥荒，而造成大饥荒的原因，同样是他们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曹维录在其撰写的《苏联历史上的大饥荒》一文中介绍说，
”前苏联的大饥荒发生在１９３２年至１９３３年间，但其直接原因可以追溯到１９２９年。在前苏联的‘一五’期间，斯大林强制推行农村集体化运动，‘将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斯大林语）。
当时被当作集体化的敌人消灭的不仅是富农，还有那些反对集体化的农民，甚至贫民和一些常去教堂作礼拜的人。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克格勃）对那些不愿意搞集体化的农民户主实行大逮捕，后来这些都被枪决了。
到了１９３０年初，国家强行把几千户‘富农家庭’装上运送牲口的平台火车，拉到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地带，任凭他们死活。为完成这次一千多万人的大迁移，国家专门招募了两万五千多名年轻的党员，经过两周的培训，组成‘二万五千人大队’。这支大队专门负责迁移‘富农’和组建集体农庄。大队的成员残忍、冷酷而又干劲十足，把被他们管理的农民当成’制造反革命阴谋、意在阻挠社会主义胜利的阶级敌人‘，他们毫不怀疑自己工作的正义性，’用机枪围住村子……只管朝一大群农民开枪‘，认为自己’是看不见的战线上的战士……是在同富农和破坏分子战斗‘。”
１９３０年的３月初，“二万五千人大队”把一半以上的农民赶进了集体农庄，他们把村子搞得一片混乱，民不聊生，民愤越积越大，四处潜伏着反抗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只好下令停止集体化行动，他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假惺惺地指责工作人员没有实行‘自愿’的原则。在此之后，集体农庄减少了一多半，但是在庄家顺利收割之后，集体化运动就又一刻不停地开始了。“
而集体化和急剧扩大的余粮收集是造成前苏联大饥荒的主要原因。
文章说，这次饥荒就是在整个欧洲史上也是空前的，１９３２年至１９３３年间，有七百万人死于饥荒。
在苏联历史上，先后发生过三次大饥荒。时间分别是1920-1922年、1932-1933年和1946-194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