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事的吊诡之处在于，一个以"激进"为旗帜甚至噱头的左翼团体，除了空谈某某激进左翼的哲学家说过什么，并不真心地对激进左翼理论的应用产生"兴趣"。至少，真正的激进左翼，是绝对不会对自己所处国度的"人民"的苦难视而不见的，除非激萌能够让人信服地证明，"低端人口"、毛左青年、受到骚扰的女性和被打压的学生，都不属于"人民"。
倘若上面所说的一切尚属"可以原谅"，那吴冠军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那篇《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则彻底撕下了激萌的"激进"伪装，露出其国家主义者的狐狸尾巴。这篇一千字的党八股，从头到脚没有任何一句话一个词能体现一个哲学学者的素养。发出来之后，吴冠军不无得意地转发到华师政治系的教师群里，大方地接受同事们的祝贺，因为发一篇《人民日报》相当于发一篇权威期刊。看到网上的风向不对，他赶紧在朋友圈辩解说，这里面有不少句子被编辑删掉，他也没有办法。有朋友建议他将原稿发出来以正视听，他没有回应，不了了之。他又接着发了几个微博澄清，说"人民"概念在阿甘本、巴迪欧和拉克劳的理论都有重要的地位，他的这篇东西，并没有违背他的初心。
事情发展至此，已经十分尴尬了。为了不让吴冠军觉得自己孤立无援，蓝江和夏莹发了朋友圈，力挺吴冠军。蓝江认为这篇文章并不能代表吴冠军的所有学术，夏莹则"重新定义"了"激进"："所谓激进，绝不意味着无条件地与主流对抗（和）盲目的行动，它仅以彻底性的批判揭示隐蔽在日常繁华之下的不可见的平庸之恶，于是，一个影评，一种研究，之于学者的我们，都将是一种激进的（彻底性的）姿态。"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激萌的"激进"，只针对"不可见"的恶，不针对"可见"的恶，只针对"平庸之恶"，不针对"滔天之恶"。运用到吴冠军的文章上，大概是说吴骂骂脱离群众的官员，本身就是"揭示隐蔽在日常繁华之下的不可见的平庸之恶"，已经非常"激进"了，大家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在吴冠军发表文章之后两天，蓝江做了关于"五月风暴"的演讲，再次声明他对反抗行动的肯定。蓝江没有看到，此国真正的激进左翼，并不在他自己和他的同伴之间，而在被他屡次忽略过青年行动者之中。
这一波的青年行动者，大多来自左翼，至少是自由左翼，他们的破土而出，有诸多方面的原因，但正如1968"五月风暴"的原因一样，至少不能轻易归纳为经济方面。从长远来看，中国阶级结构的变化当然是主要原因之一，曾经作为国家主人的工农阶级，如今沦为弱势群体，而国家并无相应法律政策来重新保障工农的权益，对于争取这些权益的行动，当局也是以镇压为主。另者，当局在意识形态上的"左右为难"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为了缓解矛盾，官方对马克思采取了名扬实抑的态度，引起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满，并将官方的马克思主义称为"皇马（皇家马克思主义）"，与之划清界线。
自2012年以来，国内出现诸多的新的状况，他们也有可能促进了这一波青年行动的产生，这些状况包括：以学者、媒体人、维权律师、NGO公益人士为代表的自由派被打压之后，留下了不少话语和行动的真空，急需填补；以"女权五姐妹"为代表的新一代女权主义者，以更加大胆，更有策略的传播方式，懂得利用新兴媒体和流行符号，为社运注入了不少新的元素，也影响了后续的青年行动者；各种左翼社团，利用与官方意识形态相近的便利，在大学悄悄兴起，并迅速形成了自己的网络。在国际方面，BLM运动和Metoo运动当然不容忽视，在欧美各国的中国留学生，也越来越愿意将国外的理念、学术、事件报道，通过微博、微信和知乎传播到国内，某种程度上为这一波的运动奠定了一定共识。
粗略来说，这一波青年行动者有以下的一些基本特点：
首先，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感要高于对传统的自由主义。作为"女权五姐妹"的大兔，不仅自认"左翼女权"，也曾多次关注女工的权益，并用马克思的理论来批判血汗工厂。张云帆曾是北大马克思主义学会的会员，在北大做过后勤工人的调查报告，在广告工业大会给"大哥大姐们"组织红歌合唱队和广场舞。而北大约谈事件中的岳昕，也一样提到自己受到张云帆的女友顾佳悦的影响，她在几篇自述之中，字里行间可以看得出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我因为是北大的学生，仅仅做了一件普通的事情，就意外获得了这么多注意力资源，与此同时，正在抗争的工友们，获得的注意力资源却很少很少；如果我不能和工友们站在一起，无疑是对本应属于工友们的注意力资源的盗窃。"
其次，这一波青年行动者，对女权主义也有高度认同。发起"米兔在中国"的海外留学生七七，本身就是做性别研究的。被约谈的邓宇昊，正是因为要求北大校方公开沈阳事件的相关信息，而沈阳事件，正是中国Metoo运动的其中一个案例。在大兔被公众号"酷玩实验室"污蔑为受到"境外势力"操纵，张云帆和顾佳悦立刻在网上发图对大兔进行声援。滴滴顺风车杀人事件关乎女性人身安全，798事件关乎女同性恋者的权益，同样在所有青年行动者之中引起义愤。
一些自由主义的元素，在这一波行动里，依然有所保留。张云帆被释放之后发了一篇自白书，里面写道："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的社会问题，都会有人对问题的解决之道提出各种各样的看法，这难道也是一种罪过？这是权利！宪法赫然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若言论有'过激'，那'自由'毫无意义！"在过去二十年间，不知有多少自由派说过类似的话。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张云帆自称"毛左"，但他和传统意义上的"毛左"并不完全一样，他对文革的语言也并不热衷。另一位著名的"毛派"李北方曾经将Metoo运动斥为一场"白左"运动，而支持Metoo运动的张云帆，和李北方肯定算不上是同一类人，即使他们都认同着某个一样的符号。
这波运动，还有一个隐而不彰的共同点，就是反官僚主义。张云帆事件中，番禺警方罗织罪名的做法在左翼青年之中引发了相当多的不满。2017年12月8日，孙婷婷被警察找上门，她要求他们出示警官证和搜查证，后者不为所动。他们把她带到小谷围派出所，询问她关于广工读书会的事，她说自己并不了解。派出所的所长对孙婷婷说："你不说是吧？你死吧！那先随便安排个罪名，关进去再说！"这些官老爷作派，加上孙婷婷后来在看守所里所受到的非人虐待，更是激起了青年们愤怒的声讨。北大约谈事件的发酵，和北大校方的官僚主义也分不开。邓宇昊被约谈之后，岳昕等人连夜去搜寻他的下落，在交涉过程中，青年们向校方提出了一系列要求信息透明、程序正当的要求，遭到校方推诿。后岳昕的辅导员叫来岳昕的妈妈，以遭到"境外势力"操纵等莫须有的理由，将岳昕软禁在家。北大校方的蛮横无理，召唤来了一张"两个北大"的"大字报"。
这波行动尚未结束，我们不知道它会将我们带往何处，但仅就目前青年们展现出来的胸怀、担当和勇气，就足以让伪激进的左翼知识分子羞愧至死。然而，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批判阶段，我们必须分析，出现这种左翼内部的两极分化的现象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在1968年的学生运动中，老师与学生分道扬镳的情况并不罕见，上一辈的学院知识分子，即使认同左翼，跟不上学生激进的步伐，也实属平常。我们前面说到的阿尔都塞和巴迪欧两师徒，也只是因为哲学理念不同而江湖再见。
除了部分归因于双方的政治德性，以及一些学院知识分子的既得利益身份，我认为，出现这样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官方意识形态与现实的断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正如我们前面所说，中国的阶级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在1978年以后，中国将毛主义的意识形态逐渐修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适应中国社会的新情况，但"中特社"的一个基本预设在近十几年来遭遇巨大的挑战，那就是"共同富裕"。现任领导上任以来，一方面进行"政治改革"（非自由主义的），另一方面也在积极构建新的意识形态，以弥合这种意识形态与现实的断裂。十九大之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高高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大旗，但就其实质而言，与马克思最核心的理念已经大相径庭。可以说，这是一项未竟的意识形态工程，当局只是指了一个方向。
在这个过程中，一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成了当局招揽的对象，当局既不肯放弃马克思主义，但又无法完全地回归"初心"，如果西马里面有人能帮当局杀出一条血路，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一方面名正言顺，马克思主义的牌子完好无缺，另一方面凭着这些西马学者在年轻学生中的影响力，还可以收编新生代的激进力量。与此同时，一些中国的民间马克思主义者，对当局这种毫无诚意的"不忘初心"坚决不买账，并不惜与这种国家主义决裂，郑姿妍去年在土逗公社发的《中国左派的国家主义：从何而来，向何处去》，以及激流网最近发的《鼓吹国家主义的"左派"是马克思主义者吗？》，都是这种立场的体现。
从意识形态学来说，吴冠军发在《人民日报》的文章，以及他的《"群众路线"的政治学》，再加上《"人民"的悖论：阿甘本问题与"群众路线"》，都是不合格的产品，显然写惯娱乐化学术语言的吴冠军，难以驾驭死板又暗藏机关的党八股。从后续引发的反映来看，吴冠军无法暮登天子堂，倒很可能成为这个失败的意识形态尝试的众多炮灰之一。不难预见，未来的意识形态战争（也就是我以前说的"精神内战"），很可能就是围绕着马克思主义这个战场展开的：一边是国家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边是反国家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边是当局的意识形态工程和它的御用文人，一边是受到马克思启发的青年行动者，一边是高墙，一边是砖头，高墙是砖头做的，砖头也可以砸烂高墙。
这一场战争，看似和自由派没有关系，但除非选择移民，否则一个自由派将难以避免在国家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反国家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间选边站的问题。有的自由派会认为，目前的抉择好比国共内战时期一样，选了共产党一边的，大多都后悔了；现在的政权并不比当年的国民党要更糟，在国际地位方面，如今的中国要比49年前国民党统治的中国要高得多。自由派为什么不能站在皇马那一边呢？说不定它还有改革的可能。这种想法的错误不仅在于，将当下反国家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49年前的共产党类比是不恰当的，最重要的是，它还忽略了一个政治现实。
中美就经贸磋商发表联合声明之后，有传言说防火墙将被迫打开。这种说法尚未被证实，但其可能性的存在，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强大，首先是中国政府的强大，并不是人民的强大。中国的强大，也不一定会让人民受惠，比如说，如果中国足够强大，那就不存在迫于美国的压力打开防火墙的问题。一百多年来，许多仁人志士都认为只要祖国强大了，中国人就再也不会受到欺负。其实祖国强大了，很可能祖国欺负自己人民的时候，就再也没有别的国家敢说什么了。
有理性、有血性的自由派，应该认清自己的敌人是国家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应该坚定不移地站在反国家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边，一同去争夺每一个战场上的胜利。
"五月风暴"，也只是其中一个战场而已。
